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关系上，40年来，杭州各级政府在实践中逐步厘清和规范政府职责边界，克制过度干预的冲动，减少对企业和市场的微观干预，激发企业活力，降低市场运行成本，降低创业创新的门槛，给市场留下更多配置资源的机会和空间，同时加强规划和引领，积极为企业提供必要的服务，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近十多年来，杭州多次获得“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中国城市总体投资环境最佳城市”等称号。

1984年9月，杭州就已被国务院确定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浙江作为加工能力较强的资源小省，政府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杭州作为浙江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国有企业相对较多，但在与充满活力的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的竞争中，它们较早地进行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以提高自身的效益、素质和活力。民营企业和专业市场为了发展壮大，也往往愿意向杭州搬迁。因此，杭州各级政府较早将自己的经济职能定位于为市场体系发育营造良好的体制环境上，干预意识较弱而服务意识较强。凡是市场主体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都尽可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机制容易失灵的领域，政府则及时补位，发挥政府在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优势，为市场交易和市场发展提供稳定、规范的制度框架。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的政策导向更多地转向规范各类市场运行，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杭州被称为企业与政府打交道最少的城市之一。

① “一带一路”国家媒体团访问杭州，体验移动支付便利

② 杭州东站启用智慧高铁枢纽应急指挥中心

进入新世纪以来，杭州市根据十六大提出的“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要求，拿捏好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分寸，更加自觉地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进一步简政放权，提高办事效率，完善政策配套体系，全面优化市场环境，使政府与市场的定位及相互关系趋于合理化。杭州在全国率先推行“多证合一”、“证照合一”、就近登记、一表申请、并联审批、企业简易注销、商事登记“一网通”等多项商事制度便利化改革；率先试点注册资本认缴制，有机融合“容缺受理”“形式审查”“承诺备案”“承诺验收”等制度，探索试行“告知承诺制”；实行投资项目审批事项流程再造，对经整合的各阶段审批流程分类优化，大大缩短了审批周期；多举措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环境，让民间资本在更多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围绕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搭建平台进一步加强政企沟通，提高政府服务企业水平，营造亲商重商、安商护商、知商尊商的良好氛围。建立政府服务专员制度，帮助企业跑腿牵线搭桥。周到的服务使杭州的市场主体快速增长，上市公司数量仅次于北上深。2017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的60.2%，民间投资占全市投资额的56.3%。44家企业入选“2017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连续第15年位居全国城市第一位，国有经济大市又成为民营经济强市。

在微观层面能放则放、能退则退、能隐则隐的同时，政府在产业政策层面导向明确，措施得力有效，在改革领域紧紧抓住关键环节和突出问题精准发力，补齐短板，强势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新世纪初，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加快建设“天堂硅谷”、实施“一号工程”的重大决策，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有效的推进政策，初步奠定了杭州特色的现代产业结构。2014年，又作出加快发展信息经济和智慧经济的总体部署。以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全国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中心、物联网产业中心、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心、智慧物流中心、数字内容产业中心“六大中心”建设为重点，坚持基础建设、产业发展、应用服务“三位一体”，着力在优化规划布局、推进重大项目、培育产业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加强智慧应用上下功夫，集聚了一批国内国际一流水平的龙头企业，形成产业链集群发展态势。2017年信息经济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已达25.6%，对杭州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使杭州成为享誉全国的“互联网＋”产业高地和电子商务之都、移动支付之城。围绕打造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战略支柱产业，建设城西科创大走廊和城东智造大走廊等发展主轴，政府出台发展战略规划和产业支持政策，搭建科技创新服务、产业集聚、交易展示平台，大力培育市场化、专业化、集成化、网络化的众创空间，努力营造充满生机活力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设立政府产业扶持资金，以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向重点领域，实施差别化用地保障措施，构筑一流人才集聚高地，有效突破要素瓶颈制约，使杭州走在发展新经济、新模式、新业态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