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金中都被蒙古军攻灭之后，中都城的中轴线也随之消失了。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忽必烈夺得皇权之后，作为蒙古国的都城开始面临新的选择。建在蒙古大草原上的和林城（今蒙古国境内）显然已经不能继续作为全国的统治中心了，建在滦河北岸的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虽然已经成为忽必烈当时的都城，但是这里只有一座宗王的藩府，相当于草原上皇家行宫的规模，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都城是远远不够的。这时，元世祖忽必烈的主要谋臣，也就是曾经建造开平府的刘秉忠提出在旧中都城东北建造一座新都城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元世祖的支持，于是，一座宏大的新都城拔地而起，屹立在华北平原之上。这座新都城是以金朝行宫万宁宫为中心建造的，而且全城的各项设施，皆是由刘秉忠一手规划的。

新都城模式的出现

在建城之初，刘秉忠首先设置了中心台，作为整个大都城的建设基准点。然后以此为依据，划出了 “城方六十里”的范围，作为新都城的四至。然而，在实际勘测过程中，由于东面城墙的位置过于低洼，很难筑墙，而西面城墙的位置又不能把海子（今称积水潭）的水域全都围入，于是把大都城的位置整个向西移动，造成全城中轴线也向西移动，使得原来设置的中心台偏离到了新都城中轴线的东侧。对于刘秉忠设计的新都城，元世祖给予高度重视，并对一些临时出现的问题，作出具体的指示。例如，在刘秉忠规划的大都城南墙一线建造过程中，恰恰与金朝修建的双塔庆寿寺重叠在一起，如果笔直建造新城墙，就要拆毁庆寿寺；如果保留庆寿寺，大都城的南城墙就要向外环绕，把庆寿寺包在城里。在请示了元世祖之后，决定保留庆寿寺，南城墙向外环绕。

刘秉忠在建造大都城时的第一个文化创新，是对都城空间规划出了一个全新模式。在中国古代，都城中最重要的建筑是皇家宫殿。汉唐时期的长安与洛阳，皇宫大致建造在整个都城的北部，由此形成帝王朝南君临天下的政治格局，北部为尊是这个时代突出的文化主题。

到了宋代，北部为尊的观念有所改变，突出了“天子居中”的文化主题。于是在宋朝的东京（今河南开封）城内，把皇宫建造在全城的中心位置，出现了都城套皇城、皇城又套宫城的回字形政治格局。形成都城拱卫皇城，皇城又拱卫宫城的文化主题。此后，金中都城的建设，完全模仿了北宋东京的模式。这是第二种都城规划的文化主题。

刘秉忠规划的大都城，既没有参照汉唐的模式，把皇城放在都城的北面；也没有参照宋金的模式，把皇城放在都城的中心，而是把皇城放在了都城中心偏南的位置上，他把都城中心让给了钟鼓楼。从都城正南门丽正门到钟鼓楼，形成了大都城的中轴线，而皇宫恰好坐落在这条中轴线上。由于元朝帝王是少数民族领袖，他们入主中原带来了大量的游牧文化，这些文化自然也要融入大都城的规划和建设之中。刘秉忠在把皇宫正殿大明殿及皇后居住的延春阁设置在新都城的中轴线上的同时，又把皇太子的东宫设置在太液池西岸，与太液池东岸的大明殿及延春阁形成一主一辅的呼应关系。三组宫殿以太液池为中心，形成一个独立的生活圈，体现出游牧民族 “逐水草而居”的文化特色。

刘秉忠在建造大都城时的第二个文化创新，是把钟鼓楼放在了全城的中心位置，同时又是新都城中轴线的最北端。在中国古代的都城，钟楼和鼓楼通常是设置在皇城前面，东西相对。而元大都城的钟鼓楼，则被放在皇城的北面、都城中轴线的北端，鼓楼在前，钟楼在后，居于十分显要的位置。

易学及天象与大都城的关系

这种新的城市格局是把儒家经典《周易》的思想体现在都城的设置上。大都城东、南、西三面皆为三门，而北面只有两门，体现了古人阴阳八卦的理念。古人认为，世间的所有事物均是由阴阳两面共同构成的，作为建筑而言，南面为阳，北面为阴；作为数字而言，奇数为阳，偶数为阴。大都城的南面为阳，设三门，是奇数，北面为阴，设两门，是偶数，阴阳对应。而在八卦中，乾坤等八个数字代表八個方位。西北是乾位，正北是坎位，东北是巽位。与之对应的，西北方的门称为健德门，取乾卦“天行健”的含意；东北方的门称为安贞门，则与巽卦“安贞吉”之意相合。两门之间为坎位，坎卦的寓意是“险难”，如果在这里开辟一座城门，则是把人往“险难”之处引，显然不祥，故而中轴线只到钟鼓楼为止，不再向北延伸，也没有在健德、安贞二门之间再开辟出一条路和一座城门。

