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学戏，在旧戏班长大，没有念过书，纯粹是一点不掺假的土包子。一个艺术家必须要有一个能够从事创作的良好环境，一个演员台上台下、工作和生活都需要好的环境和条件，可在解放前那些苦难的日子里，这些对我来说都无从谈起。

我从记事起就受堂姐姐的影响和熏陶，六岁开始随姐姐学戏、唱戏，从而也就决定了我唱戏、当个戏曲演员的命运。在旧社会只知道“生在江湖内，就是薄命人”，吃苦认命，在艰难受罪中过日子。谁叫我非当演员哪？使劲熬着，就盼着能唱上主角，成了名，能挣钱养家就行了。

新中国成立，提高了我的社会地位，我再不是穷唱戏的了，成了文艺工作者，被人家称作艺术家了。我接触的人和我的生活环境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和我来往的很多人都是专家学者，和我同住一起的都是有学问的作家、画家、音乐家。

住在我同一个院子楼上的是三十年代就负有盛名的音乐家盛家伦，他是和冼星海、聂耳同时代的著名音乐家。他那时已经近五十岁了。我认识他比较早，从一九四九年我刚来北京，在天桥万盛轩演戏时，他就同沙博理先生一起常来看我的戏。沙博理是美国人，说一口中国话，盛家伦也是穿西装。他们两个来天桥看戏，跟劳动人民同坐在长板凳上，显得很突出。

后来知道他们是音乐专家，我就让人请他们到后台来，希望听听音乐家的意见。有时散戏后把他留住，我不下妆，就到前台池座里亲自去请他。可他从不自己主动来后台，他很拘谨，话说得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