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冰逆

中国古代是身分制社会，与身分法相关的各种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明初“雇工人”作为法律身分首次入律，明末和清代前中期又多次制定和修改了相关条例。对此，中外几代学者曾展开过长期、深入而激烈的论战，积累了为数众多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对律例细致的研读和分析，也有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与归纳，还有对法律与国家关系的思考和解析。然而，无论是研究范式还是经典结论，都依然有需要进一步梳理和深入反思之处。

一、先行研究与问题意识

受雇佣工之人自古有之。尽管明代以前也曾发布过调整雇佣关系的诏令，但多使用“佣雇之人”“人家佣赁”等较为宽泛地划定调整对象的词语，而在律典中明确提出“雇工人”这一术语，并将其作为一种法律身分进行规定，则是明代首创。尽管如此，《大明律》对“雇工人”的概念、性质和判定标准等却未置一词，*洪武七年颁行的《大明律》中并无专条对“雇工人”进行说明，律目中也仅有刑律犯奸“奴及雇工人奸家长妻”条明确提及了“雇工人”，此条中，奴婢与“雇工人”的量刑相同。其他对“雇工人”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奴婢律中，处罚大多较奴婢轻。比如刑律斗殴“奴婢殴家长”条规定：“凡奴婢殴家长者，皆斩；杀者，皆凌迟处死；过失杀者，绞；……若雇工人殴家长及家长之期亲若外祖父者，杖一百，徒三年；伤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参见《大明律》卷二十，怀效锋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64-165页。这无疑给当时的官员和学者们留下了巨大的争论空间，各种意见层出不穷，但国家始终未做出明确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