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春，在中国台湾台北市郊，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当地出现了一个拿着剃刀在大街小巷游走的疯子。而且很多人坚称，这个疯子会闯入人群，疯狂地向路人挥动剃刀。

甚至还有谣传表示精确知道受伤者人数：有21人，其中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台湾警察迅速对市民的报警做出了回应。为安抚受惊民众，警方立即调动警力进行侦破。但在给那些所谓“被疯子剃刀刺伤的人”做笔录时，警方发现人们口中的这个疯子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尽管如此，大量触目惊心、耸人听闻的消息依旧在大街小巷继续流传。

当地的一些居民坚信，伤者皮肤表面上的那些小伤口无疑是被那个疯子的剃刀弄伤的。其中一位“受害者”还专门向人们展示了自己的伤口，这更使大家深信不疑，也更加深了人们的恐惧感。

与此同时，法医的诊断却遭受着舆论的鞭挞。法医在对新闻报道中的“受害者”进行验伤后，警方得到了显然是群众不愿相信的结果：警方明确记录在案，其中5人虚报，7人被人认定为是自残造成的伤口，8人的表皮轻伤显然不是由剃刀造成的。

类似的集体性癔病和集体妄想症在人类历史上并不罕见。经常有大规模的精神错乱发生在一些小众但十分集中的群体身上，因为他们可能正遭受着相同的压力。因此，集体狂躁症、臆想症经常出现在学校、工厂、火车站，甚至是教堂里。

在集体性神经错乱现象中，最容易受感染的群体是年轻女性。癔症通常传播得很快，但持续时间不会很久。癔症有不同规模、不同方面、不同时期的区别，例如：就像人们总是会在穷途末路时相信巫婆的话一样，人们也会在受到惊吓、不知所措时相信互联网上和一些媒体的恶意报道，这些消息很多时候都不是真的，但人们会因此惶惶不可终日，这就是当代癔症。

修女也疯狂

中世纪时期，许多女孩的父母不顾孩子的个人意志，强行将她们送进修道院。大多数修女开始都很难接受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受长期禁欲主义束缚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原本胆小怯懦的她们倍感压抑。简言之，她们精神和身体上的痛苦长期无处释放，从而引发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其中有两个最为人所熟知。

第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法国的一个规模较大的修道院里。一天，在修女们祷告时，一个修女突然发出猫叫声，而其他在场的修女也陆续发出同样的猫叫声。很快，“喵”声在整个修道院传播开来，原本寂静的修道院突然间被古怪的猫叫声填满。接下来的每一天，修女们都会在固定的时间段聚集起来发出猫叫声。

很快，修女们的这种诡异行为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因为在当时，猫，尤其是黑猫，被视为不洁的力量，所以这些修女也被认为是做了不纯洁的事。为阻止每日的猫叫声，地方政府派士兵持械包围修道院，命令士兵向任何一个胆敢再发出猫叫声的修女开枪。这种集体神经错乱的现象很可能是修女们潜意识中想要团结对抗外界精神压力的行为。

另一个离奇事件发生在15世纪德国的一个修道院里。一名修女突然开始疯狂地撕咬其他修女。被咬的修女不仅会“反击”袭击者，同时还会再去攻击其他修女：就像僵尸电影中的连锁反应。

更令人惊奇的是，消息传到了萨克森和勃兰登堡，那里的修女也突然感染上这种癔症。后来，荷兰和罗马的女修道院也开始出现类似病例。关于这个事件，有一种说法是，修女由于长期从事过于繁重的体力劳动，精神崩溃了。

无休止地舞蹈

1518年，欧洲也发生了类似的癔病——跳舞。事情发生在骄阳似火的7月，特朗菲夫人突然开始沉迷于无伴奏的舞蹈无法自拔，一直在斯特拉斯堡的街道上跳神秘的舞蹈，整整持续了6天之久。在特朗菲夫人开始舞蹈后的第一周里，陆续有34人出现相同症状，一个月后，不停舞蹈的人数突破400。

