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倩

摘 要 陈子昂继承了儒家诗教观的传统，标举“兴寄”与“风雅”作为诗文的主要理论指导与功能表现，试图将六朝绮靡文风恢复到具有诗教功能的儒家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这样的文学观的指导下，陈子昂创作了一系列感遇诗，以针对其现实问题，表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关键词 儒家诗教观 陈子昂 感遇诗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z.2018.03.070

Abstract Chen Zi'ang inherited the tradition of Confucian philosophy of poetry， advocating "Xing Ji" and "Feng Ya" as the main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function of poetry， trying to return the six ornate style to Literature in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sense with the function of poetry. Under the guidance of such a literary view， Chen Zi'ang created a series of Ganyu poem， to be directed against the question of reality， showing all aspects of social life.

Keywords The Confucian view of poetry teaching； Chen Zi'ang； Ganyu poem

作為初唐时期诗文革新代表人物之一，陈子昂对于近体诗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文学思想中，陈子昂所受到的影响来源复杂，儒家、道家、纵横家等思想都在陈子昂身上得到一定体现。而在这些思想中，儒家思想对陈子昂之影响最为深远。这种影响反映在陈子昂的文学思想中，主要表现为对“兴寄”与“风雅”的推崇；而反映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其感遇诗表现得最为全面而深刻。

1儒家诗教在初唐文论的复兴背景

“诗教”一词见于《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孔子以“兴观群怨”来总结《诗》的功能，指出文学的社会作用。而诗教的内容，则指的是诗的教化作用和社会功用，是儒家学者通过总结《诗经》的内容、性质和社会作用而提出的一种重要的文学主张。

在儒家经典《论语》、《孟子》中，对诗教观念皆有提及阐释。诗教源于先秦，到汉代经儒家学者进一步发展，《诗大序》中明确诗有六义，更加强化文学的社会教化作用，并对后世文论产生持续的深远的影响。

“六朝诗歌的确是诗歌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发展阶段。它以抒发个人的情感为其主要特征，使个体的自觉意识占据了诗歌的统治地位。”[1]这固然有其时代的因素，乱世之中，文人往往更倾向于回归小我，甚至将自我封闭起来，不去关注真实的现实世界，而沉浸于自我的情感世界表达中。唐朝以后，时代的变化，社会的统一，要求文学也随之做出改变，早在齐梁间的刘勰、钟嵘就已对六朝华而不实的诗风表示反对，唐太宗与魏征立足于政治，对六朝绮靡淫丽的诗风提出批判，“初唐四杰”则以拓宽诗歌表现面的实际创作来冲击六朝诗风。“尽管唐太宗、魏征、‘初唐四杰对文学艺术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没有形成明晰与完善的理论。在整个初唐创作倾向的限制之下，唐朝初期的文学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南朝文风的影响。”[2]因此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的评价：“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推雅正。”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实践创作与理论形成中同时高举儒家诗教传统的旗帜，以复古倡导革新，扫除六朝以来的“逶迤颓靡”诗风，陈子昂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2 陈子昂诗论与儒家思想影响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陈子昂作为初唐时期的文学革新者，其身上儒、道、纵横家思想融会贯通，他既好纵横任侠，又好佛老神明，但儒家经典仍在其思想中占据主要地位。据其好友卢藏用所著的《陈氏别传》载：“（陈子昂）专精坟典。数年之间，经史百家，罔不该览。”传世之教的家学渊源奠定了儒学传统对其诗歌创作与人格修养的深远影响。

