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辉

在语用学领域，话语缓和与语用移情一般被认为是两种相互独立的语用现象或策略，但也有学者承认两者有一定的关系，aCaff i C., Mitigation, New York: Elsevier, 2007.另外还有人认为话语缓和具有“抗移情”效果，bCaff i C.,“Mitigation”，In: M. Sbisà and K.Turner (Eds.), Pragmatics of Speech Actions,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2013, pp.257-285.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我们已初步论证了语用移情与话语缓和的相关性，c李海辉：《话语缓和的语用移情解读》，《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9期。本文旨在讨论话语缓和的语用移情机制，以进一步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文章首先澄清语用移情的概念内涵，接着借鉴Davis和Martinovski & Mao的移情模型，尝试构建话语缓和的语用移情模式，最后讨论话语缓和研究中遗留的几个争议性问题，借此验证该模式的解释力。

一、语用移情

语言中的移情（empathy）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LyonsdLyons J., Semantics, vol. 1-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所说的移情指示（empathetic deixis）。移情指示最常见的是人称指示语we，us，our，one以及汉语中对应的“我们”“咱们”“咱”，它们的一个语义特征就是情感接纳。移情指示语的使用多见于医生（护士）与患者之间的对话，体现一种工作同盟关系（working alliance），或出现在教师与学生、家长（保姆）与小孩的对话中，体现一种亲密关系。当然，在日常对话或成人之间的对话中也是存在的。语言移情概念的另一个出处是KunoeKuno S.,“Empathy and Direct Discourse Perspectives”，In: L. Horn and G. Ward (Eds.), Handbook of Pragmatics,Blackwell, 2006, pp.315-343.的句法研究。他将移情定义为认同（identif i cation），设定若干移情层级（empathy hierarchy）以解释名词短语等句法类型合法性的非句法制约。其核心概念是情感认同，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移情对象（人或物）必须占据句法凸显位置以突出其中心地位。正式提出“语用移情”这一概念的是何自然。a何自然：《言语交际中的语用移情》，《外语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4期。他把语用移情定义为“言语交际双方情感相通，能设想和理解对方用意”，同时区分出语用语言移情与社会语用移情两类。前者与指示语的使用有关，体现为说话人趋向听话人的指示中心，表达对听话人的正面情感；后者涉及文化背景下的换位认知心理以及跨文化交际中对异域文化的包容，属于文化语用移情。

在社会语言学研究中，与语用移情相关的论说是Giles et al.bGiles H., Coupland J. and Coupland N., Contexts of Accommod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和CouplandcCoupland N.,“Accommodation Theory”，In: J. Jaspers, J. Östman & J. Verschueren (Eds.). Society and Language Use,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0, pp.21-27.的适应论（accommodation theory）。适应论的目的在于解释文化混杂和语言接触环境下人们如何通过语速、话语长度的顺应调整来适应对方的话语风格，借此展示文化心理认同或不认同。适应论涉及文化语用移情问题，它的两个关键术语是趋同（convergence）和趋异（divergence），趋同是移情，趋异则是离情（de-empathy）。与适应论相关的语用学理论是Verschuerend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London: Arnold, 1999.的语言顺应论。顺应论认为言语交际是人们为了不同程度地满足交际需求而不断做出语言选择（包括策略选择）的过程，语言选择是各种顺应的结果，包括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何自然、冉永平e何自然、冉永平：《语用学概论》（修订本），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认为语言顺应来自心理移情，因此顺应也是一种移情方式，特别体现在英语母语者对学习者“离格”英语的容忍。贺文丽f贺文丽：《汉语言语交际中的语用移情研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以顺应论为框架对语用移情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发现了语用移情的选择策略、换位策略、求同策略及利他策略。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可以采取求内涵最大公约数的方法，归纳出语用移情的两个要素：一、视角转换，即换位认知、换位思考，这是认知层面的；二、情感趋同，包括理解与认同，先有理解后有认同，先有认同后有趋同，这是情感层面的。趋同在逻辑上蕴含了顺应和适应，顺应是过程，适应是结果，两者既可移情亦可离情，但从人际语用上说趋同排除了离情。

