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漓

有古生物学者说，在野外发现恐龙化石的概率，比出门随便买一张彩票然后中头奖的概率还要小，但徐星的“恐龙运”就是好到不可思议。

徐星与内蒙古龙昊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同行发现了二连龙化石后，有媒体来对团队进行采访。这时二连龙的发掘工作已经结束，为演示挖掘过程，一名研究人員将头顶的帽子抛向天空。风把帽子吹到远处，她随手指着帽子的落地点说：“就在这里挖吧。”没想到，敲开表层岩石后，发现里面躺着一种全新的恐龙化石——苏尼特龙。听说了这个神奇的故事，日本NHK电视台来到发掘现场，邀请徐星及内蒙古的古生物学者谭琳为其讲解。为了演示挖掘，他们同样随意指了一个地点。刷掉表层风化的岩石后，徐星却敏锐地发现：暴露出来的恐龙股骨化石又与苏尼特龙不一样。一种从未发现过的大型似鸟恐龙——二连巨盗龙就这样重现于人间。

二连巨盗龙戏剧性的发现过程并不能完全说明徐星的好运。在徐星的“寻龙”历程中，不止一次是各国古生物研究者挖掘后一无所获，他却在不远的地方发现从未出现过的恐龙属种化石。徐星1996年开始涉足“恐龙演化为鸟类”这一研究领域，在接下来的1997年和1998年，已经发现了自己早期研究中很重要的两种恐龙——意外北票龙和中国鸟龙的化石，它们都与鸟类关系颇深。

然而，“好运”的背后，是古生物工作者付出的难以想象的艰辛。徐星的写字台很高，他无法像普通人一样伏案工作，只能站着办公。“特别累的时候，才坐在这里休息一下”，他指着旁边的椅子说。发掘工作所在地往往荒无人烟，要在帐篷里打地铺。经年累月睡在沙漠和戈壁滩的地上，给他的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可在徐星的描述中，“比以前已经好太多了。”

早期徐星跟随科考团队去野外考察，由于经费不充足，去往科考地使用的车辆较差，路况又很糟糕，因颠簸导致车轮、车门脱落的情况并不罕见，甚至方向盘也曾被颠断。“有一次我们从大山上下来不到半小时，发现刹车管被颠断了。如果这个状况早一些出现，后果不堪设想。”很多年后提到这件事，徐星依然心有余悸。

如今科研环境转好，道路情况更是有了极大的改善，行路不再那样艰难。但同时，不了解化石真正价值的盗掘者的挖掘也更为方便，给古生物学研究造成很大的损失。所以徐星十分重视科普教育。“我们作为科研人员，不仅要出研究成果，也应该将更多的知识传递给大众。”在科研的初期，他便开始写一些科普文章，《飞上天空的恐龙》更因为登上了语文课本而家喻户晓。近年来中国科普环境转好让徐星感到很欣慰。“十几年前，我在西单图书大厦的科普讲座，连同工作人员一共只有7人参与;而现在的讲座，来几百人都是很正常的。”

在他办公室的柜子上，贴着不少来自恐龙迷的信件和恐龙绘图。“长期做科普，能够培养一批对科学感兴趣的人，投身于科学研究。”有一个恐龙迷，初中起便与徐星的团队有所接触，随着了解熟悉，逐渐参与到一些研究项目，如今他已经是北京大学古生物学的学生。受徐星影响的自然不止这一人，甚至有一次，他在日本东京作报告，当地一名大学教授找到他，称曾参加过他世纪初在东京的一次科普宣讲，两人还有合影。“我希望自己的工作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鼓励孩子们对科学产生兴趣，把科学作为关注的领域，从而从事科学研究。”这是除了普及知识，徐星热衷于科普的另一个原因。

“科研是很好玩的事，在研究中会有很多思想与其它领域交叉。”目前徐星的团队在与华大基因合作，试图从基因的角度解读化石;与中科院力学所及NASA的科学家一起从空气动力学方面探讨恐龙飞行的问题;还通过与板块构造等学科的交叉研究，了解恐龙的“来龙去脉”。提到自己目前做的工作，徐星脸上的笑容很纯粹，对他来说，恐龙化石就是最爱的“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