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万华教授的《百年香港文学史》具有“中国文学—华文文学—世界文学”的坐标体系和研究视野，在文学史料集和研究成果整合方面做到了“深新全细”；此著视经典性的累积为文学史最重要的功能，在作家作品的遴选中“坚持文学的经典筛选性和文学史的历史传承性”原则，以超越单一意识形态标准的局限，从而为香港文学史书写开启了一种新范式。

关键词：黄万华；《百年香港文学史》；经典筛选；历史传承；“中华性”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8）3-0125-04

中国内地学界以往的香港文学史书写往往受两种“欲望”驱动：“由‘猎奇——只见高楼大厦、声色犬马，和‘雪耻——难忘帝国主义强权侵夺，两种欲望所推动。”①那么，如何才能走出这种“欲望”怪圈？应当建立起怎样的香港文学史书写原则？又该如何将这些观念落实到香港（华文）文学史的书写之中呢？黄万华教授2017年出版的《百年香港文学史》给出了切实有力的回答。

黄万华教授“一向习惯于在流行性文学史视野之外作扩展式开拓，并以其原生性的对象发现和原创性的观念建构回过头来影响和改变现有的文学史认识”②。所谓“流行性文学史视野”往往拘囿于研究者自身所处的“一时一地”，有自我中心主义倾向；而“扩展式开拓”则“越界”而出，强调主体间性，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并以穿越性的阐释与评判“影响和改变现有的文学史认识”。《百年香港文学史》将香港文学置于“在地性”“中华性”与“世界性”的坐标中加以审视，具有“中国文学—华文文学—世界文学”的宏阔视野。这一点只需与此前大陆出版的香港文学研究著作进行一下对比，即可获得清晰观感：大陆学界此前由团队写作的香港文学史以刘登翰主编《香港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施建伟等合著《香港文学简史》（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年）为代表；个人写作的香港文学史为数不多且以文体史为主，如袁良骏《香港小说史》第一卷（海天出版社1999年）、赵稀方《小说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蔡益怀《想象香港的方法：香港小说（1945-2000）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等。上述香港文学史论在观念、起止、文体以及作家作品涵量上各不相同，其中刘登翰主编《香港文学史》多有开拓之功，赵稀方《小说香港》称得上学术精品。与既有成果相比，黄万华的《百年香港文学史》在视野上更为广大，究其缘故，首先因为他在主持国家级精品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荣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2009）的“汉语新文学课程建设”的教研过程中，不断拓宽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他为“中文系大二、大三年级连续开设‘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兼及澳门）和‘海外华文文学史三门课程（简称‘三史），‘三史覆盖了华文文学的全部时空，作为文学史系列课程，互相间又有着呼应、沟通、整合”③，这样就构成了其“中国文学—华文文学—世界文学”的坐标体系和研究视野，这在国内外学者中是颇为罕见的。其次，黄万华的研究视野中包含着华文文学史书写的时空三维：文学传统的“纵的继承”、开放拿来的“横的移植”和迁徙出走的“旅外离散”。这样的学术维度使黄万华穿越了地域和意识形态局限，以“中华性”这一文化和审美原则省视中国大陆文学与华文文学、世界文学的辩证关系，进而努力完成现代中国文学以及华文文学的经典化工作。这样的研究视野呈现出了“原生性的对象发现和原创性的观念建构”的空间。在黄万华以往的研究著述如《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中国与海外：20世纪汉语文学史论》《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美国华文文学论》《传统在海外：中华文化传统与海外华文文学》《旅行中拒绝旅行：华人新生代和新华侨华人文学比较研究》之中，我们已经读到了诸多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学的发现，如今他又在《百年香港文学史》中进一步指出，香港文学以其“原生性”再次极大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学，比如在其关于1949年前的“早期香港文学”的描述中确认：香港“新旧诗文并存”反映出的香港作为“边缘区域”具有的变革动力，香港、上海双城背景下香港新文学的开启所折射出香港超地域性的本土性，战时香港文学“中原”心态和本地化进程的纠结所包含的香港文学主体性建设课题，鸥外鸥等的香港新诗开启的现代与现实交汇的传统，香港新诗都市性产生的文图新关系所反映出的媒介生態与文学思潮，新旧兼容的香港早期小说开始的香港文学雅俗互渗共存的局面，侣伦小说本土性所指向的政治、地域超越性，“怪论”的“三及第文体”体现出的香港文学（语言）的混杂性，双重殖民体验中的香港日占时期文学抵达的中国现代文学深度，1940年代后期香港文学“预演”19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对于“1949”的跨越等等，这些孕成于香港历史的文学“原生性”因素，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独特性，而且其提出的课题及经验也颇有意义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资源及其认识。这应是黄万华《百年香港文学史》的书写愿望，也是此著的开创性价值所在。

