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

精神生活的普遍平庸化是當今时代的一个明显事实。其主要表现是：人生缺乏精神目标，既无传统的支持，又无理想的引导。尤其可悲的是，人们甚至丧失了对信仰问题的认真态度。畸形都市化堵塞了人与自然的交流渠道，功利意识的扩张导致人与人之间真情淡薄。情感体验失去特色和实质，蜕化为可模仿的流行歌词和礼品卡上的话语。诉诸官能的大众消费文化泛滥，诉诸心灵的严肃文化陷入困境。

毫无疑问，对这种平庸化现象，凡注重精神生活的人都是持否定和批判态度的。不过，其中又有区别。据我观察，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拯救天下为己任，他们的反应又因性情和观念的差异而有区别。一般来说，宗教型和道德型的人主要表现为愤怒，视这个世道为末世，对之发出正义的谴责乃至神圣的诅咒，欲以此警醒世人。理智型的入主要表现为忧虑，视这个世道为乱世，试图规划出某种救世方案，以重建精神生活的秩序，恢复或营造他们心目中的治世。不论愤怒型还是忧虑型的人，救世都是他们的立场，所以我把两者归作一个类别。

另一类人是比较个人化的知识分子，相对而言，他们没有太直接的救世抱负，而是更加关注自己独立的精神探索和文化创造活动，他们对作为一种社会现实的精神平庸化过程同样反感，但似乎不像前一类人那样有切肤之痛。由于他们更多地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隔膜于或超脱于他们所反感的那种外部变化。他们的反应主要不是愤怒或忧虑，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近乎宽容的淡漠和蔑视。属于这一类的大抵是一些真正沉迷于艺术的艺术家，真正沉迷于学术的学者……在这样的人看来，末世论或乱世论都有些危言耸听，这个世道和别的世道没有本质的不同。所以，他们始终与俗世保持距离，而把精神上的独立追求和自我完善视为人生在世的安身立命之本。在此意义上，他们的立场可归结为自救。

当然，上述划分只是相对的，毕竟可能有一些个人性和社会性皆很强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自救和救世的立场会发生重叠。我无意在这两种立场之间评优劣，以我之见，真诚的救世者和自救者都是可敬的。

在当今时代，最容易产生失落感的，或许是一些有着强烈精英意识和济世雄心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很难自甘寂寞的，因为他们恰好需要一个轰轰烈烈的舞台发挥作用。我不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脱离社会实践，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智者太少了。我所说的智者是指那样一种知识分子，他们与时代潮流保持～定的距离，并不看重成功，而是始终不渝地思考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关注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他们在寂寞中守护“圣杯”，使之不被汹涌的世俗潮流淹没。

一个人是否是天才，能否创造出精神杰作，这是无把握的，其实也是不太重要的。重要的是不失去与人类精神这个永恒源泉的联系，如果这样，他（她）就一定会怀有与罗曼·罗兰同样的信念：“这里无所谓精神的死亡或新生，因为它的光明从未消失，它只是在别处闪耀而已。”于是，他（她）就不会悲观失望，因为他（她）知道，人类精神生活作为一个整体，从未也绝不会中断，而他（她）的孤独的精神旅程便属于这个整体，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之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