冯敏飞

隐士之多与少

魏晋南北朝那个乱世，给历史留下的主要文化遗产是“名士”。所谓“名士”，指有名望却又不愿做官的人。网上曾有个热门帖子《我最愿意生活的十个朝代》，竟然将东晋列为其一。书圣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居山阴，突然想念友人戴逵，便冒雪连夜乘船前往。天亮到戴家门前，却连门都没敲，转身就走。王献之说：“吾乘兴而来，兴尽而去，何必见戴？”那帖子写道：“这就是名士风度，以心照不宣为特征。在人际关系复杂化的今天，我有理由怀念这个时代。”原来如此！

我印象比王献之、戴逵更深的，是诗人与音乐家嵇康。嵇康是“竹林七贤”领袖人物，也是玄学代表人物之一。然而，天妒英才。他娶曹操孙女（或曾孙女）为妻，并在曹氏政权当过官。司马昭想拉拢，他不给面子。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他，也是热脸贴冷屁股。友人被诬不孝，他却出面辩护。于是，司马昭顺手将他扯到那友人的案子当中，并处斩。刑场上，3000太学生请求赦免，当局拒绝。他本人泰然自若，唯索琴一张，在高高的刑台上，面对成千上万前来为他送行的人们，弹奏了最后一曲《广陵散》。弹毕，从容引首就戮，年仅39岁。仅从嵇康临刑弹《广陵散》这个细节看，我觉得司马氏们不算最黑暗。

萨特说“他人即地狱”。其实中国人领悟此理更早得多，自古就有人不愿为官，包括帝王这种职位。早在“尧舜盛世”，传说那么美好的时代，尧却连王位都差点“禅让”不下去。东汉末，有个十几岁又没文化的乡下人刘盆子，只因为他姓刘，有血统可利用，被赤眉军拥为皇帝，可他没当几天，就当众跪下哭着求情：“请各位饶了我吧，我实在不想做这皇帝了！”

孔子是不赞赏隐逸的。在那丧家犬一般狼狈的流浪途中，他遇过几个隐士。有的隐士嘲讽他，有的边敲盘子边高歌：“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弗谖。”意即隐士逍遥自在，发誓永远不走出山窝，也不透露山里有多快乐。孔子明确说：有些人躲在山里跟鸟兽往来，我孔某做不到！那些隐士，国泰民安的时候，我可以跟他们做朋友，但现在不能。我不能像他们那样！正因为天下太乱，需要匡济，我不能躲！我知道这天命太重了，可我还要硬着头皮去担当，这就是我跟他们的区别！

那么，后世儒家却为什么千百年歌颂隐士，引以为荣呢？比如那位自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他对严子陵非常崇拜。严子陵即严光，年轻时就有名望，与刘秀、侯霸等人同学。王莽称帝后，多次邀严子陵为官。他不为所动，隐名换姓避居乡间。刘秀击败王莽后，为了培养重名的社会风气，对于王莽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礼聘，表彰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刘秀派人到处寻找严子陵。得知他披着羊皮隐居于江边钓鱼，即派员带着厚礼去邀请。一连三次，严子陵推诿不过才到京城。然而，当他看到侯霸那样无德之辈居然也当上丞相，便不肯同流合污，不辞而别，悄然隐居于桐庐。范仲淹因废后之争受贬到睦州，路经相传严子陵钓鱼处的严陵滩，感慨不已，当即写下一首绝句：“光为功名隐，我为功名来。羞见先生面，黄昏过钓台。”范仲淹虽然觉得无颜见严先生，但还是着人在此建祠，并撰写碑文《严先生祠堂记》，最后一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讴歌隐士，说透了是为自己鸣哀。北宋寇准平步青云，官至宰相，春风得意时不太可能在意隐逸。后来一贬再贬，途中写一首《题驿亭》：“沙堤筑处迎丞相，驿吏催时送逐臣。到底输他林下家，无荣无辱自由身。”至此，寇准才惊讶于自己不如那些隐士。最后，他病死于贬所雷州，其妻宋氏奏乞归葬故里，仁宗虽然准奏，但所拨经费有限，灵柩运至中途就用完，只得寄埋河南巩县。从这点来看，最终还是不如那些隐士！

