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博

摘 要：佛教在唐代取得大发展大繁荣，但《资治通鉴·唐纪》中关于佛教的史料却大都反映着佛寺僧尼较为负面的形象。本文通过整理分析《资治通鉴·唐纪》中关于佛教僧尼、寺院的记载，探讨司马光对佛教的批判态度，且他笔下的唐代僧尼特点为“妖言”惑众、引发祸乱，佛寺特点为大兴土木、苟避赋役。

关键词：《资治通鉴·唐纪》；司马光；佛教；僧尼；佛寺

作为一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为封建统治者们提供治世之道的编年史巨著，《资治通鉴》取法《春秋》，在取材、撰写时带有明确的价值导向，即以儒家思想为准则，维护封建君主专制。本文主要通过分析《资治通鉴·唐纪》中对佛教历史的取材和记述，探究司马光笔下的僧尼、佛寺形象以及他对佛教的褒贬态度。

一、僧尼：“妖言”惑众，引发祸乱

《资治通鉴·唐纪》中具名记载的僧尼不多，但描述非常生动。他们或借迷信之语引发祸端，或骄奢淫逸、与贵族私通，或参与叛乱、助纣为虐……这些僧尼的作为可归为两类：（1）“妖言”惑众，骄奢淫逸；（2）参与反叛，引发祸乱。

（一）“妖言”惑众，骄奢淫逸

在《资治通鉴·唐纪》中，僧人、通晓佛法之人常被视为“妖人”，僧人占卜算卦、预测未来之语常被视为“妖言”。如武德四年（621），李仲文因“与妖僧志觉有谋反语，又娶陶氏之女以应桃李之谣”等状，遭伏诛。

佛法在当时带有迷信色彩也与僧尼的行为、形象有关。《资治通鉴·唐纪》里的僧尼不以研修佛法为本业，多效仿术士为人占卜算卦、求福避祸、制作丹药、寻长生不老之法等。例如贞观十三年（639），有西域僧人谎称能够用咒术“令人立死，复咒之使苏”。

久视元年（700）武则天命僧人胡超制作长生药，耗费巨万。开元十二年（724）王皇后兄长为其求子，请僧人明悟祭拜南北斗，僧人用霹雳木书祝词，“祝曰：‘佩此有子，当如则天皇后。”

司马光引用唐初反佛士大夫傅奕之语：“佛乃胡中桀黠，诳耀彼土。中国邪僻之人，取庄、老玄谈，饰以妖幻之语，用欺愚俗，无益于民，有害于国，臣非不悟，鄙不学也。”指出这些僧人所行均为邪术，是用来欺诈愚民的，劝导统治者和儒士们勿被迷惑。

同时，《资治通鉴》亦不乏僧尼淫乱、仗势欺人、嚣张跋扈的事例。例如高阳公主曾与僧人辩机、智勖等私通；武则天时期，河内尼姑“昼食一麻一米，夜则烹宰宴乐，畜弟子百余人，淫秽靡所不为”。

司马光还用许多笔墨记述了深受武则天宠爱的僧人怀义。怀义本为卖药商人，经千金公主引荐从而得幸于太后。武则天为使之方便出入，将他剃发为僧。怀义得宠后目中无人、肆意妄为、滥度僧人、纵横犯法，“朝贵皆匍匐礼谒”，“士民遇之者皆奔避”，无人敢言。武则天命他督建明堂，“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怀义用财如粪土，太后一听之，无所问。”永昌元年（689）武则天又命怀义为新平军大总管、新平道行军大总管，领兵北讨突厥。天册万岁元年（695）他因“御医沈南璆亦得幸于太后”而心生妒忌，“密烧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昼，比明皆尽，暴风裂血像为数百段”。

不难看出司马光笔下的僧尼不仅不务正业、“妖言”惑众，而且骄奢淫逸、无恶不作。

（二）参与反叛，引发祸乱

作为佛教教徒，僧尼常被描绘为远离俗世的形象。但在《资治通鉴·唐纪》中，司马光记载了诸多不仅积极投身政治，还参与叛乱，甚至自立为王的僧尼。如武德元年（618）怀戎沙门高昙晟“与僧五千人拥斋众而反，杀县令及镇将，自称大乘皇帝，立尼静宣为邪输皇后，改元法轮。”

同时，司马光还记载了诸多身处乱世的僧人依附贵族、叛军谋反，并参与战争以求政治利益的事例。如武德二年（619）僧人道澄助刘武周攻陷介州；总章元年（668）僧人信诚做内应，帮助李勣攻克平壤，平定高丽。

