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晨钰

“所有人都怒了，你居然要打捞‘里斯本丸号！如果你真要这样做，我们会不惜惊动中国最高层来反对。”今年2月，中国制片人方励在英国见到陆军退役少校费恩祺（Brian Finch）时，这位77岁的英国绅士对他严肃说道。

去年10月份，方励决定拍一部有关沉船“里斯本丸号”的纪录片《The 828 Unforgotten》，并且要将沉入海底70多年的里斯本丸号打捞出来。

这是一艘1942年9月27日从香港出发的日本货船，上面载着1834名战俘，其中绝大部分是英国士兵，还有约800名日军。10月1日，里斯本丸号在舟山海域被美军鱼雷击中。次日，800多名战俘沉入海底。

英国《泰晤士报》最先采访报道了方励和他的纪录片。很快，报道被多家媒体转载刊登，后来BBC的几个栏目也追踪报道。这件事还在英国国内引发一场争论：到底要不要打捞里斯本丸号？

费恩祺和英国军方的观点一致：坚决反对打捞“里斯本丸号”，因为那是一座“战争坟墓”。很多英国民众也反对打捞，理由是不希望有人打扰遇难者的灵魂。

方励并不认为这是“坟墓”，他觉得这是“中国海底的日本监狱”：“他们并非自愿，这里也不是他们的家乡。他们并非安息，而是被囚禁。”

今年4月，他带着导演范铭等人去往英国寻找那些“里斯本丸号”上的幸存者及其亲友。在英国，他们询问了很多路人，其中大多数都不知道“里斯本丸号”这段历史。可一旦了解了这部纪录片，“所有人都会用‘伟大来形容”。

14天里，方励和范铭在费恩祺的协助下采访了20位与“里斯本丸号”有关的幸存者及其家属。为了寻找更多相关人员，方励在英国媒体上广泛刊登“寻人启事”。

“英国人不会觉得奇怪吗？为什么一个中国人要去拍日本船上的英国战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在每条广告里加入了中国地图：“之所以是由中国人来拍这部纪录片，是因为那么多英国小伙子是在我们家门口沉入海底的。现在，他们被遗忘了。”

方励希望通过这部纪录片，打捞起随“里斯本丸号”沉没的故事，还有那1834名被人遗忘的战俘。

带他们回家

方励第一次听说“里斯本丸号”的故事是在2013年。那年5月1日的半夜，导演韩寒跟他说，自己想写本名叫《东极少年往事》的小说。东极岛在哪儿？方励不知道。韩寒摊开地图，指了一片被东海包围的岛屿，距离舟山本岛近2小时航程。

去东极岛踩点时，一个船老大告诉方励，有艘大船就在这儿沉了，死了好多英国军人。方励是个军事迷，却对这艘沉船一无所知，忍不住往下“潜”，结果“越了解就越不可收拾”。

他分别在2016年、2017年带着技术队在东极岛进行了两次勘探。第一次，他发现这里确实有一艘沉船，长度和宽度与“里斯本丸号”吻合。第二次勘测后，他确定这是一艘几千吨重的钢铁船，而且船尾断了。这符合历史上“里斯本丸号”被鱼雷击中尾部，沉没触底的记录，“那必须是里斯本丸号”。

得到确切结论的方励心情“兴奋又沉重”。兴奋的是，这证明他的专业技能过关，沉重则是因为“就在我脚下30米的海底，有800多条曾经鲜活的生命”。方励说完，抽了张纸，遮住了发红的眼睛。

在近2小时的采访中，他不止一次眼眶泛红，手边攒了一堆纸巾，3个烟头。“我们的距离是如此近，只有30米。”他再次强调，双臂比划，“就从咱们坐的地方到对面那堵墙的距离。”说这话的时候，方励好像一下从北京朝阳的艺术区航行到了浙江舟山的东极岛，脚下是海浪，再往下是就是“里斯本丸号”。

2017年，香港里斯本丸协会秘书长把方励介绍给了费恩祺。费恩祺1960年加入了米德尔塞克斯团。这个兵团也曾有士兵被关押在“里斯本丸号”上。在兵团办公室的墙上，至今还挂着一幅“里斯本丸号”的素描。费恩祺说：“大家都知道这艘船的故事，时不时就会有人提起。”

