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倩 党圣元

汉代自武帝时期“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尊崇儒学，润饰政治，将《诗》《书》《礼》《易》《春秋》奉为儒家经书、治世宝典。官方設立五经博士，培养经学人才，通经致用，学士趋之若鹜，经学走向昌明极盛之境。在诸经中，《尚书》因其蕴含着以和谐、道德为核心的价值诉求，被儒家誉为“政事之纪”，具有“疏通知远”“长于政”“道事”“广听”等资政垂教的作用，广受时人关注和研究，成果颇丰。汉代的《尚书》学，内容比较广泛、系统全面，涉及了不同《尚书》文本的流传，学派的分合争鸣，意蕴的深入阐发，章旨的细读与疏解，等等，从而使《尚书》学迎来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时期，并且成为汉代经学思想学术的高峰之一。汉代治《尚书》学的经学家有关“《尚书》决狱，《洪范》察变，《禹贡》治河”的主张与实践，以及以“七观”（美、事、治、戒、度、义、仁）为主体内容的“《书》教”思想体系构建，更将儒家以仁义为核心的政治哲学推向空前的高度，为当时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和经学官学地位的形成与巩固提供了核心理论依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和历史借鉴价值。

然而，由于资料所限和关注不够，以往学界在汉代《尚书》学方面的研究多为零散的论文，集中于某个论点或线索的梳理和阐述方面，缺乏整体性的深入梳理、系统研究的专著，与其他断代《书》学史研究（如宋代、清代）的丰硕成果对比，相形见绌，殊为至憾。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马士远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尚书》及《尚书》学史研究，洞悉《尚书》学研究的前沿动态。他在早年攻读博士时即有志于两汉《尚书》研究，而在近十余年里，他涵泳沉潜，精研覃思，笔耕不辍，终于完成近百万言的学术专著———《两汉〈尚书〉学研究》。该书以时代与人物为经，文献与学派为纬，将两汉《尚书》学发展中相关人物的成就与特色、相关著作中《尚书》学文献分析、今古文《尚书》学的兴衰演变、“《书》教”的要义和发展及作用等贯为一体，综合考察，考镜源流，理其本末，集其大成，明辨慎论，展现了这一时期《尚书》学发展历程、精妙要义，解决了诸多学术公案与疑难，多有发现，创获颇丰，在很大程度上添补了汉代《尚书》学梳理与研究方面长期缺乏系统、全面的专、精、高学术专著之空白。马士远的这部《两汉〈尚书〉学研究》，入选了2013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且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印行，这本身就是这部著作学术价值的一个最好的证明。《两汉〈尚书〉学研究》在整体结构与具体内容上都显示出作者广阔的学术视野、丰厚的学养积累、坚实的文献功夫，因而使该著具有鲜明的特色和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整体结构而观，《两汉〈尚书〉学研究》一书由绪论、主体内容、附录三大部分组成。在绪论中，作者提纲挈领、择要而论，大致介绍本书的立意、思路、框架、主体内容和新意之处等，论及断代《尚书》学学术史与文献辑考、两汉“《书》教”传播系统、两汉“《书》教”传统的要义、两汉谋求“《书》教”传统融合的契合点、两汉《尚书》学盛衰演变的成因等。在主体内容中，作者分四大部分，详细阐发汉代《尚书》学的源流、兴衰、成就、特色、影响等，论述西汉和东汉《尚书》学研究、“《书》教”传统与汉代政教、汉代称说《尚书》学文献辑考，涉及两汉代表性学者（如伏生、孔安国、司马迁、班固、马融、郑玄等）与政要（如王莽、汉代诸帝王将相）的《尚书》学成就与活动介绍、今古文《尚书》学说研究与流派考辨（如西汉《尚书》今文经学流派考辨、东汉孔子后裔世系考辨、马融《尚书》学承传及其著述考辨、郑玄《尚书》学承传及其著述考辨、大小夏候今文《书》学、孔氏古文《书》学、《书》教传统与今古文学之争）、文献考辨（如两汉称引《尚书》文本辑考、正史中《尚书》学文献综考），展示各个版本的《尚书》流传情形，分析今古文《尚书》学的分合与兴衰演变的原因，阐释《书》教精义及其在学术政治中的作用等。在附录中，作者吸纳和完善前人成果，制作五表，分别展示汉代的《尚书》传本及其篇名目次、《尚书》今文学派传承、《古文尚书》学派传承、《尚书》孔氏家学世系传承、学者《尚书》著述，便于读者较清晰地整体了解有关《尚书》学文献、学派、学者概况。