古人称颂圣明之世，常说“野无遗贤”。如《尚书·大禹谟》：“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蒋星煜在他《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认为：隐士“是中国社会的特产”，特征是“清高孤介，洁身自爱，知命达理，视富贵如浮云”，其风格和意境“决非欧美人所能了解”。但他也不赞赏隐逸，这本小书结束语旗帜鲜明：“勇敢地生活，不做隐士。”这书从正史统计分布于嵩山、武夷山、天台山等地著名的隐士218名，其中先秦6人、汉6人、三国2人、晋22人、南北朝15人、隋6人、唐52人、五代14人、宋56人、金6人、元15人、明13人、清5人。令我瞠目结舌的是：唐宋多达50余人，而清朝仅5人，不足1/10！按理说，随着宋朝之后总人口及其读书人大增，隐士也应相应增多。以“野无遗贤”的标准衡量，岂不是说清朝比唐宋更圣明？如果再考量一下人口猛增的因素，以百分比计算，清朝的隐士更显得微不足道。

唐朝那么灿烂辉煌，首先取决于她博大的胸怀。到中期，她还能容忍李白。你知道李白多不“自量”吗？他胆敢到处放肆地喝酒，喝多了公开写诗“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胆敢自居天子之上。大臣更不在话下，像高力士那样的实权人物，李白胆敢假装酒醉要高公公大人帮他脱鞋。“安史之乱”时他真是醉糊涂了，胆敢站队到造反的永王李璘那里去，但结果也只是流放夜郎西继续追仙，而且途中就被赦还。只是到末世，大唐才变得鸡肠小肚。朱全忠变成全不忠灭唐前一年的一天，西北方出现彗星，占卜的人说：“君臣有难，当诛杀祭天。”当然要杀臣保君，而不是相反。朝中大臣、豪门贵胄、文人学子和名节人士30余人被押到黄河边，一夜杀尽。朱全忠的谋臣李振曾经多次名落孙山，对科举出身的人嫉恨得要死，将那些尸体扔进黄河，咬牙切齿说：“这些人自诩‘清流，现在让他们变浊流！”

不能说有做隐士自由的时代都是好时代，但是连做隐士自由都没有的时代，肯定不是好时代。朱元璋夺取政权后，征召读书人出来做官做花瓶，不去的绑着、抬着也得去。江西贵溪的夏伯启被征，但他实在不愿意，便把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砍掉。因为残疾人不能做官，他想钻个空子，可惜逃不过。朱元璋大怒，将他五花大绑到京城，亲自审讯。朱元璋怒斥：“想想你当年到处逃命，命若悬丝。如今恬然安逸，过上幸福生活，靠什么？靠的是君！我就是你的再生父母。对再生父母，你却把手指砍掉，不想為他所用，留你这样的人干什么？我要斩了你！”这话原文在《大诰三编》。

后来，朱元璋还撰写过一篇《严光论》，说严光即严子陵们从不想一下，如果没有君王的恩典，怎么可能享受安宁！假使刘秀没有平定赤眉、王郎、刘盆子那些人，天下大乱，严光之流能上哪里去垂钓！朱元璋怒斥：“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如严光之徒！可不恨欤！”幸好严光没活在明朝，否则他可能寿终正寝，并让皇上赐钱谷安葬吗？幸好范仲淹没活到明朝。他要是活到明朝，还敢为“严光之徒”建祠写碑文吗？敢吹牛“宁鸣而生，不默而死”吗？

朱元璋为自己辩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他的逻辑：你不忠效于我，我杀你理所当然。难怪明朝的隐士比魏晋还少。

那么，明朝的隐士为什么会比清朝多些呢？我家乡福建泰宁旧县志《隐逸》传明朝8人，其中5人是因为改朝换代。比如举人邱嘉彩，清军入闽后携家眷隐居于现金湖边的肖岩，题联曰：“尺地可安，幸妻孥能偕隐；高天堪问，与日月以争光”，长达20余年。附近还隐有他的师友肖士骏、李向奎，非着明时衣冠不往来。而清亡后，连辜鸿铭那样的“遗老”也没隐。从这个角度说，“野无遗贤”是有道理的。

清朝在全盘继承朱元璋知识分子政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三管齐下——

一是强迫你做花瓶，不许隐居山林。如受聘于三立书院的傅山，明亡后出家为道。为泯灭亡明遗老的反清意识，也为了体现“野无遗贤”之盛世，康熙诏令三品以上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当地举荐傅山，他推辞。地方官将他强行推上桥子抬到北京，他割静脉，自杀未遂继续称病，拒绝入宫。康熙则特别免他入场考试，直接授官“内阁中书”。