医生认为这是某种与血液有关的癔病。斯特拉斯堡的居民试图寻找办法帮助这些“舞蹈癔病”患者：为他们建了一个特殊的舞池并请乐团来伴奏。人们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是，这些疯狂的舞者直到8月都还未停止舞步，很快，炎热的天气让“瘟疫之舞”的受害者纷纷在不停歇的舞蹈热浪中倒下，一些人失去知觉，一些人很快死于心脏病发作。这次集体精神错乱症终结于最后一名舞者的倒下。据分析，这种舞蹈癔病出现的原因是精神压力和当时斯特拉斯堡的饥荒。

无缘无故的笑声

事情发生在坦桑尼亚卡沙沙村的一个小寄宿学校里。1962年，3个女学生突然咯咯地笑起来，可能是因为其中一个女孩讲了一个笑话，她们突然开始一阵大笑，又突然停止，又开始大笑不止……这样间歇性的大笑每次持续时间从几分钟到几个小时不等。这种情况当时被认定为是一种传染病。即便是隔离了患病学生也于事无补，没有被感染的孩子根本无法安静地学习。6周后，寄宿学校里超过一半的中高年级学生都感染了这种癔病。政府不得不勒令学校停课，并将学校与外界隔离。

但正当人们以为情况好转，学校重新开始办学的两个月后，该病症又开始扩散，蔓延到了该地区的其他学校。各方消息显示，这种在女学生中爆发的“大笑癔病”持续时间从6到18个月不等。这些令人难忘的笑声并没有使孩子们感到快乐：学生们经常痛苦哭泣，焦虑，甚至出现呼吸困难。研究这件事的专家们认为，这种集体性精神错乱也是由压力造成的，因为寄宿学校的纪律很严格。此外，该国当时没有获得独立，所有人都对未来忧虑重重，孩子的心理更加脆弱。

1983年3月和4月，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领土上，患有相同疾病的人开始出现晕厥症状。这些明显感觉自己身体每况愈下的947人中，70%都是12-17岁的阿拉伯女孩。症状不明的天灾让她们出现头晕、头痛、腹部痉挛以及目眩和其他视力问题。在接受治疗时，许多被感染的女孩回忆说，教室里总是弥漫着一种类似臭鸡蛋味的奇怪味道。

巴勒斯坦政府很快用“令人信服的”的证词将矛头指向了当时的敌对国以色列，控诉以色列利用化学武器迫害其民众。很多人也一致认为，阴险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想对巴勒斯坦边境几个农村学校的孩子痛下毒手。作为回应，以色列当局媒体则报道，这场灾难完全是巴勒斯坦政府为蛊惑民心，蓄意毒害自己的人民，以便在两国人之间结下仇恨。

生殖器小偷

1990年，在尼日利亚发生了一件不寻常事——男性生殖器神秘“消失”，该离奇事件也被记入尼日利亚流行病编年史中。这种癔病的大多数受害者都是过分关注个人尊严的尼日利亚男性。一天，在尼日利亚旧都和最大港市拉各斯，一位尼日利亚男性居民在与一个陌生人发生偶然的肢体接触后，突感下体被“抢劫一空”。消息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男性声称自己的生殖器被“偷走”了。众人纷纷陷入害怕失去生殖器的恐慌中，人們开始疯狂地想要找出“生殖器小偷”，对大街上凡是他们认为鬼鬼祟祟的人拳打脚踢，更有甚者认为只要殴打他们的生殖器就可以找回自己“丢失”的生殖器。事实上，这些癔病受害者的生殖器并没有消失，但他们还是坚称象征他们男性尊严的这个身体重要部位已经“丢失”。有时，不幸被当成是“生殖器小偷”的人甚至会被活活殴打致死。似乎所有人都陷入疯狂的执念中难以自拔，包括警察、法官和神父。甚至当许多“因偷窃生殖器被捕的人”因缺乏证据而被释放时，一些国会议员和尼日利亚政府的官员还对此感到愤怒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