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谢幼宇

自行车，一副架子，两个轮胎，文雅的称它单车，洋气的，比如山西人，叫它“洋马”，也有土气的，江苏启东一带的人，叫它“二蹬车”，杭州人既实在又形象地称呼它脚踏车。

老底子，我说的老底子其实时间不长，也就三十来年的光景，脚踏车、缝纫机、手表被杭州佬儿列为“三大件”，脚踏车荣登榜首，它显赫的历史地位可想而知。有了它，拥有者地位提升；有了它，毛脚女婿上门，丈母娘高看一等，提亲成功的概率大大的提升！

我对自行车有印象，大概在“文革”开始前后。一个周末的晚上，临近春节，按照杭州人的老习俗——新年添大件！三五牌闹钟，响当当的品牌，此钟，父母心仪了很长时间。

那晚在家吃完晚饭，父母推着自家的一辆二手脚踏车，驮着三岁的我和五岁的哥哥，前往青年路、惠民路交界处的“亨得利”钟表店。

我家住在新华路，转道庆春路，再过解放路，这一路来回，少说也得走三个多小时，如果没有脚踏车推着走，够呛！

我买第一辆脚踏车，年头可以追溯到1985年12月。那一年我完成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神圣使命，回到杭州。11月，服从组织分配，进入机关工作。12月，临近元旦，我拿到我的第一笔工资，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53元左右。

“五十大洋”，那是我有史以来可以自我支配的最大的“钱财”，干啥西？我没有片刻迟疑，买脚踏车！买什么牌子的脚踏车，倒是我必须弄弄灵清的现实。

当时的实际情况，要是拿到现在来讲，会被年轻人笑话。时间拉回到六七十年代，买洋火柴要票、买针线要票，你想想看，购买脚踏车这样的大件，能不要票吗！每年一个大单位最多才能分到十几张购车券，得到购车券的人，都是名副其实的幸运儿。

说来你别奇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风靡全国的脚踏车品是永久、凤凰和飞鸽。骑“永久”就像现在开奔驰，有“凤凰”就像现在有宝马。

不过话又说回来，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已经有几年，社会上大众物资已经逐渐丰富起来，电视机、录音机等高档家电已经陆续进入寻常百姓家。脚踏车不仅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能生产，像杭州这样的中型城市也能做出来。

杭州自行车厂出产了一款斜挡、线刹、咖啡色女式脚踏车，它取名牛叉——海狮牌， “相貌儿”绝对噱头，价格一百二十来块。

53块工资，除去一个月食堂吃饭的饭票钱，所剩不多。无招的我只有向父母开口，要回我的复员费，共计240块钱，并且和父母敲定多还少补。

买回“海狮”，拉高座位，车把往后压，尽量弄出赛车的形状。下雨天不骑、外出没有安全停放处不骑、晚上尽可能少骑；扳牢时间——星期天上午冲洗、擦车、上机油，如此这般“伺候”，半年后它依旧如新。

北方人说，好马配好鞍，杭州人话，锅子配锅罩。海狮牌陪我风光了好一段时间。那时候的我已经完成从兵到民的转型，头发已经养长，并且拉了卷，穿上时髦的直筒裤，套上三节头皮鞋，“人模狗样儿”的外形已经打造完毕！

周末临下班前，利用主任撒尿的空隙，偷偷用主任办公桌上的电话，与心仪的杭州姑娘儿约好“位儿”——杭州解放路百货商店脚踏车停车场见！

翌日一早，泡饭直接吞了下去，烫的

嘴里起泡，早起的父亲问我，急啥急，不睡懒觉啦！我说，不睡了，有事！拿起车钥匙，打开锁，踏脚板上踩了几下，只听“咯吱”一声，“海狮”轮胎不转了，弯腰查看，钢丝断了。事后回忆，当晚黑灯瞎火的，洗车时，我力道过猛，把钢丝弄断了。

推着“海狮”出门，找到修理摊位，呜呼，前面有三个人等着修车、补胎。出门不利，碰到“癞痢”，等我修完“海狮”，赶往约会地点，姑娘儿连个人影子都不见了。

1989年11月，我清楚地记得这个日期，杭州百货大楼开张，楼前摩肩接踵，像下锅的馄饨一样多，我也去凑热闹。等我逛完大楼，回到停车位，我的“海狮”早已被人拖下了海——偷走了！停车场我来回找了半个多小时，再也不见“海狮”的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