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祥

1931年11月19日早上8点，诗人徐志摩从南京故宫机场搭乘“济南号”飞北平，10点10分抵徐州，感觉脑子有如针扎，头痛欲裂，就趁飞机加油、装货的空当，踱进候机室给妻子陆小曼写信，说自己“渴望回家，回到你身边，喝一杯热茶，枕着你的臂安安稳稳地睡一大觉”。十分钟后，飞机再次起飞。又过了一个多小时，飞机抵达济南城郊的开山上空，由于雨大雾浓，机身开始剧烈颠簸，驾驶员梁壁堂一时手足无措，情急之中，机长王贯一纵身跳进驾驶座，拼命抬高操纵杆以避开山顶，终未能如愿……

当天晚上，张奚若、金岳霖、梁思成从北平，张慰慈、郭有守从南京，沈从文从青岛，纷纷赶到济南，在齐鲁大学校长朱经农家里会合，共商丧葬事宜，并决定由张慰慈带着徐志摩的儿子阿欢扶柩南下。等棺木运抵上海万国殡仪馆，张幼仪和陆小曼早已恸哭得失去人形，但还是拖着疲惫的身子，操劳着上海文艺界的哀悼活动。此时，远在北平的林徽因也没有闲着，她在马神庙北京大学二院的大礼堂，一手布置了供北平文艺界追悼的会堂。胡适在会上的发言《追悼志摩》，后来发表在《现代》杂志上，现已成为经典文献。他认为，徐志摩一生对爱、自由和美这三样东西，有着极单纯的信仰，属于新时代的新诗人。不夸张地说，正是这个概括，建构起了徐志摩作为一个浪漫唯美诗人的形象。

今天人们谈论徐志摩，三句不离他那两段婚姻，不离他与张幼仪、林徽因和陆小曼这三位民国才女的错综关系，一代才子的私人生活变成了消费社会里时髦的两性话题；教科书里选收徐志摩的作品，诗歌只选《再别康桥》，散文只选《翡冷翠山居闲话》这类柔美、轻盈的篇什，全然不顾他那些忧愤深广、意蕴深沉的诗文。

可是，事实真是如此吗？如果撕掉那些标签化、浪漫化的面具，作为一个现代诗人和知识分子的徐志摩，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又意味着什么？

其实早在1935年即徐志摩逝世四周年时，林徽因就提出了这个疑问，她这样写道：“人说盖棺定论，前者早已成了事实，这后者在这四年中，说来教人难受，我还未曾读到一篇中肯或诚实的论评，虽然对于你的赞美或攻讦由你去世后一两周间，就纷纷开始了。但是他们每人手里拿的都不像纯文艺的天秤；有的喜欢你的为人；有的疑问你私人的道德；有的单单尊崇你诗中所表现的思想哲学；有的仅喜爱那些软弱的细致的句子；有的每发议论必须牵涉到你的个人生活之合乎规矩方圆，或断言你是轻薄，或引证你是浮奢豪侈。”在整整四年里，都“未读到一篇中肯或诚实的论评”，而胡适发言的时候她是在场的。由此可见，在林徽因看来，胡适那篇《追悼志摩》，也远远没达到“中肯或诚实”的地步。

鲁迅说过，倘要论人，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而在很多读者那里，阅读徐志摩是并没有“顾及全篇”的，往往是读了那几首脍炙人口的诗，就匆匆下了结论；也顾不上了解“作者的全人”，只知道他出身名门，家境殷实，性情风流，英年早逝，对于他在那个兵连祸结的黑暗年代里是怎样挣扎和战斗、怎样坚持和隐忍的，则知之不详甚至是一无所知。在研究生阶段系统阅读徐志摩之前，我自己也曾是那“很多读者”中的一员，也以为徐志摩不过就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风流浪漫的诗人而已，没有太多阐释的空间。

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同朱家骅、李济之等人，乘坐南京号轮船，从上海十六浦码头出发赴美，挥别了前来送行的祖母和父母亲。父亲送他出国留学的初衷，是希望他学成归来，担纲家庭的金融事业，以光耀徐氏门楣。但是徐志摩自己偏爱社会科学，于是就进了克拉克大学历史系，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获得了一等荣誉学位，旋即又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因崇拜大哲罗素，又离美赴英拟入剑桥大学。没想到事情有变，罗素因为到处演讲呼吁和平，被剑桥大学给开除了。无奈之下，徐志摩只好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拉斯基教授，准备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正是在伦敦，他结识了陈西滢和章士钊，又遇见了林长民及其爱女林徽因，学业、生活和事业都由此而通向了另一条道路。第二年，经英国小说家狄更生介绍，他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转入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可以随意选课听讲，还凭借自己的勤奋刻苦，实现了从特别生到正式研究生的身份转换。翌年秋，他从剑桥大学启程回国，又回到了四年未见的上海。

