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容

摘要：本文从武士道精神的“自我克制”以及“荣誉观”这两个特质切入，探析了夏目漱石《我是猫》中体现出的武士道精神在西方文明影响下弱化的现象。正因如此，夏目漱石在小说中悲切地呼吁 “大和魂”的重振。

关键词：夏目漱石；《我是猫》；武士道精神；日本“大和魂”精神；呼吁重振

《我是猫》中，夏目漱石借苦沙弥之口说道：“大和魂突如其名，是魂。因为是魂，才常常恍恍惚惚。没有一个人不叨念它，却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它；没有一个人没听说过它，却没有一个人遇上过它。大和魂，恐怕是天狗之类吧！”[1]205表面上，夏目漱石在讽刺“大和魂”的无形无踪，实际上他却是在呼吁重振“大和魂”。

“大和魂”是日本的传统民族精神，它最重要的构成是武士道精神。明治维新后，德川幕府及其统治政体瓦解，武士制度被废除，但武士道精神却没有消失，它依然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国民。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精神“最初是精英阶级的荣誉，之后成为整个国家的抱负和激励；虽然民众还不能达到那些灵魂的道德高度，但是，“大和魂”最终成为这个岛国民族精神的表现”[2]81-82，故见，武士道在明治维新初期仍有一定的影响力。随着西方文明的传入，“明治早期的工业革命和西方的影响暂时淡化了武士传统的影响力”[3]153，到了大正时期，全盘西化的方针开始引起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矛盾，武士道在膨胀的金钱观念的冲击下遭到破坏，“大和魂”开始弱化。夏目漱石是日本“文明开化”时代的一个清醒者，他清楚地看到“大和魂”精神在西方文明的全盘涌入下逐渐遭遇弱化的严峻现实。因此，夏目漱石在《我是猫》中对传统民族精神“大和魂”的呼吁是名副其实的。

（一）“自我克制”的弱化.

“自我克制”是武士道精神中十分重要的一种特质。“自我克制”主要有两层含义：①日本国民在自我训练中的坚韧忍耐 ②日本国民压抑自我的欲望，使他人的利益和快乐得到尊重。《我是猫》中主要表现为后者的弱化，即，国民在金钱观念的冲击下，行损人利己之事。

（1）资本家“自我克制”的弱化。一方面，穷苦教师苦沙弥骂道：“我在校时期就非常讨厌实业家。只要给钱，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1]129，资本家铃木虚伪附和道：“这钱嘛，可不是好惹的。刚才我还在一位实业家哪里听说，要想发财，必须实行‘三绝战术——绝义、绝情、绝廉耻。”[1]129在这段对话里，夏目漱石通过幽默的口吻引出“三绝”名言，充分揭示了资本家们以金钱为上，为牟取暴利而不择手段的可憎面貌。金田的“三绝”是损人利己的不道德的行为，这既是对 “耻感文化”的败坏，也是对武士道中“自我克制”的背叛。另一方面，作者对金田豪宅的描写凸显了实业家豪华奢侈的生活。二层高的“洋楼盘踞在巷角，俨然一副领主的架势”[1]105，“厨房果然很大，的确比苦沙弥家的厨房大上十倍，井然有序，绚丽多彩”[1]105等，作家从侧面突出了金田的奢侈生活，而这正与武士“自我克制”，且欣然提倡节俭的传统相背离。

（2）知识分子“自我克制”的弱化。夏目漱石借猫公的口吻说道：“即使像主人这样超然物外的人，其金钱观念也与普通人毫无二致。不，说不定正因为穷困潦倒，对于金钱倍加渴求呢。”[1]163，在此，穷苦教师苦沙弥虽然没有因追求金钱而侵害他人利益，但他心里并没有表现出排斥金钱的意向。他口头上厌恶实业家，但与金田交锋后，苦沙弥就成了“银样的枪”，这是他向金钱低头的表现。

此外，教育界的一些知识分子也明显表现出附会钱权、损人利己的迹象。金田曾托自己在校工作的同乡津木针助和福地细螺去讽刺苦沙弥。文中虽极少相关的描写，但从客人和苦沙弥的交谈中可见出此二者服从于金田的态度，“针助和细螺，管他说些什么，佯作不知道算了，反正够无聊的。”[1]268在夏目漱石看来，这两个教育界的知识分子为附会权势而作出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这是知识分子对武士道精神中的“自我克制”的背叛。

综上可见，夏目溯石认为，资本主义之风影响了所有的人，包括“重义轻利”的儒家知识分子。猫公以及客人的這些话，看似讽刺批判色彩较浓，但它实际上内含着夏目漱石对金钱驱动下的社会的悲叹。

（二）脆弱的荣誉观。

在传统的武士道中，名誉、荣誉是十分重要的。武士的荣誉观与本国的耻感文化相辅相成。“耻辱是德行的根基，对耻辱敏感的人会遵受所有对优良品行的规定。‘一个知耻的人又是被翻译成‘有德之人，或者‘有荣誉感的人”[4]184。因此，传统的武士除了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外，还要以优良且符合道德的行为作为自己行事的衡量标准。

明治维新后，传统的藩国制度以及大家庭观念随着近代化的推进而分崩离析。与“耻感文化”相衔接，日本人的观念中仍然保留着重视个人荣誉的强烈意识。但在金钱观念的影响下，人们为了获得一种奢侈的生活而劳作，强烈的占有欲充斥着人们的内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如以往和谐，社会群体间出现竞争攀比现象。故此，传统的荣誉观变得十分脆弱，甚至略带病态。

在《我是猫》中，金田家之所以考虑把女儿嫁给寒月，是因为他们看中了寒月能够获得博士学位的潜质。金田夫人认为用女儿的婚姻来换取家族的荣誉是理所应当的，这是她过分追求荣誉的体现。在询问苦沙弥时，金田夫人确实受到了一点不重视。但她自认为这是苦沙弥对整个金田家族的极不尊重。正因如此，整个金田家便对苦沙弥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报复，尤以落云馆事件为甚。金田花钱买通落云馆顽童多次骚扰苦沙弥，使苦沙弥在精神上遭到巨大苦闷。在作家看来，金田家因小小的冒犯而大肆动怒，并不是君子之所为，这是一种十分脆弱的荣辱观的体现，恰好与武士道所提倡的“因大义而愤慨以起”的荣誉观相背。

十分讽刺的是，因小小冒犯而肆意报复的金田却十分信仰“绝义、绝情、绝廉耻”这三大真理。“三绝”真理是损人利己的，它违背了人事伦理道德的行事准则。可金田却丝毫不以之为耻，反而紧紧抓住苦沙弥“无意的怠慢”。这是一种颠倒的，略微病态的荣誉观念。作者通过这个细节与落云馆事件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突显出传统荣誉观的“弱化”，可见夏目漱石在批判讽刺上的高明之处。

参考文献：

[1]夏目漱石，于雷译.我是猫[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2]新渡户稻造，周燕宏译.武士道[M].北京：北京理工出版社，2009.

[3]威廉·E·迪尔，刘曙野译.中世和近世日本社会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4]鲁思·本尼迪克特，陆征译.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