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云

第三章 厂长统考（下）

第二天，我在厂里做好交接工作，拿着行李直接到省城一所工人业余大学报到。这次省属企业厂长统考培训班，要求脱产三个月，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置身美丽的校园，耳边传来琅琅读书声，一下又觉得回到了读书时代，感到格外亲切。

尤其想到这次打击假冒伪劣行动引发的一场烦人风波，可以暂时躲入教学楼中，两耳不闻窗外事，对此时此刻烦恼一身的我来说，也许是一个解脱。

现在说管理大家都觉得很轻松，但在那时，一提管理这个词，大家都感到神秘。所以这次培训班专门为我们厂长开设了“工业企业管理”这门课程，显然这是一个刚刚设立的学科。在当时别说企业，即便院校里也是普遍缺乏企管人才。所以，在这次培训班中，除了厂（矿）长之外，还有一小部分地方院校老师一起参加培训。

我们学习的课程一样，但学习目的不一样。在培训班上，年纪大的厂长们学习上的确存在畏难情绪，对于许多概念和理论知识，接受能力普遍较差。年纪轻的厂长们学习则比较轻松，即便遇到什么不懂的问题，埋头将整本书啃熟也就是小菜一碟。

省内几家干部培训学校为了培养师资，选送了几位年轻女老师，刚好都分在我们班里。可能工作性质不一样，无论课上课后她们思想都特别活跃。像我这样年轻的厂长，有点树大招风的味道，成了她们疯狂追逐的对象，我觉得这些女老师不是来培训的，而是到厂长班来“淘金”的。

在谈恋爱问题上，我们这代经过“文革”那个特殊年代的人，愚昧得不知男女，甚至不懂得什么是青春，什么是浪漫，什么是激情。

一说到男女之事就会脸红，从来不敢正眼去看女人，甚至感到那是一种罪恶。在男女问题上一切都是墨守成规，顺其自然。

有时人家问我是不是条件高，我说我简单得就只有两个标准：相貌能否给我一见钟情，相处能否给我春暖花开，所以任凭班里的姑娘怎么吐露芳菲，我自岿然不动。

何况，这次我是来参加厂长统考的，不是来寻花问柳的。

就像当年我在杭州军营当兵，部队不许军人在驻地谈恋爱，所以，白天你可以望着西湖美女如云，晚上可以躲在梦中春江花月，就是不得越雷池一步。但这次我还是遇见有人喜欢与美女搭讪，不知这是不是男人的本性。

我不知是自己嫉妒心作祟，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在做课堂作业时，我故意给大家杜撰了两个企业管理案例。

说之前，我打了一个招呼：“纯粹一半是虚构一半是荒诞，请勿对号入座，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呵，哈哈——”

一个是关于那时男女婚恋方面的故事：

一廠长与一美女发生婚外情，随着美女年龄变大，厂长最初计划采用“灭口”方案，财务科长得知后向厂长大献殷勤，提出以提高管理水平为名，由厂长出巨资，送美女参加企业管理培训班学习。

正好这期班上，高大帅的厂长经理如云，而美女的出现，又一下子迷倒了全班男生。

时间不到两个月，这个美女就不理睬原先厂长了，反转过来倒贴给原厂长一笔巨资，作为封口费……

这个男女婚恋方面的故事案例，给人们的启示是：

企业处置不良资产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包装转让，而非遗弃或自我消化。

班上的同学们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连呼：“言之有理！”

一个是关于那时企业原罪方面的故事：

在“大跃进”缺衣少食的年代，有一孩子快要饿死，饿急了去偷了别人的东西，备受饥饿煎熬的妈妈没有责备他。后来他们活了下来并慢慢富裕起来，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但这个孩子又去偷了别人的东西，这次这位妈妈没有饶过他，先把这个孩子打得体无完肤，接着又将孩子送到了派出所。

民警就问了，当初他偷东西你为何不管，而今你却暴打孩子？

妈妈说：“起初在道德与生命两者之间，我选择了活着是迫不得已，而今在生命无忧时，两者之间我选择了道德。”