根据徐志摩自己的回忆，“在24岁以前，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也就是懂经济和财政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但是由于他跟曼殊菲尔、威尔斯、萧伯纳、瑞恰慈等文艺界人士的交往，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观、人生观和艺术观，原来的那个“最高的野心”自然也就发生了变化，从实业救国、政治参与转到了社会批判、人性改造。他批判国民愚昧残忍懦怯的人格，发誓“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他批判现代文明的罪恶，造成了无数的活的死人，单有躯壳生命没有精神生活，单有怀疑厌世的鬼影没有天真烂漫的童心。他主编《晨报副刊》《新月》《诗刊》等杂志，发表政论文和诗歌，陪同泰戈尔访华，去苏州女子中学给青年演讲，出任中英（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想在比沙漠还要干枯、比严冬还要冷酷的社会里，凭借自己的有限力量，撒下几颗文艺与思想的种子，引导青年和社会往理性的方向走，往爱心与同情的方向走，往光明的方向走，往“真”的方向走。这就是徐志摩的赤子之心。

无奈时局是那样动荡，社会是那样黑暗，北洋军阀时期的种种病象和牺牲，都在徐志摩那里产生了激烈的回响，时代的沉重好像全压在他一个人头顶，长此以往，就不能不动摇一个人的信念和原则，也不能不把一个人推向怀疑和颓废的边缘，所以他才写下了《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他自信诗是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工具，而民族的精神解放或精神革命没有一部像样的诗的表现是不完全的，所以他不顾旅程的寂寞，也不问前程的有无，呕心沥血地编辑诗歌刊物，把创造有格律的新诗当作一件认真的事情做。他追问历史，怀疑自我，却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无抵抗性的空间里，理想主义的呼告非但得不到半点友声，反而招来众人的冷嘲热讽。更严峻的是，革命在日益迫近，逼着每一个诗人作出自己的选择，也就是那唯一的选择：旗帜和炸弹，鼓手和螺丝钉。

面对来自左翼文学界的指责和质疑，徐志摩的压力可想而知，但他并没有像大多数的诗人作家那样投身革命的洪流，放弃自己的文学信念，这并不是说他不懂得革命的“道理”，也不是说他不爱国，恰恰相反，他对文学与时代、自我与国族的关系有相当清醒的认知：“你们也不用提醒我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诉我这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在隐伏中的更大的变乱，不用向我说正今天就有千万人在大水里和身子浸着，或是有千千万人在极度的饥饿中叫救命；也不用劝告我说几行有韵或无韵的诗句是救不活半条人命的；更不用指点我说我的思想是落伍或是我的韵脚是根据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的……这些，还有别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们一说到只是叫我难受又难受。”

既然如此，诗人为什么还要自我辩护，为什么不追随革命的脚步去做宣传和发动工作呢？他的答复，是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最有力量的“为诗辩护”的文字：“我再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你们记得有一种天教歌唱的鸟不到呕血不住口，它的歌里有它独自知道的别一个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地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

文学与时代、政治的关系，在20世纪这一百年里几乎是每个作家都要面对的难题，直到今天它仍然会被当作一个“问题”提出。对于那些跟时代主流话语没有直接呼应关系的写作，人们不加思考地就给冠上一顶“缺乏现实主义精神”的帽子，好像文学就是社会评论和新闻报道，这种庸俗社会学的艺术观念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给中国现当代文学带来了多少灾难和悲剧。在19世纪20年代的中国，徐志摩在全知道周围灾荒和变乱的情势下，仍然高标文学自身的独特属性和价值，仍然坚持理想主义的精神底色，既不做犬儒也不走向虚无，只是坚持歌唱“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给民族的创伤和复兴提供安慰和信心，这得需要多么坚定的信念、多么强大的内心才能支撑住、才能不低头，而这些，哪里是人们印象中那个唯美、精致的浪漫诗人所能出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