二、Davis和Martinovski& Mao的移情模型

DavisgDavis M., Empathy: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6.不满以往心理学领域对移情研究的纷乱局面，在综合各种研究发现的基础上，为移情梳理出一条脉络，称之为组织模型（organizational model），简化后如图1。

所谓组织模型，就是把移情的各相关要素陈列在一条逻辑序上。如图1所示，移情者必须具备某些移情条件，经过一个移情过程，才能产生移情结果，包括个体内结果与个体间结果。这种先—后逻辑序也是因果链。先决条件包括个体条件和情境条件，例如移情倾向的个体差异和观察者与对象之间的相似度。移情过程包括非认知过程（模仿）、简单认知（直接联想）和高级认知（视角转换）。个体内结果有情感结果（移情关怀）与非情感结果（归因判断）。个体间结果则包括施助、冒犯与社会行为。四个要素两两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以箭头号表示），其中相邻要素之间呈直接因果关系，相隔要素之间呈间接因果关系。直接因果关系强于间接因果关系，因此，最强的因果链是“先决条件→过程→个体内结果→个体间结果”，而最弱的是“先决条件→个体间结果”。Davis指出，以往研究集中于移情倾向的个体差异与冒犯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过于强调一些弱因果关系。Davis的组织模型突出了移情的最强因果链，尤其是“过程→个体内结果→个体间结果”序列，这是它的优势。不过，由于这是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须经过必要的改良（例如内容充实）后才能借鉴到话语缓和的语用移情研究。

图1 移情组织模型

Martinovski & MaoaMartinovski B. and Mao W., “Emotion as an Argumentation Engine: Modeling the Role of Emotion in Negotiation”,Group Decision Negotiation, no. 18, 2009, pp.235-259.的模型是为集体决定中的话语协商而构建的，其中包括三个移情实现条件，五种移情实现方法，四种运作方式。（一）实现条件：1.权力：如果A对B移情，那么B对于A具有权力；如果A对B移情，那么A对B具有权力。2.可信度：如果A对B移情，那么A断定B是可信的。3.亲密感：如果A对B移情，那么A对B有亲密感。（二）实现方法：1. 移情施与：1）A向B施与移情当且仅当A与B感受一致；2）A试图向B传递移情，且（或）A认定B是可信的，且（或）B对A具有权力。2. 移情接受：1）B接受A的移情当且仅当B相信A对B移情；2）B允许A对B行使权力，且（或）A对B有亲密感，且（或）A认定B是可信的，且（或）B对A具有权力。3. 移情诱导：1）A诱导B的移情当且仅当A意欲B对A移情；2）A试图向B传递A意欲让B对A移情，且（或）A意欲建立与B的亲密感，且（或）A欲认定B是可信的，且（或）B对A具有权力。4. 移情拒受：B拒绝接受A的移情当且仅当B并非意欲A对B移情；2）B试图向A传递他拒绝接受移情，且（或）B对A没有亲密感，且（或）B不认定A是可信的，且（或）B不允许A对B行使权力。5. 移情拒施：1）A拒绝向B施与移情当且仅当A并非对B移情；2）A试图向B传递A拒绝向B施与移情，且（或）A对B没有亲密感，且（或）A不认定B是可信的，且（或）A对B行使权力。（三）运作方法：1.移情诱导—移情施与—移情接受；2. 移情诱导—移情施与—移情拒受；3. 移情诱导—移情拒施—再语境化；4. 移情诱导—移情拒施—导致僵局。

Martinovski & Mao模型层次感强且涉及直观话语层面，在一定程度上与Davis模型形成互补，但是对运作方法没有作详尽描述。不过，经改良、充实后它有助于话语缓和语用移情模式的构建。

三、话语缓和的语用移情模式

如果要在上述两个模型的基础上构建话语缓和的语用移情模式，就必须从中提取合理部分，定义、充实后进行重组、重构。

Davis模型中移情的先决条件涉及诸如移情倾向的个体性格因素和观察者与对象之间的相似度等情境因素，它们虽然与话语缓和有某些关联，但不影响它的一般原理，可以暂时不予考虑。其移情过程中视角转换是最为高级的认知过程，与前文所述一致，予以保留。个体内结果中特别突出的是移情关怀，被前文所说的情感趋同所涵盖。另外，Davis接受BatsonbBatson D., The Altruism Question: Toward a Social-psychological Answer, Hillsdale: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91.的移情—利他假说，考虑到话语缓和的利他特征，可以用“利他”取代其模型中的个体内结果。这样我们可以得到语用移情第一模式，如图2所示。图2的意思是说，话语缓和中的语用移情包含了视角转换、情感趋同与利他，视角转换导致情感趋同，情感趋同导致利他。

