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末的中国也是出于内外交困中，帝国主义国家相继侵略中国，并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传教士提供了方便之门，同时中国民族的多样性也为传教士向偏远地方传教提供了可能。但是，中国是一个以儒学为中心的传文明古国，传统的朝贡关系使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传教士在最开始无法获得平等的地位。而且传教士被看做作为西方侵略者的一部分，也遭到了当地有实力的乡绅的反对，各地反洋教斗争不断。以宗法制为基础的中国社会也盛行祖先崇拜，这也和基督教的上帝崇拜产生了矛盾。

关键词：社会福音运动；在华传教；优势和障碍

一、在华传教的优势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美国的殖民扩张和对外经济扩张，美国基督教会发起了海外传教运动，神学家要求将宣教作为人道主义事业，号召传教士通过社会的机构使自己在社会发展中获取更加重要的地位，中国也成为了海外传教的重要区域之一。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活动”，20年间有2500多名学生传教士来到中国，大部分学生志愿者都接受过神学和专业技术的训练，具备社会关怀的伦理观，亚洲作为重点的派遣区域，而中国则是学生志愿者派遣地的“重中之重”，这一情况可以从表中的数据体现出来。

从表一中可以看出，在被派遣的学生总数中有229名是被派去了亚洲，占总数的71.3%，可见亚洲在海外传教运动中的“战略地位”不言而喻。而从表2 中可以看出，在对比派遣到亚洲各国的分布数量来看，学生志愿者的主要传教地包括中国、印度、日本，而中国站的比重为30.1%，接近于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而中国为何从传教运动的已开始就被列为“重中之重”，这也有其特有的原因：

首先，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加之中国作为一个在朝贡贸易圈中心的文明古国，自古以来对宗教持比较宽容的状态，国内存在多种宗教并共同存在，而且在历史上也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因此在中国传教对志愿海外的传教士具有极大地吸引力，中国很有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东方最大的基督教国家；再加之当时中国处于清政府晚期，帝国主义的入侵加剧了中国的民族危机，而国内也不断爆发的革命起义和人民运动，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这也为社会福音在中国的传入提供了机会。“艾迪所做的演讲注重结合中国的实际，围绕当时的社会问题，如‘基督教为中国唯一之希望、‘爱国真主义、‘中国之急需、‘中国之希望等”3，“世界有四万万人民的国家只有一个，那个国家进步的新潮流，也只有这第一批人。这一批人收到现代教育的学生，将来便成为新中国的领袖。他们要设立新的标准，并且走入新的途径。我认为，这些人受基督化而与基督教发生友谊的关系，实在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4。

其次，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通过几次中外战争，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传统的闭关锁国的态度转为被迫开放了一部分的通商口岸，这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规定：“合众国民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5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列强通过与清政府缔结《天津条约》，获取了在中国内地游历、经商和传教的权利。来华传教士迅速增加，并在中国积极宣传基督教的思想，并通过翻译书籍、建立学校、开设医馆等融入中国社会。“1884年伦敦博览会上出展的（了）486种宁波的基督教的藏书”6

最后，中国国内民族成分比较复杂，少数民族的特殊状况也为传教士展开传教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条件。中国国内少数民族种类较多，发展状况也参差不齐，很多少数民族，特别是比较偏远的西南地区，那里的人们有自己本民族的语言，但对汉语并不了解，甚至不会讲汉语，也没有自己的文字，这为传教志愿者避开了学习汉语这一难题。19世纪末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西南地区活动的传教士，在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帮助下，为推广基督教先后创制和推广了集中少数民族文字，如“伯格理创制了老苗文（伯格理苗字）；富能仁（James O. Fraser）和缅甸克伦族传教士巴尔（Rev. Ba Thow）创制了老傈僳族；美国浸信会传教士库森（Cushang）、欧·汉逊（O. Hanson）创制了景颇文；美国浸信会传教士永文生（Vincent Young）创制了拉祜文、佤文；英籍澳大利亚传教士张尔昌（Gladstone Porteous）创制了黑彝文”7。文字的出現也为传教士的传教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手段，传教士运用创制的文字翻译圣经、编写教材，是当地民族更容易接受基督教，促进了基督教在当地的传播。

二、在华传教的障碍

首先是中国对待外国人的传统的华夷观念。在西方资本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前，中国一直生活在东亚大陆的封闭环境中，且居于中心的文明地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不管是历史封建统治者还是普通的民众皆以“天朝上国”自居，享受来自各方的朝贡。而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被打破，晚清政府在屡次的战争中失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为求生存，战后的中国掀起了学习西方的浪潮。然而不管是传统的士大夫阶层，还是最先“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他们通常以“夷”来称呼外来民族，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知识分子在提出想西方学习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时候，也是遵循着“以夷制夷”的方针。19世纪后期，驻天津的《时代》特派员亚历山大，对在中国的传教士地位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到中国的外国人，在中国人眼里，都应该是手持贡品来表敬意的。中国的这种中华意识以及以此为根据的对四周的认识是非常普遍的”8 但华夷思想并非完全排外思想，只是完全按华夷思想来理解外国人来华的动机。