从这样的文学史书写愿望和价值追求出发，《百年香港文学史》有着自觉的体系标准和文学史写作观念。作者提及：“‘三史着重讲述的重要作家有124位……作家‘入选的价值尺度坚持文学的经典筛选性和文学史的历史传承性，……重要作家中，既有‘饮誉世界的文学大家，也有‘其创作明显指向经典性，反映出中华民族新文学达到的高度的重要作家，……还有‘代表或引导了地区、国别一个时代审美趣味的改变，从而在那一时代的典律构建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更有‘在各个文学领域中以其独异个性取得艺术突破，或在其居住国文学史中以其开拓性创作占有重要地位的众多作家，其作品往往也有着不可忽视的经典性或潜经典性……。‘三史述及的作家超过300位，但这124位重要作家的创作实践构成华文文学版图最丰沃的疆域。”④这张华文文学代表作家名单所反映出的文学史书写观念，在《百年香港文学史》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首先，作家作品的遴选“坚持文学的经典筛选性和文学史的历史传承性”，视经典性的累积为文学史最重要的功能，而以文学审美创造性为第一原则，从而超越启蒙、阶级、民族、政治或商业等单一意识形态标准的局限。其次，在文化观念上做到“中国性”与“中华性”的统一。“‘中国性包含强烈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层面，也会传递到文化、文学层面，它使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更为密切；而‘中华性则表现为精神的、伦理的、审美情感的等文化层面的内容，它使得各地各国华文文学能以自己的方式与世界文学（包括所在国其他文学）对话、沟通，并形成自己的传统。”⑤在黄万华看来，正是“灵根自植”的中华性使得华文文学呈现出流动性、开放性和多源多流的丰富性，并反哺和推动了大陆现当代文学的发展。第三，坚持“理性有限”的非独断论。黄万华先生认同中国传统的“隔代修史”观念，这种史学观念也符合世界史学界不将“Contemporary”（近20-30年事件）“入史”的公例，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近30年文学不宜‘入史，则作文学批评式的初步梳理。本书虽以《百年香港文学史》为名，内容和写法上仍有‘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区分，对早期和战后的香港文学，展开文学史的描述和判断；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香港文学，仍做‘当代人对当代文学的评论。文学史不能混同于文学评论，前者关注历史高度和深度的展开，切实把握史料的内在联系和文学价值的嬗变过程，尽量有历史概括力地做出判断，在个人性的‘盖棺定论中表现出相应的文学史观。”⑥这个特别的“说明”应是黄万华文学史观的基点，是他在普及文学史书写的“常识思维”，值得文学史研究者高度重视。正是由这个基点，我们才能理解他为什么将著作和课程定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或给“史”加一个括号。他深知：“当代历史”往往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证明，是确立“知识新秩序”的需要；文学史不仅是一种“权力”而且是“一个历史主义的神话”；而文学史一旦笼罩在单一意识形态标准之下，就会出现“片面的深刻”和“正义的火气”，就会失去开放性和包容性。正是在这里，黄万华展现出其“有思想的学问”的学术路径：“‘有思想的学问则是指一批相对低调的研究者的学风。他们不事张扬，但绵密的学术叩问中隐含着学术体系或思想建构。山东大学文学与传播学院的博士生导师黄万华就走了这样一条学术道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第一卷（五四-1960年代）充分展示了他的学风。这部文学史值得重视的原因在于：它是‘重写文学史过程中结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硕果。”⑦现在看来，这段话仍然适用于评价黄先生的新著《百年香港文学史》。