作为唐代诗文革新的先驱，陈子昂的诗论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修竹篇序》一文中：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可见陈子昂对六朝至初唐文学中的绮靡颓风作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文章“古道”已失，今人创作迷失已久。“陈子昂对六朝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批评态度，直接渊于他的儒家思想和儒家文艺观。……陈子昂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来实行文学革新的。整个唐代诗文革新运动，几乎都是以‘贯道的思想对前代的诗文进行变革的，陈子昂位于这个革新运动的前列，这就为整个革新运动的批评精神制定了基调。”[3]为了革除诗弊，一扫颓靡诗风，陈子昂将《修竹篇序》作为自己革新的宣言。一直以来，对陈子昂诗论的研究多认为其文学革新理论是以“兴寄”、“风骨”为中心。周子瑜在《陈子昂的诗论、诗作及其与魏晋六朝诗歌之间的关系》中指出陈子昂的诗歌复古理论的核心，并不是前人研究中一直着重关注的“风骨论”，而是“兴寄论”和“风雅论”[4]。他认为“兴寄”与“风雅”才是陈子昂所认为的已经遗失五百年，并且应该得到重新恢复的文章“古道”。根据陈子昂提出的诗歌理论与其进行的创作实践来看，其诗论中的“兴寄”、“风雅”两个明显受到儒学传统影响的观念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兴寄论”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更注重其实用价值。“兴寄”通常被解释为比兴寄托，来源于《诗经》六义，“比”和“兴”分别作为《诗经》的两种不同的表现手法被运用。《周礼·大师》郑众注：“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东汉郑玄为其赋予了诗歌的美刺作用：“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后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继承了这一观点：“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唐孔颖达则在《毛诗正义·疏》中指出“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比兴寄托由最初《诗经》中的表现手法，经后世文论家的阐释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成为重要的文论范畴。虽后世对比兴寄托的含义诠释各有不同，但相通的是都强调诗歌对现实的反映，“其实质是要求作家用作品来表现自己对国家政治得失及民生大计的感想意见，使文学创作有益于政治教化。”[5]陈子昂的“兴寄论”正是立足于儒家诗教的传统理论基础，他在《喜骖军相遇醉歌序》中说道：“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将比兴融合，强调有所寄托。“比”和“兴”溯其传统，作为两种表现手法加以运用，相比之下更加注重寓于表现之中的某种思想感情意义的寄托。周子瑜认为陈子昂的‘兴寄论的实质，其根本要求就是要遵循《毛诗序》所说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教化原则[6]。发自诗人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表达，要最终落脚在现实意义的寄托上。

“风雅”，同样来源于《诗经》六义，可谓是与“兴寄”一脉相承。“如果说，陈子昂的‘兴寄论是偏重在诗歌创作的表现手法而言的，那么他的‘风雅论便是对诗作的内容性质的特殊政治要求了。”[7]《诗大序》中的阐释是：“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可见“风”关乎教化，“雅”关乎王政。陈子昂正是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寄希望于重新复兴风雅传统，标举诗文的政治教化功用，革除六朝以来诗文内容空洞无物、词藻虚浮华丽的弊病。他认为诗歌应反映现世生活、社会政治，起到教化民众的作用，“实质是在复古旗帜下革新，也因此他的诗文常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的现实主义精神。”[8]他的《谏刑书》、《复雠议状》、《谏政理书》等文章与三十八首《感遇》等诗都是其典型代表。

钱志熙在其《唐代儒家诗论及其基本范畴——兼论儒家诗教观念对唐人诗论与创作的巨大影响》一文中指出：“风雅”这个概念，经过唐代诗人的接受与领会，基本上可以作为唐人诗学的总纲。在此以后，“风雅”便成为并一直是复古派诗学的主要范畴。[9]“风雅”在陈子昂的诗论中虽并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但陈子昂对其的推崇则影响深远，使“风雅”最终成为唐人诗论中的关键范畴。

3 《感遇诗》所体现的儒家诗教观

“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感遇，因于遇，感于心，言于诗。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皆是有感于平生所遇而作，既感怀身世，抒发抱负，寄托情思，更多则是紧扣现实，针砭时事，涵盖面广，针对性强，富有经世致用的现实意义。韩理洲在其《陈子昂研究》中指出其《感遇诗》“别有寄托”，“含有及时实录之意”，认为“以《感遇》为题，意在表明：这些诗是有寓意的及时的见闻实录。”[10]“有寓意”正是陈子昂的“兴寄”体现，强调有所寄托，而“见闻实录”则是“风雅”的表现，要求内容需反映现实时事。

