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来

朱子在“己丑之悟”后，由于功夫宗旨的问题已经解决，故立即转向哲学理论的建构。他在次年即乾道庚寅(1170)完成了《太极解义》(即对周敦颐《太极图》和《太极图说》的注释)，事实上，在己丑(1169)以前朱子已经关注周敦颐和《太极图》《通书》。如在己丑的前一年(1168)，他在《答汪应辰书》中就劝汪应辰研究《太极图说》，以了解周敦颐与二程的学术渊源。次年己丑(1169)他又与汪应辰书，信中他已经用“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概括《太极图》及说的思想性质，为其《太极解义》准备了基础。正是己丑年六月朱子完成了对《太极图说》和《通书》的编订，刊行了二书的建安本*朱熹：《太极通书后序(建安本)》，周敦颐著，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2页。据朱子此序，建安本之前有长沙本，亦是朱子所编定，但该本太极图附于最后，《通书》用胡氏传本，缺分章之目，故又刻建安本。。二三年后，朱子《再答汪应辰书》，把他作的《太极图说解》及相关的讨论寄给汪应辰，他还特别说明，吕祖谦至今对其中的一些问题“未能无疑”，并对此感到遗憾。

让我们从吕祖谦的回应开始。

一、朱子《太极解义》成书过程中的朱吕交流

朱子《太极解义》成书与朱张吕三贤之交流密不可分。关于《太极解义》，朱子与张栻往来书，多次论及。而朱子与吕祖谦书，却未尝一及之。可幸的是，在吕祖谦与朱子书中，却屡屡提及《太极解义》，成为朱子《太极解义》成书年代以及朱张吕讨论《太极解义》的最好见证。所以让我们先来看吕祖谦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