从具体内容而观，《两汉〈尚书〉学研究》集前人研究之大成，考镜源流，明其本末，求真务实，论从史出，严谨公允，特色鲜明。兹撷其要，略陈于次。

考镜源流标举根本

考镜源流。《两汉〈尚书〉学研究》从整体角度指陈汉代不同时期《尚书》学术流派的来龙去脉、演变轨迹与发展成就等。在源流的考辨上，作者依据自己对周秦《尚书》学的精深研究和体会，在紧承其后的汉代《尚书》学研究中，自觉、自如地追溯其源，梳理汉变，展示该时段中《尚书》学的演变轨迹、成就与影响等。如作者在首章分两节探讨西汉对周秦《尚书》学传统的承传，展现两汉对周、秦《尚书》学的继承与延续，使读者对周秦之间、秦汉之间、周汉之间《书》学的嬗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和理解。此外，书中对东汉弘农杨氏《尚书》学渊源、西汉《古文尚书》孔氏家学前源的深入探究，对两汉《尚书》欧阳学派、夏侯学派、《古文尚书》学派流变的全面梳理，对郑玄《尚书》学后世影响的延伸阐发，皆有志于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对于整理和明晰汉代《尚书》学特别是流派发展之始末大有裨益，殊为可贵。

标举根本。《两汉〈尚书〉学研究》明确指出通经致用、“资政垂教”是汉代《尚书》学的最大特色，而标举“《书》教”，则是汉代《尚书》学经义之根本。作者从《尚书》学诠释的角度分析，认为“两汉《尚书》诠释的范畴、深度、特色均是与《尚书》文本‘长于政的特色分不开的，汉代《尚书》学的兴衰演变也是与《尚书》‘长于政特色的诠释意向能否得以凸显紧密关联的，‘长于政特色既是两汉‘《书》教传统的要义所在，亦是汉代谋求‘《书》教传统融合的契合点。要想把‘《书》教传统真正变成资政的依据，就必须对各种不同的‘《书》教诠释传统进行适合资政目的的改造与贯通”（第35页），指出《书》教在汉代《尚书》学中的重要地位。为此，作者除了于绪论和正文各部分中加以阐述以外，特在第三编以“‘《书》教传统与汉代政教”专篇论述，分“汉代帝王《尚书》学发微”“‘《书》教传统与今古文学之争”“‘《书》教传统与汉代政治”三章专门阐述，认为“《尚书》本经乃先王之政典，属于中华治政史中的元典，多立政治国之遗训，具有典范的资政垂教功用。肩负历史使命的汉代《尚书》学者，在其普泛性的施教活动中充分挖掘了《尚书》的这一属性，尤重依《尚书》义立政、治政、导民，把其功用发挥到极致”（第425页）。应该说，该书作者的这一论述精确地抓住了汉代《书》学的精髓与特色，而基于这些论证与认识，作者又进一步指出：“汉代《尚书》今文学者援《尚书》为史鉴，解《尚书》以赞治，释《尚书》为训诫，授《尚书》为教化，引《尚书》以立论，很快使《尚书》经学的一些主张成为社会的行为准则和普遍风尚。”（第3页）因此，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汉代的《尚书》学为汉代以经治国、通经致用提供了更为坚实的论证依据，体现了究其深细的学术研究理趣。正是因于考镜源流、标举根本方法的运用，才使得作者的考辨、分析显得圆融自如、条理清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作者在汉代《尚书》学理论诠释方面的独特见识。

集其大成锐意创新

集其大成。《两汉〈尚书〉学研究》的作者全面掌握和熟练运用汉代《书》学文献，深入把握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堪为集汉代《尚书》研究大成之作。作者对汉代《尚书》学文献的全面掌握主要体现在对文献的整理上。作者竭泽而渔、穷尽资料，集汉代《尚书》学文献之大成。如作者专门列出一个板块，在第四编用了四章的篇幅，全面辑考汉代称说《尚书》学的文献，包罗丰富，既有正史等文献中的称引《尚书》经文、称说《尚书》学文献、所载《尚书》学者文献、所载《尚书大传》《书序》《书传》等《书》类文献，又有某些文本中对《尚书》学诠释文献、化用《尚书》词汇文献、所载《尚书》学要事等，从难度上来说，后者要明显大一些。