陈子昂好纵横游侠，素有豪侠英烈之气，他曾两度慷慨从军，征戍边关，《感遇》其三即是他负剑北征时写下的边塞诗篇：

苍苍丁零塞，今古缅荒途。

亭堠何摧兀，暴骨无全躯。

黄沙幕南起，白日隐西隅。

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

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

他瞭望荒僻的古战场，苍茫大漠，关塞纵横，狂风卷地，黄沙掩日，他追忆三十万汉军与匈奴决战于此、殊死拼搏的场景，抚今追昔，哀悼暴骨于野的戍边将士，控诉统治者对烈士遗孤的不管不顾。诗中除了对边塞奇寒之景的描写，更以古战场为依托，还原历史中的战争拼杀，营造壮烈氛围，以此兴寄情怀，并指出烈士遗孤无人供养的亟待解决的严峻社会问题。

陈子昂倡导“风雅”，强调知识分子诗作应以干预社会现实政治问题为目的，自觉担负起针砭时弊的责任。他的诗作即自身作则，积极反映现实社会问题且对政策时弊提出批判。他的《感遇》之廿九即是其中的代表作。

丁亥岁云暮，西山事甲兵。

赢粮匝邛道，荷戟争羌城。

严冬阴风劲，穷岫泄云生。

昏曀无昼夜，羽檄复相惊。

拳局竞万仞，崩危走九冥。

籍籍峰壑里，哀哀冰雪行。

圣人御宇宙，闻道泰阶平。

肉食谋何失，藜藿缅纵横。

是时“后方谋开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袭吐蕃。子昂上书。以七验谏止之。”（《新唐书·陈子昂传》）在诗中他指出此项决策的种种弊病，极言征途艰险，将给军士及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劳民伤财且得不偿失，在诗中大胆地批判“肉食者谋”，语气强烈，极度愤慨。

陈子昂标榜“兴寄”，尤善借古讽今，他曾创作大量诗作托古喻今，《感遇》其四则是其中典型。

乐羊为魏将，食子殉军功。

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

吾闻中山相，乃属放麑翁。

孤兽犹不忍，况以奉君终。

这首诗是一首典型的托古喻今诗作，通篇只举出两则典故，皆出自《韩非子·说林上》，不加丝毫自己的评论，只将两则典故概括凝练，对比放置，其中意义溢于言表。南宋刘辰翁称其“此首用事造语，皆有味”。第一则典故叙述乐羊为求功勋不惜食子血肉，“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认为乐羊无“不忍之心”，终究不敢托付大用。与之相反的是，第二则典故中孟孙令秦西巴将其所猎之麑带回，秦西巴因不忍将麑放归，孟孙虽因其有负嘱托而大怒，却任命他做自己儿子的师傅。有不忍之心之人得到重用，无不忍之心之人则遭到猜忌，无需多言，诗作主旨已呼之欲出，陈子昂历来反对酷吏重刑，曾上书《谏用刑书》，以此诗作用典故作比，寄托对酷吏滥施重刑、滥杀无辜的批判谴责，以及对统治者的规劝之意。

另有《感遇》十四同样也是借古喻今的经典之作。

临歧泣世道，天命良悠悠。

昔日殷王子，玉马遂朝周。

宝鼎沦伊谷，瑶台成古丘。

西山伤遗老，东陵有故侯。

此诗典故连缀，横跨商、周、秦三代，除开篇发出对世道、天命的慨叹以外，亦并未多加评论。且看其典故，殷王子投降周武王，贤臣朝周，象征王权的宝鼎失落，荒淫作乐的瑶台废弃，世事无常，繁华烟消云散。商朝遗老伯夷、叔齐西山采薇，秦亡后东陵故侯隐居长安城东务农，朝代更替在悠悠历史长河之中只是须臾。白驹过隙，沧海桑田，以此典故，规劝统治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及时吸取教训，更除时弊，方可避免亡国危机。