二是诱惑你做鹰犬，鼓励读书做官。越来越多读书人唯求早日入官，甚至不惜铤而走险，由提着脑袋反清复明转为削尖脑袋投清廷怀抱，考场舞弊成风。读书人作弊是很耻辱的事，真难以想象清朝怎么会有那么多科场弊案。清朝的知识分子都入官了，都去研究字形字义一撇一捺怎么写，都忙着从统治者那里分点残羹冷炙荣宗耀祖，而不再清心寡欲，不再追求独立的人格，不再穷究真理，也不再为民请命。

三是严禁你不同调，否则身败名裂。隐士与山民有着质的不同，一肚子诗书，可以自绝于富贵，難以不吟风咏月，清时风花雪月却也可能惹杀身之祸。钱名世只因为曾经收受同学年羹尧8首诗，年羹尧被赐死，钱名世受诛连。雍正免他死罪，革职逐返，却创造性发明一招：亲书“名教罪人”匾额悬挂在他家大门上，要求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他家检查该牌匾是否悬挂，又命385位文臣前往参观，要求写诗著文声讨他的“劣迹罪行”。这些诗和文章经雍正亲自审核通过后，汇编成《名教罪人诗》一书，用上好的宣纸刻印，刊行全国，让钱名世生不如死，让大家接受深刻的教训。

专制之下的知识分子是最痛苦的，心没黑得说昧心话，不是哑巴的装哑巴，睁了两眼得装着没看见，想躲也躲不开，死了还可能遭鞭尸……

如此，能剩几个隐士？

原来，隐士少比隐士多更悲哀！

孟子倡导读书人的理想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实，在那几千年当中，除帝王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兼济天下”，但有可能“独善其身”。而到明清时代，连“独善其身”也不大可能了。范仲淹一生践行“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理念，到清时最受宠的汉族儒官张廷玉那里，人生信条却变成“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呜呼！

俗话说：“惹不过，躲得过。”躲也躲不过，那只有绝望。

不过，隐士之多少实际还得考虑用人制度的因素。宋之前以推荐为主，隋唐虽开始科举但推荐色彩还较浓，有些人就以种种手段制造美名，所谓“终南捷径”就指唐朝通过隐逸炒作引起官场注目。北宋开始科举制日益完善，以考试为主，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现实，而这些读书人如朱由检所揭露“居官有同贸易”，非常讲求现实，一般不再迁就于理想。古人说“大隐隐在市，小隐隐在山”。白居易又发现最好是“中隐”，就是做个地方官，或者在朝中做个清闲的散官，边官边隐，似出似处，若即若离，既有世俗的享乐，又有隐逸的妙趣。官场“中隐”多了，山里“小隐”自然减少。显然，这也是令人悲哀的。

武则天那无字碑该补何字

我总觉得，后儒必须向女人道个歉，因为在1000余年前那漫长的历史当中，他们伙同官府对女性越来越压制。宋儒司马光主张：女子6岁开始学妇人行为规范，7岁读《孝经》《论语》，9岁读《列女传》《女戒》，但不许她们吟唱、作诗和弹琴。朱熹更甚，他“主薄同安及守漳时，见妇女街中露面往来，示令出门须花巾兜面。民遵公训，名曰公兜”。如果哪个帝王推广了司马光、朱熹们这类举措，女人都不歌舞，出门戴面纱，手不露腕行不动裙，那样的中国会可爱吗？如此，必然也将或多或少影响帝王们的审美，难怪他们不肯推广。但是，“三纲五常”之类是越来越受他们重视了，欠下了中国女人一代又一代滔滔的血泪账。

其实，孔子本人非常可能并不轻视女人。尽管他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胡话，我不想为其字面意思狡辩，但我想任何话的语言环境不可忽略。《论语》偏偏都是断章取义，难免分歧。

中国历史上不允许女人染政，可是中国政治常常得靠女人挽救。那么多娃娃皇帝，如果皇太后们再不干政，更不知多少动乱。李零说：“古书常以女娲贬低妇女，但各朝的开国之君往往都得益于妻族和母姓。”孔子列举治世能臣十人，第一位便是“文母”，即周文王之妃。姬静死里逃生，偶然成为周宣王，可他并不珍惜，沉湎后宫，疏于朝政。幸好他有个好妻子姜氏，深明大义，摘掉耳环簪子请罪，说她让周宣王起了淫逸之心，将导致天下大乱。宣王听后大为感动，从此勤于朝政，开创“宣王中兴”盛世，并留下一个“姜后脱簪”典故。可后来，或许红颜易老之故吧，姜后魅力不再，宣王的“妻管炎”痊愈，他又变得贪图享乐，过于好战，朝政重现危机，贵族们用脚投票，十余年后便亡国。

