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闵行区的一幢办公楼里有一群“接听死亡”的人。他们是2012 年成立于上海的7×24小时心理危机干预希望热线的接线员。六年來，全国各地的上千位此类接线员累计接听了约16万个自杀电话，把无数摇摇欲坠的生命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晚上10点到凌晨2点电话最多

接线室内，孟心语刚把晚饭放进身后的微波炉里加热，突然间电话响起来了。

“我想回家……”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孩的声音。此刻，他正一个人站在楼顶。虽然他已是一个奢侈品牌的销售经理，但职场上屡遭不公正对待，同性恋身份不被家人认可，他回不了家，在外乡又受尽冷眼，这一切把他彻底击垮了。

20分钟后，通话还在继续。“你凭自己努力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有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同性恋是自己的选择，即便别人不认可，但自己过得开心更重要啊……”

45分钟后，男孩“觉得好点了”。孟心语放下电话，转身想取回已经变凉的晚饭时，身后的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孟心语在上海一家国企的人事部门上班。工作之余，她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2012年，希望热线成立之初，她成为了热线的一名接线员。“一般在晚上10点后到凌晨2点之间是电话量最多的时间，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凌晨2点到4点会空一些，但5点以后电话又来了。”

和孟心语一样，希望热线的志愿者大多都有自己的职业，同时需持有二级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并经过半年以上的专业培训后，才能完成希望热线的接线工作。

通过一根电话线穿越生与死

范彦文是上海站唯一一名外地志愿者，因为昆山老家还没有建接线室，她每周都有一天专门从昆山赶到上海接听热线12个小时。

接线员有特定的专业技术。在接到电话后，要先与来电者建立连接，同时判断案主的生命危机等级。

处在轻度危机的人，容易沉沦在事件的际遇当中，认为错在他人，自己却没有能力抵抗，这时当事人还可以清晰地讲述事件的经过。如果当事人说出：“活不下去，太痛苦，死了算了……”等话语时，他已经对自己的生命产生敌意，处在中度危机。而如果话语中特定的事件或人都消失了，认为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的错，情况就危险了。这时来电者往往会“托人托事托物”，因为他们已经历了从“不想活”到“我要死”的过渡阶段。

凌晨1时，范彦文接到了一个男孩的电话。

一开始，男孩只是情绪低落地诉说着自己的遭遇，范彦文耐心地听着，不时轻柔地应答着。一个小时过去，男孩说着说着，便提到了自己已经买好了安眠药。

“你一定不能吃啊！弟弟，你说你六岁就开始担起家庭，照顾妈妈，多不容易啊……可是这样的日子你都挺过来了，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好吗？”范彦文引导男孩回想过去、回想自己的母亲。

男孩停顿了五秒，在电话那头放声哭了起来。

要认同当事人，而不是否定他，这是每位接线员都要培训的专业技术之一。“你比一般人经历的苦难更多，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也正常。但想归想，我们要好好活着啊！”

两个小时后，男孩渐渐放下了手中的药瓶。此时，接线员的耳朵已被耳麦夹得通红，但丝毫不敢松懈。

我们想把你留在这个世界上

最严重的生命危机等级是“急迫危机”，进入这个等级的人已经启动了自杀行为。

“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为什么还活着……”电话那头，一个女孩的声音微弱得几乎没有力气。在拨通电话以前，她划破了手腕上的血管。

在最后一点意识消失以前，也许是出于求生的本能，也许只是想和这个世界再对话几分钟，她拨通了希望热线的电话。接电话的是接线员小林。“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我打电话来，是想请你转告另外一个接线老师，谢谢这段时间她的陪伴。”女孩的声音沉缓得几乎听不清，说着就挂断了电话。

还没有建立起连接，电话就断了，这让还是新人的小林一时间傻了眼，但拨打电话的动作没有停下来。“越是危急的情况下，就算电话没有接通也要一直拨打，只要她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就知道还有人在牵挂着她。”

终于，电话打通了。

“我好痛……”透过电话，她知道女孩已经割腕。

听着女孩的呻吟，小林一阵阵心痛。“你先坐起来好不好，我们不要躺着了”，“你先给自己止血好吗？”，“妹妹，我可以叫你妹妹吗？”小林试图引导她说出自己的经历和痛苦。

“一个人在痛苦中是不会死的，只有麻木了，才会离开。”所以当女孩开始恢复意识，谈起自己的事情时，小林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女孩答应了给自己止血，趁此机会小林报了警，警方根据电话号码查到了女孩家的方位……

很多人打来电话都说“没有人在乎我的死活”，而热线的作用就是告诉他们：我们在乎，我们想把你留在这个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