费恩祺曾在香港工作生活多年，跟当地里斯本丸协会关系密切。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里斯本丸”，他把协会编著的《实录·里斯本丸事件》翻译成了英文。费恩祺还把方励介绍给了专攻香港战争的英国历史研究者托尼·班纳姆（Tony Banham）。

同一年，一位英国历史学教授看到了方励的海底勘探数据。他发现自己对“里斯本丸”历史事件一无所知，觉得有必要让更多英国人知道，于是联系了自己在《泰晤士报》的记者朋友，采访报道了方励。

10月8号，文章发表。两天后，有个叫阿曼达（Amanda）的女士找到了方励。她的爷爷登上里斯本丸号的时候，她的父亲只有7岁，从此再没见过自己的父亲。船沉了两年后，他收到了红十字会的死亡通知书。现在，阿曼达每年都会给爷爷和父亲扫墓，但“他不在那里，只有一块石头，里面是空的”。她坚持：“如果你派一个人参加战争，那无论是死还是活，都应该把他带回家。”

正是这个电话，让方励打定主意要拍纪录片。他用几个月的工夫组建了一个团队，固定成员只有5个人：导演范铭、制片人方励、历史及军事顾问费恩祺、联合制片人托尼，还有一个在英国留学的实习生。

托尼和费恩祺之前都曾与一些幸存者及其家人保持联系。方勵最初会根据他们提供的一些信息和线索去寻找合适的拍摄对象。托尼曾写过《里斯本丸号的沉没：英国被遗忘的二战悲剧》。在这本书的开头，他写道：“1990年，我第一次开始搜集资料时，还有大约100个幸存者。2003年1月开始写书时，只有9个了。3月，还剩8个。7月，还有7个。10月，只剩6个。”

而今，据方励所知，只剩下两名幸存者了：一位叫丹尼斯·莫利（Dennis Morley），99岁，还有一位98岁，在加拿大温哥华。

这种“压力”也是悬在方励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我们将失去最后一次讲述他们的故事并记住他们的机会”。

“最坏的人性和最好的人性”

1942年10月1日早上7点04分，美军潜艇“鲈鱼”向日本货船“里斯本丸号”发射了第一颗鱼雷。157秒后，海上没有爆炸声。接下来美军指挥官下令连发两枚，船只晃了几下。潜艇离得更近了，重1.5吨的第四颗鱼雷发射，击中船尾。一位战俘后来回忆道：“突然一声巨响，像是爆胎的声音。我们不确定声音来自船外还是船里。”有人听到煤仓发生了爆炸，海水随即涌入。

里斯本丸号长约120米，宽约18米。甲板下的空间被分成两层，隔成3个货仓，上面铺着薄草席。暗无天日的船舱里面关着1834名战俘，大部分是英国人，主要来自皇家海军、皇家炮兵团、皇家苏格兰军团、米德尔塞克斯团等。每人只能在宽约45厘米的空间活动，大家肩挨肩躺着。

这是他们从香港出发的第5天。

1941年12月8日，日本空军轰炸了香港启德机场。这里曾是国际最繁忙的机场之一。日本陆军同时又从福田过境，向锦田平原发起进攻。香港保卫战打响。

出于战略部署的需要，出任首相不到一年的丘吉尔下了军令：“不能投降，全力摧毁日军，拖住他们，争取时间，绝不妥协，不放弃香港岛。”结局几乎是可以预料的。在5万日军面前，香港守不住。

1941年圣诞节，港督杨慕琦宣布投降。战俘被集中关在香港北角难民营和深水埗战俘营。第二年9月25日，1800多名战俘被带往深水埗阅兵场。有位日军中尉通过翻译对他们说：“你们将被从香港带走，我们会带你去一个美丽的国家。在那里，你们会被善待。现在就请你们注意自己的安全，记住我的脸。”

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三条路：留在战俘营、伺机逃跑或随船去日本。然而，他们没得选。