锐意创新。《两汉〈尚书〉学研究》最大的创新在于：作者首次提出“《书》教”传统这一重要的学术命题，从知识、观念、文献三个不同体系予以观照，张皇幽眇，重点论及“《书》教”传统与汉代政教、“《书》教”传播系统、“《书》教”传统要义、两汉谋求“《书》教”传统融合的契合点等。书中特列“《书》教”于第三编：“‘《书》教传统与汉代政教”，分“汉代帝王《尚书》学发微”“‘《书》教传统与今古文学之争”“‘《书》教传统与汉代政治”三章，逐一进行专题论述，并对某些节点性问题做了深入的阐发。如作者在“《书》教”理政方面所示主要表现：（1）汉代常依《尚书》古义封建诰命，任荐大臣，论废立，改官名；（2）汉代常依《尚书》古义定国疆、议迁都、理阴阳、顺四时；（3）汉代儒者在依据《尚书》经义来匡正人君、鉴戒重臣等方面亦多有发明；（4）汉代人君依据《尚书》义下罪己诏，三公依据《尚书》义自劾去官者亦不少（第31—34页），均有坚实的史料文献为支撑，很有说服力。在此基础上，作者从宏观、中观、微观三维角度对汉代“《书》教”文献进行大规模调查与整理，目的是首次系统全面地对汉代“《书》教”传统文献进行搜集与考辨，务求不能有所遗漏，以便充分展示“《书》教”传统知识、观念和文献三体系的生成发展过程、社会功能以及“《书》教”传统整体的动态发展过程。在这一点上，该著确实有填补学术空白之功。如果说有明确的线索与诉求贯穿于《两汉〈尚书〉学研究》一书中的话，“《书》教”应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这种“《书》教”观的发明与阐释，前承《礼记·经解》《荀子》的“书教”論，后继《尚书大传》中孔子《书》教“七观”、《史记》中的《书》论，综合前人之说，别有新解，使其所论在儒家“六经”之教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它既推进了传统经典专题文献整理的思维视野和研究途径，又可为“《诗》教”传统、“《易》教”传统、“《礼》教”传统等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案例，学术意义之大，可以想见。在分析汉代《尚书》学发展的历程与特色时，作者亦紧扣“《书》教”而发，亦颇有新见与启示。如作者认为“两汉时期的学者对《尚书》的不同诠释既有迎合两汉不同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发展需要的一面，也有对先秦诠释传统承继的一面。由于阐释者的诠释对象存在传本的差异以及阐释者的主观阐释意向、诠释风格不同，在四百余年间产生不同的《尚书》学派是顺理成章的事”（第35页），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细辨覃思结论公允

细辨覃思。对于长期研究周秦两汉《尚书》的学者而论，如何厘清秦汉之际、周汉之际、两汉之间的学术嬗变与异同，非常关键。《两汉〈尚书〉学研究》对此多有细辨明论。如对周秦《尚书》学传统与一切从实用出发的秦中央集权专制政体之间的矛盾，即给予量化的五方面分析：（1）东方六国《尚书》学传统与秦王朝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2）儒家“《书》教”传统所主张的封建制与秦王朝新兴的郡县制主张之间的矛盾；（3）儒家“《书》教”传统所宣扬的君王垂拱而治主张与秦始皇权力欲望无限膨胀之间的矛盾；（4）儒、墨两家“《书》教”传统中的禅让制、汤武征伐革命制等历史运行观与秦始皇强烈的“家天下”世袭制主张之间的矛盾；（5）儒、墨两家“《书》教”传统的迂阔不切实际与秦始皇的彻底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第50—51页）。再如对两汉《尚书》学的比较，作者认为东汉《尚书》学“大师辈出，且多活跃于政治舞台，再加之《尚书》学说多有资于吏治，东汉政清俗美多赖‘《书》教之功”，而西汉则“极讲究师法、家法，今文官学重微言大义，善以《洪范》察变，《禹贡》治河；《古文尚书》流传民间，以私学相授，地位低微。哀、平之后，《书纬》《中候》兴起，《尚书》谶纬化倾向明显。此一时《尚书》古文学亦见尊重”（第272页）等，简明扼要，相当精确。

结论公允。得益于作者深厚的学养、缜密的思辨和巧妙的修辞，《两汉〈尚书〉学研究》一书的论证颇为严谨，史论有机结合，结论亦公允有加。如该书绪论中对汉代《尚书》学的流变历程，有一段比较客观、周详的评价，作者认为汉代《尚书》学：“始终存在着一系或以阴阳五行说，或以灾异谴告说，或以谶侯纬说等为内容的神学化《尚书》学阐释传统。当然，诠释也是有限度的，过犹不及。随着汉代‘长于政的‘《书》教诠释传统的发展，由于仕途功名的诱惑、主观意识的作祟以及授徒资政的需要，汉代《尚书》学者在经世致用实践中，或被迫将传统的本体解释学发展至具有很大局限性的章句之学，或被迫将传统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诠释学而衍化为灾异谴告、图谶纬说，所做阐释或流于空谈烦琐，或攀附各种图谶，无法在现实中落实下来，渐渐违背了《尚书》传统解释学的根本目的，最终导致了东汉末期《尚书》学的凋敝与新变。”（第34—35页）应该说，这一论断不但体现了对汉代《尚书》学演变历史、阶段性特点的准确把握，而且也体现出对于这个汉代政治思想史宏观走向的深刻体认，一定程度上已经使对汉代《尚书》学史的研究上升到了思想史考辨的层面，确实值得嘉许。

总之，《两汉〈尚书〉学研究》内容丰湛，结构完善，既重考辨，又不轻诠释，史论结合，文献功夫与思想阐释并重，论断公允，屡有创获，为《尚书》学断代史、通史的研究和撰述，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与启迪，而对于《五经》研究史的撰述，也可以提供一个从中可以得到许多启示的很好的个案范例。因此，我们认为，《两汉〈尚书〉学研究》一书，不失为一部堪为断代《尚书》学领域裨益士林、嘉惠后进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