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

在回答李云雷采访中的提问时，洪子诚先生谈过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我在不同的学校演讲，总有同学提出这样的问题。除了为什么没有写路遥之外，还有为什么不写王朔，为什么没有写王小波。为什么？我也有点纳闷。”我是在多年之后才读到这段话，倘或当时有幸聆听洪子诚先生的演讲，我可能也会在提问环节问类似的问题。

2009年博士毕业后到华东师大中文系教书，仿佛被莫可名状的力量所牵引，工作后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写的路遥，之后从韩寒开始写到王朔、王小波，基本上在洪子诚先生提到的这条延长线上。这条线索上的作家，一方面在当代文学史之中缺席或居于边缘，一方面在改革以来这三十多年成为青年读者热烈的阅读对象，一冷一热，一直持续到今天。对于这个脉络的作家，不能仅仅以痞子文学、大众文学之类来打发，比如王小波《万寿寺》叙述形式之精妙，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作家中，恐怕罕有匹敌。

文学史总是分裂的，总有一些不容易放进去的作家，比如曾经的张爱玲与沈从文，回到文学史之后改写了文学史。这种“重返”自然不仅仅是美学意义上的，如王德威先生近年来着力于文学史之中的“抒情传统”，背后有微言大义存焉。容我东施效颦，谈谈从王朔、王小波到韩寒，是否存在一条“反讽传统”。

这几年來读书，凡是深受触动的，都或隐或显地围绕这个点展开。印象深刻的有特里林《诚与真》、卢卡奇《小说理论》、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海德格尔《尼采》、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