没人救得了他们。此时新加坡和菲律宾已沦陷，欧洲战场连连失利。战俘营人满为患，传染病盛行。登船前，日军“象征性地”给士兵进行了体检。9月27日启航那天，船上四分之三的战俘都患有白喉、痢疾或脚气。

按照国际公约，运送战俘的船必须要挂红十字标志。“里斯本丸号”并没有按规矩来。这艘没有任何标识、却配了两门舰炮的日本货船引起了美军注意。他们在观望许久后，决定开火。

没有人管战俘了。粮食和水断了。甲板下的船舱被钉死，用帆布遮着。700多名日本士兵被10艘救生船分别运走，只留下二十几名守卫看管战俘。

船停了，开始下沉。距离灭顶还有24小时。

“这就是一场谋杀！”方励猛抽了口烟，用力到眼睛发红。

英国士兵开始想方设法逃离。有人割开帆布，顶破舱门。第一批出去的人被日军扫射。幸存者丹尼斯·莫利说：“就好像火车从头上开过。”很快，他们干掉了看守的日军。

在英国见到丹尼斯时，方励请他坐下。丹尼斯拒绝，撑着助步器站着和他聊了半小时：“我是个军人，我还要站着。”后来实在吃不消，坐下聊了4个钟头。在300人的军团合影中，他找不到自己，却一眼认出了当时指挥大家逃生的卡斯伯特森（Cuthbertson）。

方励到英国第一天就知道了这个军官的事迹。他记得卡斯伯特森跳海前特意把军帽戴好，因为要“戴整齐去见上帝”。

跳海的1700多位士兵，有些被日军扫射，有些被东极岛渔民救了。

今年3月，方励和范铭去拜访了94岁的林阿根。他是当年参与营救战俘的渔民中唯一还在世的。

当时的林阿根只有17岁。他记得那天刮东北风，正是涨潮的时候，“许多黄头发、红头发的外国人从沉船那边漂过来”。渔民们赶紧划船去救人。另一个小岛上的渔民也自发营救，总共有198名渔民出动了46艘渔船。一艘渔船一次只能搭五六个人，往返65次，捞回了384名英国士兵。被救的士兵躲在渔民家里和天后宫。天后是渔民心中的保护神。

渔民的营救让日军停下了扫射。丹尼斯告诉方励，他觉得“日本人是害怕渔民把他们的罪行告诉全世界，所以才终止扫射”。

费恩祺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这些渔民不像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他们救人只是因为这是应该做的。”他还曾跟林阿根电话连线过，不过只有短短幾秒，只来得及说一声感谢。在他看来，从这艘船上，人们可以看到“最坏的人性和最好的人性”。

被击中24小时后，“里斯本丸”上有828位战俘沉入海底。剩下的一千多人被接着送到日本，其中包括日军在东极岛上搜捕出的381位士兵。只有3个藏在岩洞里的士兵躲过一劫，他们在抗日游击队的护送下到了重庆，辗转回国。一个叫吉姆·法莱斯（Jim Fallace）的士兵临走前，送给渔民一枚戒指，上面刻着“JF”。这也成了方励后来寻找吉姆的依据。

战争结束时，回到英国的只有700多人。有200多名英国士兵死在了日本。

给他们一个体面的纪念

凭借一枚戒指，方励找到了吉姆生活的小镇。吉姆曾在一家小旅馆工作，人们记得他总是穿得“笔挺又好玩”，有时西装搭短裤；是个烟鬼，“抽起烟来像个大烟囱”；爱喝啤酒，“在一家酒馆喝完就闲逛到下一家”。镇上的人都认识吉姆，却很少有人听他讲过自己的事。他曾给好友看过一份写过里斯本丸号的报纸。当好友说，这事应该让更多人知道时，吉姆只是笑笑不说话。

今年4月，方励来到这个小镇，在一家小酒馆的大厅里，他讲述了里斯本丸号的故事，一边讲一边用手机给听众看历史照片。演讲结束后，方励离开小酒馆，一位英国老兵追了出来，递给方励10英镑表示对纪录片的支持。