Martinovski & Mao所说的移情运作方式其实是移情实现方法的组合，针对不同语境或研究对象可以有不同的组合。针对话语缓和中移情的相互性，我们可以设计出第二模式，如图3所示。这就是说，说话人移情的同时也诱导听话人移情，听话人识别、理解这个信号以后基于“互惠”（reciprocity）原理回赠移情。换言之，说话人移情导致了听话人反移情。

第一、第二模式相结合得出第三模式，如图4所示。这就是说，说话人通过视角转换、情感趋同、利他对听话人移情，同时诱导、促成听话人进入相同的移情过程，实现对说话人移情。

现在对各要素内容进行充实。视角包括认知视角和情感视角，视角转换包括视角抑制和视角凸显两个步骤。说话人为了凸显对方的情感视角而抑制己方的认知视角，而听话人必须抑制己方情感视角才能凸显对方的认知视角。情感趋同对说话人而言包括情感理解与情感认同，对听话人而言包括意图认同与意图配合。说话人的利他在于主动替听话人“道出心声”，而听话人的利他则是对说话人产生好感、满足其需求。移情诱导是一种元语用制约，其主要形式是再语境化，包括旧语境的消解与新语境的激活。至此我们可以获得话语缓和中语用移情的完整模式，如图5所示。

四、讨论

说话人对话语缓和策略的选择受到移情制约。首先，他为了顺应听话人面子需求、情感状态和心理诉求而采取话语缓和策略，如果不是这样，他可以径直实施言语行为，因为那样最符合他的交际利益。第二，说话人的话语缓和表达了他对听话人情感心理的理解和认同，实现了移情。这就是说，缓和因听话人需求而产生，缓和表达了移情，移情促成了缓和。在这个过程中礼貌扮演着相对次要的角色。诚然，在某些条件下（例如利他），话语缓和与礼貌是相互蕴含的，但如果说话人以礼貌为唯一目的话，他可支配的最为礼貌的策略就是放弃言语行为的实施。说话人没有这样做，说明他有交际诉求，即希望实现他的交际意图，这就是他期待听话人对他移情的语用理据。在这点上，有学者认为话语缓和源于不确定性或非准确性，aCzerwionk Lori.,“Participant Perspectives on Mitigated Interactions: The Impact of Imposition and Uncertainty”，Journal of Pragmatics, no.67, 2014, pp.112-130.这是认知取向的说法。由于移情涵盖了认知，我们更愿意说话语缓和出自于移情。

说话人的移情有显性、隐性之分，与他采取的缓和策略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一般而言，显性移情多由成事效果缓和语表达，隐性移情多由命题缓和语表达，施为用意缓和语表达的移情则介乎显性、隐性两者之间。理由很简单，由于移情的主要目的是安抚听话人的负面情感，而负面情感又是由言语行为成事效果引发的，因此表达显性移情的任务自然由成事效果缓和语承担。另外，在实际语言使用中，说话人的移情时显时隐，这就决定了各类缓和语的混合使用。