胡僧慧范“以妖妄游权贵之门”，深得张易之兄弟、韦后和太平公主的信任，被授银青光禄大夫，赐爵上庸县公。开元元年（713），他依附太平公主，扰乱朝纲，参与太平公主的谋反计划。

建中四年（783）僧人法坚为朱泚叛军制造攻具，帮助叛军进攻长安。胡三省在此处注曰：“代宗饭僧以护国，今朱泚乃用僧造攻具以攻奉天。”恰到好处地阐明了司马光记载法坚之事的讽刺意味和政治意图。

此外，司马光还记载了弘道元年（683）白铁余借佛像的宗教力量，聚众起义，自立为王之事。可见，佛教的煽动作用对于当时的百姓非常强，僧尼可以之为凭据参与政治、搅动政局，心怀不轨者亦可使用佛教的“神秘力量”造势谋反，在一定层面上危害了封建王朝统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唐代君主崇佛者颇多。为祈求佛的庇佑，武则天、唐代宗、唐宪宗、唐懿宗等都在执政时期采取了大兴土木、营建佛寺、广度僧尼、宠纵僧尼的佞佛措施。司马光认为这些饭僧举措并未保全唐朝安宁，阻止政权更迭，反而促成了僧尼佛教势力的增长，影响政治稳定。

二、佛寺：大兴土木，苟避赋役

佛寺是佛教的宗教活动场所，寺院经济是僧尼赖以生存的基礎。历代崇佛的帝王、贵戚、士族常捐香火钱、营造佛寺、广赐田亩以积功德，但过度的兴建佛寺与度僧，难免致使寺院成为与国争利之地，且奢靡之风盛行，百姓疲敝。

（一）大兴土木，铺张浪费

《资治通鉴·唐纪》中关于兴建佛寺的记载大都与劳民伤财、铺张浪费、奢靡之风相关。

武则天时期，因其极度崇佛，天下佛寺拔地而起，她本人也捐脂粉钱建洛阳龙门卢舍那大佛。据《资治通鉴》，明堂建成后，武则天命僧人怀义于明堂北侧建天堂，“堂始构，为风所摧，更构之，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天册万岁元年（695），天堂、明堂被烧毁后，武则天“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怀义充使。又铸铜为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耗资更甚。

长安四年（704），武则天“作大像于白司马阪……糜费巨亿。”李峤就此事上疏，提到：“造像钱见有一十七万余缗，若将散施，人与一千，济得一十七万余户。”造像所费资金足以救济十七万余户，可见耗资之巨大。狄仁杰亦曾上疏武则天说到：“今之伽蓝，制过宫阙。”

唐中宗景龙年间，“上及皇后、公主多营佛寺”。景龙三年（709）韦嗣立上书提到当时建寺规模：“比者造寺极多，务取崇丽，大则用钱百数十万，小则三五万，无虑所费千万以上，人力劳弊，怨嗟盈路。”辛替否亦曾上疏，指出唐中宗时“造寺不止，费财货者数百亿”。

咸通十四年（873）唐懿宗为效仿唐宪宗迎佛骨至京师，“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迎佛骨当日更是奢靡：“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元和之时不及远矣。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为侈靡。……宰相已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

除帝王皇室之外，士族大臣好佛者亦常耗资万亿造寺以敬佛。大历二年（767）鱼朝恩为章敬太后建章敬寺，“穷壮极丽，尽都市之材不足用，奏毁曲江及华清宫馆以给之，费逾万亿”。唐代宗时期，宰相元载、王缙、杜鸿渐都非常崇佛，其中王缙与鸿渐造寺无穷。

触目惊心的数字配以儒士的劝谏之词，不断地强调着佛寺铺张浪费、奢靡无度的弊病。司马光对挥金如土以造佛寺、佛像的褒贬态度跃然纸上。

（二）苟避赋役，影响财政

由于封建統治者的崇奉，唐以前寺院、僧尼在经济上享有免赋免役的特权。作为封建国家对佛寺、僧尼征税的过渡时期，唐代寺院、僧尼的经济特权由盛转衰，但较平民百姓仍享有一些经济特权。

在《资治通鉴·唐纪》中，有六处反映唐代减免僧尼佛寺租赋徭役的记载。武德九年（626）六月，傅奕上疏请除佛法，指出：“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

唐睿宗时期，辛替否上疏，指出唐中宗朝“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十万，所出日滋，所入日寡；夺百姓口中之食以养贪残，剥万人体上之衣以涂土木，于是人怨神怒，众叛亲离，水旱并臻，公私俱罄，享国不永，祸及其身。”同时，自唐中宗以来，贵戚争相营造佛寺，滥度僧尼，给“富户强丁”躲避徭役制造了机会。