其次是中国传统的乡绅势力的存在，“传教活动是要靠地方势力者的善意和善行，才能勉强支持下去”9。鸦片战争之前，由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以及历代皇帝的不重视，西方宗教并没有对中国产生多大影响，而鸦片战争后，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英、法、美、德、意等国的传教士正相来中国进行传教，致使国内的教堂日益增多，仅以江西为例：“一县之中，教堂多着百数十所，少者也有数十所，而且在不断添设。”10而随着传教运动的进行，传教士所宣扬的一神信仰与中国多神信仰相冲突，西方宣传的平等思想也与中国传统的等级观念相违背。再加上西方教会势力是依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公然进入中国，且有些教职人员甚至干涉地方政务，招收地痞流氓入教，充当爪牙，欺压民众，抢人财产，占人田土，断人生路，干预诉讼，因此激起了当地士民的反洋教运动，士民们烧毁教堂、驱赶教士、抢夺传教人员财产，甚至组织刺杀活动，而乡绅在反洋教运动中往往起着重要的组织、鼓动和支援的作用，“虽然清朝廷再三要求各地方官保护教堂，但1900年在义和团运动的激发下，江西和全国各地许多地区一样，全省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各地民众拆毁教堂、驱赶传教士，仅一年大约发生教案1633期，为全国各省之最，这些教案，既有会党的组织发动，亦有乡绅们组织发动的，还有官员默认”11。而最易发生冲突的地区则是鸦片贸易和基督教传教活动的区域，对此郑观应主张对中国信徒和外国传教士进行登记并对其活动进行管理：“诚欲彼此相安，必须善筹良法。夫入教之民，固犹是中国之民也。宜开列姓名，报名地方官，查无过犯之人，方准注册，照约保护……外国教士所至之处，应归华商约束，有干预公事，挟诈侵权者，立即咨请该国公使，饬遣回国，以儆效尤”12。

最后也是传教最大的阻碍，也就是在传统儒家思想主导、宗法制度下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宗教心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基督教的排斥心理。在华基督教传教士虽然分为不同的流派，但他们有着共同的宗教信条，即信仰上帝为唯一神，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具有超越自然界的神力，而人生来就具有原罪，耶和华是人类唯一的救世主，因此生而有罪的人必须信奉耶和华才能得到救赎。而在传统中国社会，“孝”和“忠”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美德，而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标准，“忠孝”除了是对在世父母长辈应该遵循的原则，而且也包括对去世的父母先祖的孝，而与此相关的就产生了祖先崇拜的思想，中国人信奉灵魂不灭，因此祭拜祖先也就成了生者与死者之间联系的纽带。祖先崇拜将血脉相连的现世子孙同去世的先祖联系起来，成为了维系家族成员关系的一条精神纽带，控股了由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宗法制。作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中国国家制度基础的宗法制，祖先崇拜的对象是已经逝去的先祖，因此为了表示对祖先的尊重，中国人设置了神龛（kan）、灵位、墓地、祠堂、宗庙等一系列相关的规则，而且在特定的日期，比如清明、祖先生辰忌日等需要通过某种仪式去拜祭祖先。所以在华基督教对中国信徒能否参加祭拜祖先的仪式的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论。赞成者认为，如果无条件反对祭拜祖先的话，可能会有一大部分中国信徒离开基督教，而反对者则认为，若容许祖先祭拜可能与基督教的一些教义相违背。这样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与中国民间传统的伦理相冲突，也是基督教在华传播的一个很大的阻碍。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社会福音运动是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迅猛发展的生产力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特別是资本家和下层信徒的差距越来越大，传统基督教的个人自救不得不转向拯救社会。为实现其主张，众多神学家都要求将福音向海外传播，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人口大国，也成为海外传教运动的重点区域之一。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废除闭关锁国的政策，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给予了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权利，为在华传教士提供了，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但同时，中国传统存在的乡绅势力以及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忠孝”观念和宗法制则对基督教一神崇拜产生了强烈对抗，成为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巨大阻碍，因此不得不采取“适应”政策来向中国妥协，尽量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处理教会与当地人民的矛盾。

而传教士作为西方来华的代表之一，对中西文化交流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出版刊物、创办学校、开设医馆来消除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敌视，同时也加深了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认识，为中国近代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西南偏远地区，传教士同当地知识分子共同创立文字，为基督教在当地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传递书信和翻译中国文学典籍的方式，将中国文化介绍给欧洲，也促进了欧洲对中国的认识。

注释：

1.Report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Ohio：Cleveland，

February 26， 27， 28 and March 1， 1891， p.30.

2.Report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Ohio：Cleveland，

February 26， 27， 28 and March 1， 1891， p.30.

3.王京强：《社会福音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探析》，《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6期。

4.马泰士：《穆德传》，张仕章译，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5年，第364页。

5.翦伯赞，郑天挺：《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 71 页。

6.帝国海关：《国际健康保险博览会中国征集展品图解目录》，1884年版，转引自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制与近代亚洲经济》，朱荫贵、欧阳菲译，虞和平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86-123页。

7.陈建明：《传教士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字创制活动》，《少数民族宗教研究》2010年第4期。

8.转引自自（日）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虞和平校：《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制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宓吉：《在华传教士》，伦敦：爱德华斯坦福出版社1891年版，第13页。

9.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制与近代亚洲经济》，朱荫贵、欧阳菲译，虞和平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02页。

10.转引自施由名：《晚晴江西乡绅与反洋教运动》，《农业考古》2014年第6期，《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6期。

11. 施由名：《晚晴江西乡绅与反洋教运动》，《农业考古》2014年第6期。

12.东元：《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编》，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81页。

作者简介：彭晶（1994—），广州暨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