图2 语用移情第一模式

图3 语用移情第二模式

图4 语用移情第三模式

图5 语用移情完整模式

关于话语缓和的策略，FraserbFraser B.,“Conversational Mitigation”，Journal of Pragmatics, no.4, 1980, pp.341-350.采取一种“果—因溯源”的方式探讨减缓言语行为负面效果的各种促因，可以说成事效果缓和是Fraser的思想核心。Caff icCaff i C.,“Mitigation”, In: M. Sbisà and K.Turner (Eds.), Pragmatics of Speech Actions,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2013, pp.257-285.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它不能涵盖言语行为的规约性。这里涉及到一个由果到因还是由因到果的思维取向的选择。在我们看来，各种缓和策略当中成事效果缓和是最高级别的，同时它又处于从策略到功能的过渡节点，如果从人际协商的角度说，话语缓和的意图性胜过它的规约性，因此Fraser的观点似乎比Caff i的更趋于合理。说到底，话语缓和是言语行为施为力度与负面成事效果的同步弱化，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中间经历了一个主体间协商一致的过程。aMeyer P.,“Hedging Strategies in Academic Discourse: Strengthening the Argument by Weakening the Claim”，In:R. Markkanen and H. Schröder (Eds.), Hedging and Discourse: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a Pragmatic Phenomenon in Academic Text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7, pp.21-41.这个协商过程就是移情的开端。从听话人的角度来说，说话人对他的移情表达了情感理解与认同，促成他的情感卸载，继而释放认知、情感资源，为他对说话人移情提供了条件。话语缓和表面上是言不尽意，实质上是言弱意強，而且是因弱而强的，这从话语缓和的语用取效上说明了听话人移情的必要性。诚然，说话人移情后听话人或许不对说话人移情，导致交际失败，人际关系受损，这是话语冲突的典型情况。但是在成功的缓和性交际中，听话人移情是必要且充分的。

我们发现，话语缓和的功能处于心理规避—情感安抚—关系亲善—说服的序列，并呈逐步外化的趋势。其中心理规避是原始功能，情感安抚是首要功能，说服是终极功能，关系亲善居中，它既得益于情感安抚，又促成说服。这些功能的外化体现为主体间趋同由单向到双向的转变，由隐性向显性的过渡。这些功能的实现体现出双向主体间显性趋同，即相互移情。

在话语缓和的研究中，出现了这样几个解释机制：心理距离机制、免责机制和权利—义务再分配机制。心理距离机制的主要观点是，话语缓和在语言上体现为指示距离或施为距离，通过象征性投射对应着人际距离，故而某些缓和语的作用就是疏远人际关系。bHaverkate H.,“Deictic Categories as Mitigating Devices”，Pragmatics, no.2, 1992, pp.505-522.这个观点的不严密之处在于没有区分主客体距离和主体间距离。我们认为，只有在缓和语涉及说话人的主客体距离时，它才会造成人际疏远，原因是这时没有语用主体间性。如果缓和语涉及主客体距离的主体间趋同，它的效果就不同，例如“不是我说你”就是一种规避式趋同，它会导致人际关系的拉近，背后的原理是移情。免责机制的主要意思是说，话语缓和是一种闪避（evasion）策略，说话人故意留下回旋余地，旨在逃避话语责任，包括话语源责任、话语义务责任和命题真值承诺。cBrown P. and Levinson S.,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我们的看法是，话语责任还包括话语道义责任和话语后果责任，例如自贬话语涉及的就是道义责任或后果责任，这与前三种责任有密切关系。再者，免责预设了担责，主观担责才会引起客观免责，因此免责不由说话人完全主导。换言之，免责也是一种主体间协商的过程，也受相互移情的制约。权利—义务再分配机制说的是说话人通过限制交际双方的权利、义务，拉大或缩短人际距离。例如，当我们发出一个指令时，按规约它预设了说话人的权利（权力、权威等）和听话人执行指令的义务，而当我们缓和指令力度时，就降低了说话人的权利和听话人的义务，话语缓和就是解除权利和义务的过程。权利—义务再分配讲究同步弱化和主体间协商，与本文的模式有相通之处，所不同的是，本模式揉和了协商的规约性与意图性。

五、结束语

话语缓和是一个集手段、过程和结果于一体的复杂现象，它的解释机制是以往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个环节，本文在Davis和Martinovski & Mao的基础上尝试构建话语缓和的语用移情模式。它包含了说话人移情与听话人移情，两者都要经历视角转换—情感趋同—利他的过程。这个模式对话语缓和的解释是，说话人移情制约着他对缓和策略的选择，而听话人移情决定了缓和功能的实现。讨论发现，语用移情机制与先前机制有一定兼容性、互补性，另外，相关研究中遗留下来的一些争议性问题在本模式中也可以找到某种解释。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提出语用移情机制，无意贬低他人，目的只是寻找看问题的不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