元和六年（811）李吉甫上奏提及“天宝以后，中原宿兵，见在可计者八十余万，其余为商贾、僧、道不服田亩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辈也。”

大中五年（851），孙樵上书提到：“百姓男耕女织，不自温饱，而群僧安坐华屋，美衣精馔，率以十户不能养一僧。”

据谢重光《略论唐代寺院、僧尼免赋特权的逐步丧失》，唐代前期，僧尼佛寺仍保有免纳租庸调正赋正役的特权，但已需承担资课、户税、杂徭等；两税法施行后，僧尼寺院需负担两税，但可以避役。

整体而言，唐代对佛寺、僧尼的赋役征收比较复杂，征与不征随着帝王喜好、君主更替、宗教政策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直到宋代以后寺产纳税的政策才基本固定。因此，尽管寺院僧尼的经济特权在唐代逐渐衰落，但仍旧存在，致使国家财政税收减少，游手游食之人、富户强丁为逃租赋、避徭役纷纷剃发易服为僧，出现“十户不能养一僧”的境况。

三、司马光对佛教的批判态度

通过梳理分析《资治通鉴·唐纪》中关于僧尼、佛寺的记载，不难看出司马光对佛教的否定批判态度。他笔下的僧尼、佛寺都影响、阻碍了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定，是封建统治的不稳定因素。

但唐代僧尼并非皆如司马光所述。唐朝历史上有许多学识渊博、品行高尚的僧人，例如玄奘、法藏、慧能、神会、鉴真等，他们或开创宗派、或为人师表、或成一代佛学大师，都为世人传颂尊敬。其中玄奘取经、鉴真东渡影响了中外政治文化交流，神会在安史之乱时为朝廷募捐以助平叛，这些都是有益于封建政治文化发展的史事，司马光却并未在《资治通鉴·唐纪》中提及。

司马光为何如此否定佛教呢？从《资治通鉴·唐纪》士大夫们反佛斥佛的奏疏中可以窥见一二。

首先，佛教威胁封建君主统治，与国争利。佛教从文化不断渗透政治、经济，影响着封建统治。在政治上，随着佛教势力的增长，佛教领袖逐渐具有较强的号召力，且寺院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使得僧尼获得干政扰政的能力。在经济上，寺院、僧尼既趋避赋役，又消耗国家财政，“劳人费财，无有穷极”。辛替否就曾指出：“沙弥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饥馑”，点出饭僧造寺不仅不能保国太平，而且不能减少饥贫人口。

第二，佛教出家不合儒家忠孝思想。《孝经·开宗明义》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佛教出家需剃发，不孝之一；僧尼出家后，需摒弃世俗关系，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不孝之二；佛教主张沙门不敬王者，不拜父母，不孝之三。因此傅奕批判佛教时说：“人之大伦，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于是，贞观五年（631）唐太宗下诏令僧、尼、道士致拜父母。唐高宗虽然较为敬佛礼佛，但也于显庆二年（657）下诏：“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龙朔二年（662）又令僧、尼、道士、女官致敬父母。

第三，因果报应无根据，事佛并不能保社稷。崇佛佞佛者常谓因果报应，信佛、敬佛可以保平安，增福业，得到佛祖庇佑。但这一理论受到反佛斥佛者的批判，辛替否曾举唐太宗和唐中宗之例反驳：“太宗皇帝，陛下之祖也，拨乱返正，开基立极；官不虚授，财无枉费；不多造寺观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无灾，天地垂祐，风雨时若，粟帛充溢，蛮夷率服，享国久长，名高万古。”狄仁杰、李邕、吕元泰、韦嗣立、姚崇等亦用黄帝、尧舜、梁武之例做对比，指出佛教并非国祚永长的原因和保障，因果报应皆为荒诞之说，唯有“以人为本”，才能本固邦宁，才能使“陛下之夫妇母子长相保”。

作为儒家思想的卫道士，司马光反对佛教的三大原因并未脱离传统反佛斥佛士大夫的思想范围。关于佛道，他曾说：“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也。”与传统士大夫一样，司马光对佛教的否定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稳固的立场，以传统儒家思想对佛寺、僧尼的不良风气进行批判。

司马光对佛教的批判态度深深地影响着《资治通鉴·唐纪》的撰作与取材。他笔下的僧尼“妖言”惑众、引发祸乱，佛寺奢靡浪费、苟避赋役，无不在劝导统治者与士人擦亮双眼、勿信佛教，反映了他“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的撰作目的，具有一定的反迷信的积极意义。但为维护封建礼教，求资治垂鉴之效，对于唐代佛教发展史上的得道高僧与重要事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中未著一字，实乃本书一大遗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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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重光.略论唐代寺院、僧尼免赋特权的逐步丧失[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1）：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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