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

季羡林先生在世时，有一次我去探望他，谈话间我提到：“您关于古代东方语言的研究对现在有什么用？”

先生说：“做学问不能光拿有用无用来衡量。當年牛顿研究万有引力有什么用？”

一语如重锤，敲醒了我懵懂的头脑。

是的，对学者来说，做学问单单是为了有用吗？显然不是，不但牛顿研究万有引力时不这样问，就是哥白尼研究天体运动，达尔文研究生物进化，爱因斯坦研究相对论都不这样问。

如果只依有用无用来衡量，许多人早就不做学问了。哥白尼直到临死前，他的《天体运行》才出版，那时他已双目失明，只用手摸了一下这本耗尽他一生精力的书便辞世了。

开普勒发现了众星运动规律后说：“认识这一真理已实现了我最美好的期望，也可能当代就有人能读懂它，也可能后世才有人能读懂，这我就管不着了。”

他们不管，谁来管呢？自然有下一道程序，由实践层面的人——技术人员、设计师、企业家、管理者、政治家等去管。社会就这样接续发展，科学技术、学术就这样不断进步。

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后，又经过了40年，这期间通过许多人的努力，第一颗原子弹才爆炸。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稍有区别，但也有一些看似无用的东西要人去静心研究。

马克思本来身在工人运动第一线，当他深感工人运动缺少理论支持时，就退出一线去撰写《资本论》等。当时他已穷得揭不开锅，说：“从来没有像我这样一个最缺少货币的人来研究货币。”

如果为了有用，他最应该去经商，先赚一把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