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明

从后来的视角看，晚清中国所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政治上的表现即是从君主制转变为共和制。晚清士人对共和制的接受有着极其重要的内在理由，即基于传统思想中某种理想的政教典范对秦以来君主制政治的批判*关于理由与原因在对历史事件的解释上的不同，简而言之，原因属于对历史事件的因果性解释，理由则属于对历史事件的意向性解释。对这两种解释模式的差异的对比，可参见[芬兰]冯·赖特：《解释与理解》，张留华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对秦政的批判关系到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评价与刻画，背后包含着一个影响极大、牵涉极广的历史哲学问题，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思想的基本走向至关重要。

一

传统思想中理想的政教典范共有三种不同类型，全部来自古代经典中的圣王叙事。既然对秦政的批判是一致的，无论基于何种理想的政教典范，那么，当批判在某个特定的语境中展开时，批判都会导致对变革的吁求，但对于变革的方向与归宿，则会因为所依据的政教典范的不同而呈现出很大的不同。

三种不同类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基于三代理想而批判秦政。更具体地说，这种来自儒门的历史哲学认为三代是一个值得欲求且切实可行的政教典范，三代以下的根本问题在于以天下为君主一己一家之私产、以“尊君卑臣”为特征的秦政。这种批判的现实相关性在于，既然秦政在后来的历史中并未有过根本性的改变，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制”，那么，摆脱秦政就为当下的变革提供了正当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