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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与突破:行政公益诉讼线索发现机制研究

2018-08-06成1赵维刚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4期
关键词:检察机关

李 成1,赵维刚

(1.四川大学 法学院,成都 610207;2.蒲江县人民检察院,成都 611600)

一 线索发现:从主观诉讼到客观诉讼的挑战

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1]。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①,制定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下称《实施办法》),指导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工作。在全面总结两年试点工作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7年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正式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职权,建立起我国的客观诉讼制度。

传统的行政诉讼以维护公民法律上的权利和利益的主观诉讼形态出现[2]。主观诉讼的制度设计立足于一个基本前提:个人是自身利益最好的守护者。相较于第三方,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最能知晓自身权益是否受到侵害,也最有动力在其权益受损时挑战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赋予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相对人原告资格,可以实现行政审判资源效用最大化,并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因此,非有诉之利益存在,不得发动行政审判权,亦即是否存在通过行政诉讼恢复原告权利或利益的客观可能性以及解决纠纷的实益存在[3]239。正是基于主观诉讼的逻辑进路,《行政诉讼法》自1989年制定伊始即要求原告须与被诉行政行为间存在利害关系②,排除了作为客观诉讼形态的公益诉讼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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