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雅

曾有人做过调查，德国只有8000万人口，却创造出2300个世界名牌。德国的机械、化工、电器、光学，包括厨房用具、体育用品等都成为世界上质量最过硬的产品，“德国制造”成为了质量和信誉的代名词。

现代德国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不仅要追溯到19世纪，还应该往前推至神圣罗马帝国时期，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也并不意味着这一过程的结束。威廉二世执政时期，对德意志民族的讨论达到了空前高潮，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不只是从政者、作家，连数十万名平民百姓都加入了新成立的民族群众组织。不论是在联邦，还是各州，在地方组织，还是在小酒馆里，来自不同地区，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都竞相为德国下定义。

威廉二世时期的民族主义者把未来的德国定义为“工业国”。这一概念不仅仅指经济繁荣，获得成就。在一些改革者的眼中，工业国意味着国家的方方面面都打上了现代工业的烙印，受其影响。政治方面表现为工人和工厂雇主联合起来一致对抗传统的精英人士，主要是地主和他們那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文化生活方面，贵族失去了其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着眼于未来的市民民族文化。

威廉二世时期的进步人士逐渐为主宰历史发展的设想打下了基础。一个明显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即一支新成立的、迅速发展的商船队——汉堡的哈帕格和不莱梅的北德意志商船。它们像提尔皮茨号战舰一样成为了德意志民族的象征，因为这一商船队体现了德国是工业国的特征，它把德国的商品运送到世界各地。1870-1913年，德国在全球工业生产中所占的份额由13%增长至16%，同时期，英国的份额由32%下降至14%。哈帕格商船队信奉的格言是：“全世界都是我的领地”。对此，《伦敦每日新闻报》在1914年1月宣告，这样的格言是在向全世界宣战。与此同时，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遭到威胁。

如果德国进步的民族主义者们在国内庆祝所获得的胜利，其他各国当然会对德国的迅猛发展感到恐惧、担心。尤其是英国对德国出口业的发展感到非常恐惧，因为德国的出口商品已经逐渐占领了英国市场。1887年8月，英国议会通过侮辱性的商标法法案，规定所有从德国出口至英国或其殖民地的商品必须标注“德国制造”的字样，以此将价廉质劣的德国货与优质的英国产品区分开来，保护英国消费者及本国产品的利益。这也被视为是“德国制造”的起源。由此可以看出，“德国制造”在历史上并不是一直有名气。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其名声很臭，是廉价与劣质的代名词。1871年德国实现统一后，世界市场不易进入，在夹缝中追求强国梦的德国人不得不“不择手段”，仿造英法美等国的产品，并依靠廉价销售冲击市场。偷窃设计、复制产品……德国产品因此被扣上不光彩的帽子。

所幸，德国并未在山寨道路上堕落到底。英国人对德国产品的抵制引起了德国人的彻底反省。仅仅30年不到的工夫，德国制造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德国的出口商品由原来的劣质产品提升为优质产品。在工业生产特别先进的领域，德国和英国两个竞争对手的情况发生了反转。一开始被英国垄断的涂料工业仅仅在20年之内转由德国独占鳌头。逐渐地，英国只限于向德国出口煤焦油、原材料和半成品，却要从德国进口昂贵的优质涂料。德国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技术革新。接下来一组英德企业颁发专利的数据能体现这一点。1886-1900期间，英国的六家德国大型企业的948项发明获得了专利，而英国的六家大型企业获得专利的发明只有86项。另外，银行和国家提供的资金支持也推动德国迅速发展。但对其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将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应用于生产之中。但其前提条件是大力加强技术学校对工程师、物理和化学工作者进行科技知识的培训。1884年，贸易部从教育部手中接管了成人学校的管理权，开始发展职业培训。此后的二十年中，德国对职业教育的支出增长了20倍，培训学校的数量从664家增长到2162家，学员从58400人增长到352000人。1900年，在前面所提到的六家德国大型企业工作的技工和获得硕士学位的工程师数量为350名，有专业资质的化学工作者为500名。这个时期，英国所有涂料工厂的化学工作者加起来估计只有30-40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制造赢得了全新的内涵。这个曾经的耻辱印记摇身一变，成了人见人爱的金字招牌。它已经成为优质产品和德国上等品质的标志。另外，由于工业国这一构想来自于国家，因此德国制造在国家话语体系中也非常重要，它象征着德国的焕然一新。如果说德国制造是工业社会的标志，那么也可以把它比喻成文化社会的象征。德国制造这一印记具有双重涵义。一方面是工业领域的涵义，它从最开始的表明商品产地的标签变成后来的质量保证标志；另一方面，它拥有文化内涵，体现着德国人本质特征的德国制造印记成为了德意志民族的宣传口号。德国制造传达了典型的德国特征，比如：值得信赖、耐用、高性能、高效、创新。这一标记实际上并没有传达产品的任何技术层面的东西，让人觉得很吃惊的是，从来没有任何官方规定对印有德国制造标记的产品提出必须达到的最低要求。

另外，德国制造这一标记引发了大家对功能性的重新思考。在描述功能性方面出现了一些新词汇，比如：朴素、合理、有效、符合工业制造要求、机器生产，现代化等等。这一发面，德国制造与魏玛共和国的现代化规划要求是一致的。他们都反对个人主义，要求精确性。越是纯粹从技术层面来定义德国制造印记的功能性，那么它体现民族特性的功能就会减弱；相反，如果一个产品它所体现的民族特征越不明显，那么德国制造这一印记本身包含的民族特性会更强烈。因为它不再是一个需要被人辨识的典型德国风格的代表符号，它本身就是德国特性的一部分。德国制造已然成为了德国的一个记忆场，它能让人联想到一系列德意志民族的美德。

不明确指出一个产品的产地，这在今天来看也是很奇陉的。针对这一问题，一位德国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份大会手册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过去经受住了考验的德国制造在今后的竞争中是否还能脱颖而出？产生这样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分工的国际化和全球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德国制造的说法需要作调整，也就是说改为德国管理。即使这一标记发生了变化，还是会让人想起威廉二世时期的战斗口号。如今从民族特征中剥离的德国制造更需要提高自己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