活下来的人很多人选择了沉默。

幸存的皇家炮兵团士兵查尔斯·佐敦（Charles Jordan）因为水性很好，在海上漂了10个小时被渔民救起。可是他的好友却因不会游泳而淹死。回国后，查尔斯拒绝吃米饭、用日货、要求子女必须学会游泳。里斯本丸号上的悲惨经历改变了他的余生，可他对此却绝口不提。

还有很多人来不及讲述就已经去世。

在两周的采访中，让方励最难受的是罗恩·布鲁克斯（Ron Brooks）和他的父亲查尔斯·布鲁克斯（Charles Brooks）

查尔斯1937年被派往香港。1940年，罗恩随母亲和哥哥跟着撤退的部队疏散到墨尔本。他记得离港那天雨很大，军用卡车的帆布顶上映着灰色天际线。他们在澳大利亚还收到了父亲从香港战俘营寄来的平安信，信里说：“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团聚……”然而，当家人读到这封信时，查尔斯已经遇难。

查尔斯当时在三号舱。这是最先进水的船舱，士兵们不得不24小时轮流摇水泵。等轮到他们逃生时，通往甲板的梯子断了，再加上体力消耗过度，行动迟缓，生机渺茫。最后，逃不出去的炮兵团合唱了一首《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这是一首流行于一战期间的歌，战士们以此表达思乡情感。幸存士兵说，“这歌声就像是从水底传来的”。

方励找到罗恩时，83岁的他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他捂着胸口，读完了父亲给他们的最后一封信。

范铭说，在拍摄过程中，有很多后代说直到整理老人的遗物时才知道他们所经历的故事。他们在伦敦街头进行随机采访，几乎所有人在听到“里斯本丸号”时都摸不着头脑。

谈到为什么很少有人记得“里斯本丸”事件时，方励举了个“泰坦尼克号”的例子。他认为，这艘船的沉没之所以被人记住，很大程度是因为拍成了电影，“我们就是要去讲述这800多人的遭遇，通过移情让全世界记住这件事”。

在拍摄过程中，方励更加了解这群“年纪和我儿子一般大”的年轻人。在听过他们的故事后，他觉得“这些人是和我有关的朋友们”，所以“必须要让全世界知道，他们存在过”。

最初他也会担心会不会有人质疑他抱着商业或政治目的拍摄这部纪录片。在和范铭商量后，两人决定索性就以“个人视角”出发：一个中国人是如何打捞这些被遗忘的故事。“没有其他目的，只是出于一群人的情感”，方励补充道。他觉得通过讲述人的故事，用“一小撮人的情感”感染到更多人，这比拍个历史资料片有用。事实上，方励在英国遇到的所有人，都是“100%支持我做这件事的，分歧只在于到底要不要打捞沉船”。

“他们一定要被体面地安葬，并且这个世界上要有一个正式的纪念这个群体的方式。”范铭说。尽管很多英国人认为，舟山海域沉没的“里斯本丸”是一个“战争坟墓”，但这么多年过去，“没人吊唁，无人知晓”。范铭也希望通过拍摄纪录片来唤起所有人的注意，让大家知道战争的创痛，因为“这个纪录片本质上是反戰的”。

在英国采访的两周时间，对方励来说很难熬，“我每天都活在战争里，亲眼看着一个个家庭是如何战争撕碎”。

回国后，他们还在英国媒体上发布了“寻人启事”，想要找到更多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广告费并不便宜，方励为此准备了25万英镑的预算。很多媒体却愿意打折甚至免费帮忙刊登广告。从7月初第一则广告发布至今，又有大约150人联系到了他们，其中80多个是遇难者家属，甚至还有一位105岁的寡妇。范铭正计划再一次去英国进行“抢救性采访”。

丹尼斯被认为是现在最年长的幸存者。他的生日是10月26日，方励希望能在他明年生日时，把纪录片当作礼物送给他。

费恩祺依然反对打捞里斯本丸号。“为什么你们观点如此不同，还能在一起工作？”本刊记者问他。“因为我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这些人应该被世界记住，这件事值得被大家知道。”在他的手边，放着英文版的《实录·里斯本丸事件》，灰暗的封面上是即将倾覆的里斯本丸号，密密麻麻的人群跌落海中。

“他们每个人都至少应该得到一个体面的纪念。”方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