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片本来就很少有超过四十岁的女主角。那你怎么办？还是不能强求，没有就不演，不能因为没有，就去演烂片。”刘若英说。

看上去，导演是另一个还不错的选择。当导演拍戏之前，刘若英还幻想着，幕后工作可以不用再减肥，不用化妆弄头发，不用上那么多通告。“怎么到最后还是我一个人坐在这里接受你的采访？”她发朋友圈哀叹：“我的演员都去哪里了？”已经在拍下一部作品的井柏然在底下评论：“导演加油。”

实际上，导演也的确没有那么好当，从明星到导演，不是头衔的转变那么简单。从前当女明星时，刘若英飞行日当天是不工作的，“下了飞机需要泡澡和运动，要消肿”。而且以前从台湾到北京，最早也是下午3点40分到，现在直飞，11点多就到了，下午就要开始工作了。现在当导演，“觉得自己糙了很多”。“我录了180多个ID，每一个可能都很短，比如只用说：《三联生活周刊》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奶茶刘若英，欢迎观看……

“但有时候，是要具体到××影院的分店的！其实，导演都是这样工作的，你看人家王宝强。”王宝强也是艺人变导演，以新人身份执导了《大闹天竺》，甚至还真的去现场领了“金扫帚奖”——《青年电影手册》发起的华语电影最差影片奖。但是年龄是非常残酷的，更何况“拍戏催人老”。女演员如何面对年纪这件事？“一定会老的，但要老得优雅、值得，带给你的是什么，智慧、自在。经历更多，感受更多。要对得起‘老’这件事。你说怕不怕？怕。今年之前，别人问我什么时候最美，我都说素颜的时候，泡在浴缸的时候。现在会说化了妆的时候。原先对素颜极有信心，今年突然就觉得，素颜不能看了……”

我很担心“晚节不保”

以下是本文的作者与刘若英的一段对话——

记者：《后来的我们》剧本创作过程是怎么样的？

刘若英：故事改编自我自己写的一个小说，名字叫《过年回家》，不过《过年回家》故事的发生地是在台北和台湾最南的城市屏东。《后来的我们》因为要讲发生在北京的故事，所以又找了大陆的一个编剧。我记得当时我还在做巡回演唱会，一到星期五，监制和编剧就会飞到我做演唱会的城市，我们讨论剧本，以至于周六我常常是沙哑着嗓子上台，因为前一晚讲了太多的话。你看编剧名单上还有另外两个名字，因为见清做游戏，所以要找人做一些采访和研究，以把控真实度。

记者：拍摄过程中，哪一场戏最难拍？

刘若英：火车停下来那一场戏就很复杂。我们谈下来火车会为我们在那个位置停两分钟，一共停3次，所以只有6分钟可以拍。但要拍很多镜头：火车停下，火车启动，车的里面，车的外面，人在车前，车在后面动。我们包了两节车厢，有300多个人在里头，大家轮流坐，在里面17个小时，拍完晚上还要坐车回来。又因为还有在里面吃饭的戏，制片部门把车开到前面，带着饭等我们。还有就是，我们上车后发现，火车不是一直直行的，它会拐很大的弯，那时候光就会不一样，常常是拍个10分钟，又得等合适的光。

记者：电影《后来的我们》和你的代表歌曲之一《后来》有什么关系？

刘若英：其实没有。因为很多电影已经叫“过年回家”了，我就得改名字，一开始起名叫“关于爱”。有一天我听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发现那个歌词不就是我电影里的故事吗？曾经的恋人，各自过着人生，可是在心底深处某一点，爱情还幼稚地单纯地存活着。我就传讯息给阿信，说“名字给我用”。这才叫了《后来的我们》。我不会用自己的歌来做一个电影。

记者：为什么不？

刘若英：比如《后来》这首歌，我一直觉得是大家的，我不想用一部电影去总结，不想破坏大家对它的想象。《后来》唱到今天，已经是大家的故事了。又比如《为爱痴狂》，虽然是我一个人的，但即便如此，我也还是不会用自己的歌来做一个电影。

记者：能否讲讲电影中关于“吃面”的镜头的想法？

刘若英：没有钱的时候，最容易吃方便面，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体验。我又想为电影里的主角们找一个特定的生活习惯，一个到了哪里都会跟着你的东西，就好像那张沙发。我就想用方便面来做不同的表演，快乐地吃、孤独落寞地吃、抢着吃，剩下一半没人吃。用表演说话，而不是用台词讲出来。

记者：你本身有丰富的表演经验，这些经验在导演这个岗位上是有所助益的吗？

刘若英：当然有。毕竟拍了二十几年的戏，现场每个部门都在做什么，相比编剧变导演，演员变导演可能要更清楚。另外，由于有切身的体验，我可以站在演员的立场上，为他们创造一个比较舒服的表演环境，我说的舒服不是冬暖夏凉的那种舒服，而是一个松弛的有利于艺术创作的表演环境。

记者：在跟演员沟通时，自己的表演经验能起到作用吗？

刘若英：表演本身，如果是靠经验累积起来的，那一定是不可靠的。在表演上，只有实际的人生经验才能对表演有帮助，拍了多少部戏帮不到表演。

记者：你也参演过若干部舞台剧，比如林奕华导演的作品，你怎么对比舞台剧和电影表演的不同？

刘若英：舞台剧不一定更难，因为它是一气呵成的，尽管它有风险，比如当天的身体状态、专注的程度等，但它在情绪上是连贯的。但电影它是分段拍摄的，所以时常要去追索当时的情绪，情绪分段拍摄的结果是，我得记得我5天前的情绪，不能因为今天心情好，演出就变成了另一个状态，你要接得起来。你跟男主角抒发情绪，可能男主角当时根本不在，你穿着高跟鞋走得很自然，可是脚下其实是轨道。

记者：从演员到导演，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刘若英：你在这里问我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哦，原来导演的采访难很多。我以前当演员，只用回答自己的部分就好了，现在演员的问题也要我来答，摄影的部分也要我来答。

记者：记者的确会对导演期待更多。

刘若英：真的吗？我最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晚节不保。为了电影宣传，去做一些以前不会做的事。作品上，我已经“不保”了，因为已经拍了几部烂片，当然事先并不知道是烂片，而是满怀热情地去拍了一个星期才发现的。但你已经演了，怎么办？只能把自己的角色演好。演员在这方面并没有决定权。

记者：你刚提到的“晚节不保”具体指什么？

刘若英：在宣传上其实我的底线已经很低了，但唯一做不到的是，比如我绝不制造新闻，买一个热点或者别的什么。这次为配合电影宣传，我答应要出一本书。我以前写书都要改很多遍，但要配合电影，它就不再是一本独立的书。所以我写书的同时又在做后期，可是又答应他们了，这样写的书，质量会很低，我就很担心在这个层面上的晚节不保。

记者：现在回过头去看《20，30，40》，你会演得不一样吗？

刘若英：我可能会演得更骚一点。张姐跟我讲，想想这个角色需要更夸张更妩媚，可对当时的我来讲，她穿得那么紧，窄裙，眼线，我是很男孩子的人，这些对我来讲已经够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