“所以我和孩子都要领罪受罚，对当初孩子的偷窃，受罚的不应该是孩子，而应该是我这个不作为的妈妈。对于现在孩子的偷窃，孩子应该领罪受罚。”

这个企业原罪方面的故事，给人们的启示是：

企业“原罪”可能是一个变革时期的必然现象，又是高悬在企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原罪的清算、否认或道德性批判，也许都不能澄清这个沉重而无解的难题。

班上的同学们听后沉思许久并惊叹无语。

我说这两个案例，本来是想活跃一下培训班上僵化的学习氛围，没想到事与愿违，有人为此对号入座，非要我说出案例背后的详细故事。

还有人为此摸到我们厂，调查我在厂里的生活作风是否有问题。

终于有一天，学校顶不住压力，专门派了一个调查组到企业了解我的表现。刚好遇见王广舟，他知道调查组来历后，跟着便落井下石：“太低级趣味了，我为我们企业岀了这样一个厂长而悲哀。”

王广舟的上纲上线，让调查组听得一愣一愣的。

接着，王广舟又居高临下一阵炮轰：

“如果在‘文革，一定以‘流氓厂长的名义揪出来示众！打倒！罢官！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调查组提醒他说：“毕竟现在不是‘文革时期，我们得实事求是！”

“什么实事求是？”

王广舟拍着桌子，火冒三丈地说：

“联系我厂参与跨省打击侵权假冒的专项行动的失败，我就怀疑他背后出卖组织，与打击对象同流合污，这不就是最大的实事求是吗？”

王广舟带着火药味的话，弄得调查组的人不敢再说话了，就像遇到一条疯狗，见到谁都会下口咬一样。

这时，只见副书记大人紧闭双眼，根本不看调查组的人，全盘照自己的猜测自说自话：

“依我一孔之见，主要是我们的厂长年轻好色、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无法无天。同时，我们对当下干部年轻化的做法，应该予以认真反思。”

调查组没有想到一个副书记对新厂长如此愤慨，推测他的心态一定不正常，为了尽快摆脱他，就顺水推舟问道：

“依你看，这事应如何处理？”

“嘿嘿！”

王广舟一阵奸笑，说道：

“为了对组织负责，也为了对我们这个省属大型企业负责，建议立即罢免他的厂长职务，提名像我这样的人当厂长！”

他自知说漏了嘴，马上纠正道：

“真的要我当这个厂长，我还得掂一掂，这个老国营企业负担太重了。”

调查组有人假装着急道：“学校可以提出罢免，但要推荐谁当厂长，恐怕我们的手—够不着！”

王广舟又笑道：“至于谁当厂长，这是组织上的事。建议按级别一级一级提升，切忌弯道超车，弄得我们这些老人永远没有机会。”

王广舟万变不离其宗，就是想要抢班夺权，这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老实说，我年纪轻有什么不好，至少屁股后面没有尾巴让他抓在手上，所以我懒得去搭理他。

企业窝里斗，这事后来反倒成了学校又一个真实鲜活的企业管理方面的案例，哈哈……

转眼几个月的脱产培训结束，这天正式迎来厂长统考。一早有人敲我宿舍门，说企业有一批60年代初精简下放到农村的职工已经闹到学校大门口，要求返城回厂安排工作。

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跑到大门口。只见黑压压的一片，至少有百把号人。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遭遇严重经济困难。工厂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百姓收入微薄买不起，陷入恶性循环。最严重的是粮食极度匮乏，哪里都没有粮食，农村百姓吃草根、树皮、菜叶、麸皮、豆腐渣，到后期连这些都吃光了，只好饿肚子。

农村如此，城市居民更是雪上加霜，他们想吃草、吃树叶都没有，国家供应的每天几两粮食，只能熬粥喝，整天饿得心慌气短，直不起腰，面黄肌瘦……

鉴于这种情况，国家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要求大量精简城市人口。

企业员工纷纷要求到农村去！与其在城市活受罪等死，不如到农村去闯出一条活路。虽然农村也没有粮食，但那里有土地、有荒山、有植物，甚至有牲畜吃的稻草、秸秆，总可以填饱肚子。