元大都的钟鼓楼又与《授时历》有着直接关系。自唐代灭亡后，全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南北双方，使用各不相同的历法。在北方，辽朝先是在攻灭后晋之后承用了唐朝的历法，后又改用南齐时祖冲之的《大明历》，并一直使用到金朝。在中原及南方，宋朝使用的则是以晋代僧一行的方法制定的历法，并多次加以修改（北宋和南宋各更改八次）。这种状况延续到元朝攻灭南宋，统一全国。从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开始，元世祖命王恂、许衡、郭守敬等人修订新历法，并将新历法命名为《授时历》，颁行天下。这部新历法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特别是在修订过程中所使用的时间及气候变化标准，皆是以大都城作为依据的。而在大都城的钟鼓楼上安置的钟和鼓，也是按照《授时历》测定的标准来撞击报时的，当时由钟鼓楼显示的大都时间，等同于今天的北京时间，是全国各地都必须遵行的标准时间。

刘秉忠在规划建造大都城时，对天体的运行是十分熟悉的，因此，在设置大都城的各项重要设施时，是以天上的星座来对应都城中的重要设施，从而进一步突出“天人关系”的主题。在大都城里的皇宫，对应的是天上的紫微垣星座，故而后世又称北京城里的皇宫为紫禁城。除了皇宫之外，最重要的三个政府机构分别是：主持全国政务的中书省、掌管全国军事的枢密院，以及负责全国监察的御史台。这三个机构的衙署也被安置在特定的位置。中书省的衙署被安置在皇城北面的凤池坊，按照规划者的说法，这个位置是在“紫微垣之次”，也就是紫禁城的旁边。枢密院的衙署被安置在皇城东侧的东华门外保大坊，这个位置是在“武曲星之次”。而御史台的衙署则被安置在皇城西北的肃清门之东，这个位置是在“左右执法天明上”。在当时人的眼里，监察工作就是在“执法”，以肃清贪官污吏为主要任务。

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承

刘秉忠在建造大都城时，不仅有文化创新，也有文化传承。这个文化传承的范本，就是传世已久的儒家典籍《周礼·考工记》。这部书的成书年代，大概在春秋战国至汉代，是一部集自众人之手的著述。在这部书中，曾经描述了一个儒家学说中的理想建都模式，即：以皇宫为中心，面朝后市，左祖右社。讲了四个都城的主要设施及其方位。

面朝后市，讲的是政府衙署在皇宫的前面（即南面），而都城中的商市则是在皇宫的后面（即北面）。左祖右社，讲的是太庙在皇宫的左面（即东面），而社稷坛则是在皇宫的右面（即西面）。这四个主要设施都直接与都城的政治、经济、文化功能相关。面朝衙署，系指位于皇城前面的尚书省。元朝最初设置的中书省在皇城北面的凤池坊，此后元世祖又设置有专门理财的尚书省，其衙署位于皇城前面的五云坊。及尚书省废除，就把中书省的办公场所从凤池坊转到五云坊，原中书省衙署就变成翰林国史院的办公地点。后市的商市，系指位于皇城后面的一批商市，主要集中在钟鼓楼周围一带。大都新城建成后，各处商市皆很多，主要集中在钟鼓楼一带和各个城门附近，这些商市大多设置在交通便利之处。按照阴阳五行的学说，北面属水，水能生财，故而把商市放在了皇城的北面，希望商市能够繁荣发展。此外，通惠河的开凿，使江南的商船能够直抵钟鼓楼西南的积水潭，为商品的運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是促进这一带商市贸易活跃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皇城的东侧，也就是中轴线的东侧，设置有帝王祭祖的太庙。元朝帝王来自大草原，在游牧文化中有着一套祭祖的仪式，却不在太庙。元世祖即位后，立刻采纳了中原王朝的祭祖模式，在中都旧城建造有太庙。及建造新大都城时，又在齐化门（今朝阳门）内建造了新的太庙，作为帝王祭祖的主要场所。一直到元朝末年，太庙的位置没有再出现变更。

在中轴线的西侧，与太庙大致对称的地方，元朝政府又设置有社稷坛。“社稷”的观念最初是以“重农”为主题的。这个主题，对于蒙古帝王而言是很陌生的。直到元世祖即位后，才开始对社稷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下令在全国各地设置社稷坛。“社稷”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就延伸为“国家”的概念，祭祀社稷，就是承认农耕生产为立国之本，社稷就是国家的象征。

太庙和社稷坛的对称设置，反映出元朝帝王对“尊祖”和“重农”两大文化主题的认同，也是游牧文化进一步与农耕文化的深入融合。同时，还显示出元朝帝王对“忠”“孝”两大政治主题的重视。祭祀祖先的文化核心是“尽孝”，是血脉的不断传承；而祭祀社稷的文化核心则是“尽忠”，是国脉的不断延续。

就方位而言，太庙与社稷坛也是不能混淆的。太庙在东，就阴阳五行中的方位而言，东属木，属文，代表春天的万物生长，生生不息，也象征着帝王的子孙后代不断繁衍。社稷坛在西，就阴阳五行中的方位而言，西属金，属武，代表秋天万物成熟，行将收割，也象征着国家的安定需要用武力加以保护。文武平衡，是国泰民安的最佳状态；文武失调，就会导致国家动乱，百姓遭殃。

综上所述，在新建的大都城中轴线周围，安置了绝大多数的重要设施，成为整个都城的核心地区。由此可见中轴线的突出地位至关重要，而这条中轴线又显示出创新与传承紧密结合，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标志。此后的北京明清中轴线，均在元大都中轴线的基础上不断加以发展和完善，至今仍然是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

（作者：王岗，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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