陈子昂受儒家思想影响至深，一生积极入仕，渴望施展抱负、匡扶社会。他在宦场沉浮多年，屡遭贬抑迫害，他的诗作对官场黑暗也多有反映。

呦呦南山鹿，罹罟以媒和。

招摇青桂树，幽蠹亦成科。

世情甘近习，荣耀纷如何。

怨憎未相复，亲爱生祸罗。

瑶台倾巧笑，玉杯殒双蛾。

誰见枯城蘖，青青成斧柯。

《感遇》十二即是一首用隐晦委曲的笔法写就的揭露官场黑暗的诗作。开篇两个比喻，南山鹿落入网罟，青桂树遭到虫蛀，寄托贤良之臣遭奸佞陷害的愤慨、惋惜。仕途险恶，祸福无常，瑶台玉杯的富丽堂皇之下暗藏处处杀机，唯有枯城蘖木，远离朝堂，毫不招摇，才能保全安生。此诗比兴寄托，委婉却不失辛辣地讽刺官场斗争、人心叵测、宵小猖狂。武则天执政时期唯恐宗室大臣不服，欲建立威信，盛开告密之门，奸臣宵小趁机攀诬贤能之臣，大兴冤狱，时局险恶，人心惶惶。

《感遇》之廿一同样也是描述当时官场险恶的诗作。

蜻蛉游天地，与世本无患。

飞飞未能止，黄雀来相干。

穰侯富秦宠，金石比交欢。

出入咸阳里，诸侯莫敢言。

宁知山东客，激怒秦王肝。

布衣取丞相，千载为辛酸。

“蜻蛉”喻贤臣，其游天地，施展才华，必遭“黄雀”所喻佞臣宵小所害，开篇用比起兴，再叠加穰侯魏冉功高盛宠，却因崤山之东来客范雎在秦王面前的诋毁而被罢免，李斯布衣为相，却因赵高向秦二世进谗言而被处死两个典故，以此为寄托道出从古至今贤臣为奸佞所荼毒的悲哀，并借古讽今揭露当时官场中“奸人荧惑，乘险相诬”，“倾险蜂生”，乌烟瘴气的局面。

在《感遇诗》中除了针砭现世之篇，也常有感叹身世之作。陈子昂的《感遇诗》作于人生的不同阶段，更能够管窥其一生的心路历程。從《感遇》之卅五中“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的积极入世、雄心壮志，到《感遇》之卅四“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何知七十战。白首未封侯。”的壮志未酬、空生悲慨。再到《感遇》之卅八“仲尼探元化。幽鸿顺阳和。大运自盈缩。春秋递来过。盲飙忽号怒。万物相纷劘。溟海皆震荡。孤凤其如何。”以孔丘自比，慨叹孤凤难鸣，怀才不遇而无可奈何。从其一生的追寻与遭遇，亦不难看出儒家思想对其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孔丘自比，更昭示其人生追求与终极目标。

以上诸诗，不论是评判军事政治决策、针砭社会问题、揭露官场实状，还是直抒个人抱负、表达人生理想，皆是感于所遇，比兴寄托，继承风雅，言明己志体现出儒家诗教的深刻烙印。

4 结语

陈子昂的诗教观，来源于先秦儒家传统，但又具有其时代特征：在陈子昂的时代，六朝以降的绮靡文风已经达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因而陈子昂以儒家诗教为出发点，大力提倡“兴寄”与“风雅”，力图将创作恢复到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古道”。他所创作的一系列感遇诗，就是他所提倡的“兴寄”与“风雅”在其自身创作上的反映。

综上，在初唐时期，经历长时间的动乱，国家一统、社会兴盛，文学亟待随之变革。陈子昂深受儒家诗教的影响，自觉担负起革除时弊的责任，高举“兴寄”、“风雅”的大旗，借复古图革新，力主以自己的理论倡导与实际创作，扫除颓靡诗风，重兴文章正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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