还有值得一说的是南子。孔子去见卫灵公夫人南子，因为南子“作风问题”名声欠佳，子路有意见，孔子只得跺着脚发誓清白。《论语》记载，孔子曾骂卫灵公“无道”。可是《孔子家语》又载：鲁哀公问晚年孔子：“当今天下，你看哪位国君最贤？”孔子回答：“最贤的我没见过，比较贤的应该算卫灵公吧！”哀公大吃一惊：“听说灵公夫妇淫乱不堪，还比较好？”孔子原话说：“臣语其朝廷行事，不论其私家之际也。”这就是说不以私生活否定政绩。由此可见，孔子有挺开明的一面，并没有将女人视为“祸水”。他如果活到现代，以这种政见去法国竞选，很可能成功，信乎？

后来，仍然时不时出现女中豪杰。如刘邦夫人吕后，在刘邦发迹之前及死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窦太后、冯太后及萧太后等等，武则天则登峰造极。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认为：“以辉煌的大唐帝国之名而闻名于世的这个漫长的时代，实际上绝非一马平川的坦途。在这种曲折蔓延的起伏当中，其前半段值得大书特书的乃是武后这位女性的出现。”大唐近300年，武则天实际执政近50年。武则天辅政与称帝期间，敢想敢干，掀起了一场“武周革命”：

——生活上：唐开国3个皇帝中有2个成为她的丈夫，其后17个皇帝都是她的子孙。此外，她还敢几乎公开地享有“面首”。

——政治上：她敢于“革唐命”而开创一个“周朝”（她说武姓源于周文王），并模仿周朝的官职称号、建筑、典礼和历法。她直接称皇帝，长达15年之久。但没有两汉后期那种可怖的外戚之患，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说，“武则天发挥了平衡作用，她利用反对派力量来抵制武氏家族的政治野心”。她的政见与王莽非常相似，但比王莽成功多了！

——文化上：她首创“殿试”，即将举子召到御座前，由她亲自策问。有个叫员半千的考中进士，迟迟没等到官位，便越级上访，以责备口吻说：“陛下何惜阶前方寸地，请召天下才子三五千，只要一人在臣先，陛下斩臣头，粉臣骨，悬于都市，以谢天下才子。”这家伙想当官想疯了，胆敢请武则天选几千才子来挑战，无异于骂她不识才。如果在其他朝代，砍他三个头也嫌少。武则天却召他入宫做奉阁舍人，专门起草中央文件呢，一个女人的胸怀豁达如此！

——经济上：钱穆在《中国经济史》中写道：“盛唐时代之富足太平，自唐太宗贞观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历时100余年，有一番蓬勃光昌的气运……此后虽衰落，但藩镇之殷实富厚，仍是远非后世所及。”

——军事上：隋朝征战4次、李世民征过3次的高丽，终于在她手上被灭。这样，唐代版图增至最大，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一说里海），北包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山，大约1240万平方公里，并维持了32年。

之前有“贞观之治”，之后有“开元盛世”，武则天承上启下，被誉为“武周之治”。黄仁宇评论：“武后的革命不能与我们今日所谓的革命相比拟……迄至武则天御驾归西之日，她的帝国没有面临到任何真实的危机。”

历史上，如当时文豪李白、明朝思想家李贽、清朝史学家赵翼等，都对武则天予以高度评价。

当然，抨击她的人肯定更多。历史上攻击女强人最常用的一个词：“牝鸡司晨”，语出《尚书·牧誓》，够悠久。从此，哪个皇后涉足政事，哪家婆娘嗓门大了些，都要被骂“牝鸡司晨”。明代学者胡应麟甚至连那个时代都骂成“牝朝”。最大問题，无非是女人不该当政。至于武则天的具体“罪状”，无非两条：

——乱臣贼子：北宋名臣鲁宗道说她：“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在那几千年当中，有哪一个开国帝王来源干净“合法”？为什么苛求她呢？实际上，“她的帝国没有面临到任何真实的危机”，表明当时朝野并不太在乎谁当皇帝。这点很可能出乎现代人的想象，但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王莽改制成功也充分说明这一点，以后失败另当别论。其实，宋之前的中国人并不太保守。

——专制残忍：学贯中西的文人林语堂在他的历史小说《武夫人——一个真实的故事》中，甚至将她与斯大林、成吉思汗相提并论。确实有一度，她曾任用酷吏，鼓励告密等等，在当时看也太过了些，但并没有超越“霸王道杂之”的范畴，只不过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还有一点不可忽略，其间年号改了16次，每次都有大赦。