《百年香港文學史》在文学史料蒐集和研究成果整合方面做到了“深新全细”。在香港文学作品原典的搜求方面，黄万华先生藏书巨富，吸纳了《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香港商务印书馆2014-2016年）等最新资料集成；在既有研究成果的整合方面，融入了新千年以来的新成果和新动态；在作家作品评论方面，则极为看重从《小说世界》《铁马》《小说星期刊》到《文艺新潮》《海澜》《中国学生周报》到《香港文学》《城市文艺》《文学世纪》等香港“在地”杂志刊载的文章……这就保证了此著能够“在香港文学与中华文化（包括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地域文化等）的背景下，从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凸现香港文学传统的形成，侧重文本细读中的香港文学的经典化，讲述香港文学最有经典性价值的创作和作品，史料的翔实、论述的新和深都努力体现最新成果”（“封底”推荐语），它真正呈现出了香港文学的历史整体性和丰富差异性。因为资料新鲜而丰富，所以黄万华先生的论断充满底气、卓然不凡，比如过去人们往往认为战后30年尤其香港“文革”时期，左右翼文化阵营之间存在你死我活、剑拔弩张的斗争，其实“并非双方势不两立，而是充满了文化张力。一是即便双方政治立场尖锐对立，但‘左右两派文人，却同有深厚的中国情怀，左翼着眼于当前，右翼着眼于传统，但同样根在中华。……二是左右翼对峙一旦真正进入文化、文学的层面，实际上都会有较大的回旋空间，‘对于在冷战气候之下出现的美元文化，有些人认为全是纯反共动作，或政治宣传，其实未免有点想当然。……三是左右翼文学阵营的文学创作各有其侧重点，但都推进了香港文学‘主体性的建设。”⑧这样的概括是建立在史料整理和对当事人的访谈基础之上的，因此做到了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也做到了“同情的理解”，让人感到这样的论断更接近历史真实——至少揭开了真相的另一面。

《百年香港文学史》具有高校课堂教学的适用性。《百年香港文学史》是黄万华先生在山东大学授课的基础上形成的著作，自然具有教科书的印迹。这反而使此著具备了纯学术著作缺少的一些优长。首先是历史线索清晰，观点精确赅简，论据充要不烦，经典解读到位，从而达到了引领人们“关注和分享”香港文学的目的。其次是对香港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这四大文体在不同时段的发展演变分别进行专题章节讲述，为后来者的学习研究指明了路向，便于人们“接着说”。再次是“高校课堂教学强调的问题意识在教、学互动中能强化、凸现华文文学自身的重要问题，文学史的传承意识则推进包括经典化在内的重要问题思考的深入。”⑨比如他在第七章第二节里用三千字篇幅评价董桥散文，先是简述董桥生平，接着列举董桥经典文集，复以10篇经典散文为例，再引述董桥文字片断以印证其散文观念：“我扎扎实实用功了几十年，我正正直直生活了几十年，我计计较较衡量了每一个字，我没有辜负签上我名字的每一篇文章”；“浊世苟活……只有让岁月倒流，方可求得神魂之净化”；“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一心追求高级文化之神情旨趣，恐怕变得有身如桎，有心如棘，入理愈深，去趣愈远”；“琢磨文字是对拜读大作的人应有的礼貌”……最后加以精要点评，这就不仅让人识见董桥从“自在”“自为”到心顺、目顺、耳顺的心路历程，更能感受到董桥散文中透出的学识、情趣、性灵和书生气节，其雅人深致让人产生“你一定要看董桥”的念想。举此“一隅”，可领略“教科书式的典范”的含义。

综上可知，黄万华先生的《百年香港文学史》是大陆学界关于香港文学史书写的深、新、全面的成果，不仅为香港文学史书写开启了一种新范式，也为读者赏析香港文学提供了一册上佳的“从游指南”；而著者在研究视野、史料整合、历史观念和书写范式等方面的经验，予人颇多教益启示，值得后来者学习。

① 陈国球：《浮城书写与香港文学史——论叶辉的的〈浮城书写〉》，《文学世纪》2002年第21期。

② 孔范今：《序》，黄万华等：《美国华文文学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③⑥⑧⑨ 黄万华：《百年香港文学史》，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代前言”第1-2页；“后记”第229页；第54-57页；第2页。

④⑤ 黄万华：《在地和旅外：从“三史”看华文文学和中华文化》，《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⑦ 李钧：《十字街头 中国学术如何整合与重建》，载2008年1月17日《中国教育报》。

参考文献：

1. “超星学术视频”黄万华主讲国家精品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黄万华：《中国现当代文学（第一卷五四-1960年代）》，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2.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第二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责任编辑：黄洁玲）

A Simple Commentary on A Hundred-year History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by Huang Wanhua

Li Jun

Abstract： A Hundred-year History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by Professor Huang Wanhua， has a coordinate system of‘Chinese literature-literatures in Chinese-world literaturewith a vision of research， achieving a degree of profundity， newness， completeness and detailedness in the integration of literary-historical material and research results. In this book， classic accumulation is view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function of a literary history and， in the selection of works by writers， the principle is adhered to of ‘the classic filtering of the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ical inheritance of the literary historyin order to go beyond the limitation of judgment with one single ideological standard， thus opening up a new paradigm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ies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Keywords： Huang Wanhua， A Hundred-year History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classic filtering， historical inheritance，‘Chinese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