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廷飞

早在夏、商、周三代，我国就出现了治官之法，并孕育了职官监察法的萌芽。及至春秋战国，社会关系重构，封建官僚制度逐渐取代世卿制度，“治吏”成为权力监督及立法的重要内容，职官监察法开始向成文法过渡。秦朝大一统之后，监察御史系统初步建立，监察法逐渐独立于官刑体制之外。汉承秦制，监察系统走向独立，监察体制多元化发展，监察法制最终形成。汉惠帝刺察三辅的《九条》，是性质较为明确的监察法规，到汉武帝《六条问事》出台，全国性的地方监察法规就产生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御史台建制更加规范，监察权不断扩大，监察立法在社会变动中仍保持活跃态势，产生了曹魏《察吏六条》、西魏《六条诏书》、北周《诏制九条》等代表性监察立法。唐朝建立一台三院，形成谏官系统，封建监察体制开始定型，监察立法也得到很大发展。官方制定的《唐律疏议》和《唐六典》为监察提供了大纲大法，皇帝颁发的诏令是监察法的重要内容，以玄宗《监察六条》为代表的专门监察法达到新的历史水平，这些构成了唐代监察立法严密的制度笼子。

宋代将监察官作为朝廷的“耳目之司”。宋朝监察立法的典型特点是以敕令为主要形式，并制定了《监司互察法》，旨在防止“灯下黑”。元朝的监察法制整体粗放，而且立法与司法严重脱节，但是制定了专门性的监察法，其中《宪台格例》作为监察法总则，《行台条画》则属于分则，在立法技术上属开创之举。

明朝设立都察院将监察权统一，直接对朝廷负责，为“肃纲纪、清吏治”，监察立法规模化、严密化，取得了重要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