《哈佛中国史》认为“关于武后的活动我们只掌握了很少的可靠且有用的资料”，其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记录都是男人编著的，他们不仅是其政敌且将其政治生涯视为对自然的扭曲”。《剑桥中国隋唐史》在全面分析武则天作为之后指出：

中国传统史学家称468-705为“武韦之祸”，是“欠公道的”。因为首先，它忽略了武后篡位前所取得的成就的意义。其次，没有确凿证据能说明在她执政最后几年以前，政府受其统治作风的危害。第三，武后时期农民生活比史学家经常断言的更为良好。在人民中间，她可能是得人心的。只有很少的中国统治者，其生日能像武后那样在农村节日中被人纪念至今。本书认为，武则天之受谴责，原因在于她的许多行为不符合儒家准则，如沉溺于佛教，延长服母丧期以提高妇女地位，派武延秀至突厥与默啜可汗之女结婚等。

这里所说武则天被人纪念，指“女儿节”。中国“女儿节”不少，最著名是武则天出生地——今四川广元，唐代晚期形成一种民俗，女性在武则天生日那天华服出游。1988年广元市人民政府恢复这一民间节日，定名 “女儿节”，日期为公历9月1日。此外，还传说武则天九月初八出生于今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感业寺一带，后来又于九月初八出该寺回宫。那一带，自古有九月初八女儿节活动，人们带着女儿来祈福。这至少说明：两地的百姓千百年来以武则天为荣。吴晗曾具体辩护：

不说别的，单就她在位时期，文献上还没有发现大规模农民起义的记载这一点来看，和历史上任何王朝，任何封建统治者统治时期是有所区别的。这一点说明当时的人民是支持她、爱戴她的。宋朝人修的《新唐书》骂她骂得很厉害，但是，宋祁在大骂之后，也还是不能不说一句公道话，“僭于上而治于下”。从今天来说，僭不僭不干我们的事，“治于下”三个字却是武则天的定评。我看，评论武则天要从这一点出发，也就是从政治出发。从她当时对老百姓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出发，她对产生的作用是推进还是阻碍出发。

所谓“僭于上而治于下”，就是说尽管武则天朝中血泪飞溅，朝外还是太平安宁。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史上常见娃娃皇帝或是庸君治下出盛世。有人说朱厚熜唯一的爱好是女人，最大的优点是无能，显然太过，但不能不承认他不是一个称职的皇帝，唯一值得肯定的是没将贤臣能臣赶光杀光。朱厚熜死后，其子朱载垕继位。朱载垕也不是一个好皇帝，最大特点一是懒惰二是好色，年纪轻轻沉湎春药，上任短短6年就倒在美女怀里起不来，年仅36岁。但因为父皇留下的张居正、戚继光、俞大猷等能臣发挥了作用，其间还是被誉为“隆庆之治”。紧接着的朱翊钧，与其父朱载垕惊人地相似，更糟的是上台才9岁，在位48年中有30年“隐”于深宫连大臣的面都不见，但因为有张居正主导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也被誉为“万历中兴”。所以，我常觉得贤臣能臣比帝王还重要。帝王的关键是要能用人，或者说像娃娃皇帝那样放手让别人去干正事。

在武则天死之时，肯定就有争议。虽然被安排与李治合葬于乾陵，墓前两块碑，一块是李治的，上有武则天的题词（她的书法挺好哦）；另一块是武则天的，碑上却无一字。为什么要给她立一块无字碑呢？历来争论不休。我觉得这处理相当高明，立碑本身就是标功，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功则无字。

不过，这碑也是无声的抗议。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所说：“儒家反对女性统治这一禁令的严厉性意味着她的地位永远不能被人接受。”

最后还得说说陈子昂。他比武则天迟40来年出生，却比她早死3年，看似擦肩而过，其实有缘。陈子昂生性耿直，曾因其文“历抵群公”被排挤，但不改其志。李治病逝于洛阳，议迁梓宫归葬干陵，陈子昂谏阻。武则天看了，叹其有才，授“麟台正字”之职。可他听说武则天发出征讨生羌、吐蕃的战争令，马上又上一份谏，说“无罪戮之，其怨必甚”，“自古国亡家败，未尝不由黩兵”。武则天看了，不能不中止这场战争。她仍然没有为难陈子昂，随后还提拔为右拾遗。这是一种议政官职，意思是捡起皇帝的遗漏（政策失误）。从陈子昂等人的际遇看，武则天这人对知识分子还是挺有肚量的，比众多男帝王好一大筹。现在，我忽发奇想，如果要给武则天那无字碑补上文字，该写什么呢？

我想还是刻上陈子昂那首《登幽州台歌》吧——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