但故土难离！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城市虽然更困难，但终归是自己生活的家啊！背井离乡，到举目无亲，没有任何生活基础的农村去，是多难的痛苦抉择啊！

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下乡运动开始了。企业逐级进行下乡动员，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领导干部、劳动模范、生产骨干带头。当时的人们是那样的纯洁，那样听党的话，即使自己忍受千般苦，也无怨无悔，主动申请离职下乡，不仅为自己，更为党、为国家分忧解难，勇往直前。于是，单身职工孤身一人，带着简单的生活用品走上了去农村的道路。有家口的职工则拖儿带女、背箱拖柜走上了漫漫长途……

企业当时告诉下乡的职工，一旦国家形势好转，将优先把他们请回来。但是时隔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国民经济陷入了更大的困境。

与“文革”期间被下放的城镇居民不同，困难时期被下放的城镇居民命运更悲惨。因为前者在打倒“四人帮”后可以返回城镇，后者中一些人却与回城的机会失之交臂。

应该承认，他们也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特殊群体，随着年龄增加，这一群体的养老问题也亟待解决。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弄清楚这些情况后，我当即向企业的这些职工表态：“这是新中国一段特殊的历史，我们省属国营企业有责任和义务帮助你们解决后顾之忧。”

我的话还没说完，这批上访职工和家属就起哄了，有的说：

“当初动员我们下放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度过暂时的困难后，国民经济一经好转，会及时召我们回来，复工复职，重回城市工作生活。”

还有的说：“时过境迁，当初政府说的话没有人为我们兑现。现在谁上任了，也没有理我们的……”

大家七嘴八舌，事情很清楚，但如何处理，谁都做不了主，也没有人敢拍板。

这时考试预备铃声已经响起，为了尽快安抚好这批上访员工，我郑重其事地表示说：“希望你们相信我，今天一考完试，我首先帮你们争取落实政策。”

上访人员人多嘴杂，乱糟糟的一团，根本听不见我的话，有人怀疑说：“看你年纪轻轻的，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口说无凭！”

最后，我用了激将法：“既然你们信不过我，那我就是多管闲事了！”

上访人员听我这么一说，哪肯轻易放过我。在这二十多年的上访之路上，他们好不容易可以与厂长直接对上话，而此时我已经成为他们的一根救命稻草，所以他们将我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围住。这时我听到有人说：

“王广舟副书记跟我们说过，什么时候厂长帮我们解决好问题，什么时候我们回家。”

听话要听音，此时我心里多少有了底。这事一定是王广舟这个王八蛋挑起来的。而选择考前这个时间点来省城闹事，应该是有人精心策划的。我在哪里学习，什么时候考试，只有企業班子成员才知道的。

现在令我着急的是，对于统考，如果我一个人参加不了，大不了届时我主动辞去一厂之长。如果因我拖累了全省的厂长统考，这个责任可能谁都无法承担。我把这个利弊关系告诉上访职工和家属们，一下子得到许多人的同情。

有人说：“考试确实是大事，不能耽搁厂长前途。”

更多人附和说：“是啊！”

时间一分一分飞逝，按考场纪律，开考十五分钟后，禁止考生进入考场。豆大的汗珠从我脸上滚落下来，这时我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如果你们担心我事后不认账，我愿意当场在你们上访书上画押，保证今年春节前，为你们全部落实好政策。”

不等我的话音落下，有人冲着我高喊：

“这个办法好！”

接着还有员工高呼口号：

“厂长万岁！”

我双手合十高举至头顶，连声道谢：

“拜托大家安静些！”

到底是老职工，组织纪律性特别强，立马闪出一条通道护送我直抵考场，人们默默向我挥起双手致意，令我顿时热泪盈眶。我头也不回地直冲考场，考试的最后铃声刚刚响起，我的前脚正好迈进教室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