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易卜生《玩偶之家》塑造了娜拉这一追求平等和自由的女性；茅盾《创造》也塑造了从封建伦理中觉醒、获得思想独立的娴娴形象。传统研究多从女权主义角度分析两位“新女性”的思想解放历程，且缺乏比较视角。本文立足于中西文化差异背景，以尼采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为理论框架，解析两位女性在“梦幻”与“现实”中的思想冲突，最后从跨文化视角出发，探究其思想行为是受文化之禁锢的结果。通过分析比较，希望可以提供研究人物的新视角，对跨文化交际有更完整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玩偶之家》 《创造》 文化禁锢 梦幻 现实

《玩偶之家》讲述了娜拉从依赖丈夫到与之决裂，最后走出家门的自我醒悟过程。《创造》展现了娴娴曾被丈夫君实“创造”，最终成长为新我的人生轨迹。两女性从单纯的家庭主妇蜕变成清醒、追求自由的女性也正是精神处在梦幻与现实矛盾冲突中的过程。尼采用日神来象征人赋予世界和人生美丽外观的精神本能，日神精神是一种梦幻精神，它把人带入幻想世界，使人沉浸在美的外观中从而忘却人生的苦难和悲剧实质，根据美的梦境来体味人生。酒神精神则破除外观幻觉，超脱个体生命，与本体融合而直视现实人生的痛苦，进而使人的精神达与永恒。[1]她们的精神觉醒便是“日神精神”到“酒神精神”的转换，虽经历了自我“救赎”，但个体思想很难脱离客观的文化历史，其中当时的社会思潮和传统文化的痕迹影响较为明显。这种局限性也使她们思想转变过程中及结局都被刻上了民族文化的印记。

一.“梦幻”与“现实”双重影响下女性的精神蜕变

女性主人公的思想蜕变都经历了一个过程。娜拉甘做丈夫的玩偶却浑然不知；而娴娴是丈夫按照理想选中的璞玉，她也甘心接受改造。这种“幸福”的婚姻使她们沉浸在梦幻之中而毫无察觉。最终在现实中，娜拉摔门走出家庭，娴娴也不辞而别，结局暗示她像娜拉一样离家出走。她们精神的蜕变都是梦幻和现实相互影响下的产物，这种冲突也就是尼采所说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之矛盾。

1.娜拉与娴娴自我思想变革之异同。娜拉和娴娴的思想都经历了从日神精神到酒神精神的过程。她们从梦幻到现实，从愚昧到觉醒，新女性的光辉都有着明显的表现。娜拉把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家庭，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所有事情上都极力顺从丈夫，相夫教子是她满意的美好生活。“我们用日神的名字统称美的外观的无数幻觉，它们在每一瞬间使人生一般说来值得一过，推动人去经历这每一瞬间”[2]也正是这种梦幻般的生活使娜拉并没有认识到人生的价值和本质，这就是她认为的美丽人生。至于经济权的缺失、地位的不平等这些独立自由的女性意识被梦幻的状态所掩盖。后来她认清了丈夫的真正面目：自私和胆小，只在乎自己的荣誉。也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只是扮演了玩偶的角色。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丈夫和家庭，追求女性独立和思想的解放。日神精神只将生命美化，赋予生命存在的理由，但却未能回答生命的终极意义，酒神精神的本质就是对生命的肯定。娜拉在现实中认清了生命的本质，得到了精神的净化和提升。娴娴同样曾乐观达天，实在是君实所见的一块上好的璞玉，在被丈夫创造前，她充满欢乐。现实存在的一切，包括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裂痕都在日神的阳光笼罩下复归大自然的怀抱，进入了梦幻的世界。后来虽经丈夫创造，但她并没有成长为君实理想的那样，而是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了，背离了丈夫的理想走向了新生。日神精神表现为梦，酒神精神则是人在酣醉狂放状态下体现出来的人的原始激情奔涌，这种原始的生命本质不是自己更不是别人可以随意“创造”的，而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娴娴最终也获得了与世界本体相融合的愉悦。

两女性的思想虽然向着相同的方向发展，但依然可以发现差异。她们和丈夫的结局是悲剧的：娜拉离家出走抛弃了家庭；娴娴的变化让君实的理想破灭。叔本华认为悲剧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幸最主要来自于人物不同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因为它具有普遍性，能使每个人感到自己就处在能造成这种巨大不幸的复杂关系之中，自己随时可能成为这种巨大不幸的制造者或承受者。”[3]丈夫让妻子生活在梦幻中没有认识到她们人生本质的悲剧，后来又转换成了他们自己的悲剧。她们从梦幻中觉醒后，人生轨迹体现出了不同。娜拉认清丈夫的虚伪，痛斥丈夫“首先你是一个老婆，一个母亲”的规劝，拒绝了家庭责任、经济和婚姻，完全放飞了自我，这种决裂是彻底的。当她用理智直视日常现实的真相时，洞察了现实的荒谬可怕，便独自去面对人生的真谛。娴娴的精神觉醒其实要比娜拉早得多，但她并不是和丈夫决裂，也没有走向独立自由的勇气，她是妥协似的觉醒。即使有了自己的思想不愿再被创造，而面对丈夫却依然表达“你原来是成功的。我并没走到你的反对方向。我现在走的方向，不就是你所引导的么？也许我确是比你走先了一步了，但我们还是同一方向。”这种折中的中庸思想和娜拉形成了鲜明对比。

她们面对现实都已认识到渴望别人给予幸福很难，只有自己给予自己幸福比较容易，女性通过实现思想精神上的自立自强，才能达到真正解放。[4]只不过两者采取的独立方式和手段不同而已。

2.两位女性与伴侣的精神矛盾。海尔茂和君实同样是梦幻和现实的矛盾结合体，也正是此因和精神趋向不一致性造成了他们和妻子精神的矛盾冲突：最初都被美好的幻象所笼罩，后来丈夫却依然处于梦幻主导的精神中没有觉醒。

海尔茂掌握着一切权利，所谓像鸟儿一样呵护着娜拉、给她指引無非是男权意识的虚伪表现，他对妻子的“爱”只是在听从他的教导，不损害他的名誉的前提之下。看似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其实只是假象。他们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娜拉只是高价买回来的玩偶。他拥有严重的男权思想，掌控着娜拉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意识，剥夺她的话语权，导致娜拉与自己处在一个极其不平等的家庭地位。[5]海尔茂一直处在这种“梦的喜悦”的日神精神之中，通过幻觉和美的外观满足了自己潜意识里男权至上的思想。娜拉精神觉醒后勇敢和他分道扬镳，可海尔茂依然陶醉在美好的幻象中，想让这种生活以假象继续存在。虽然海尔茂最后在与妻子的谈话中也流露出了清醒的意识，但归根结底并不想面对现实，直面人生的真谛，美的外观瞬间打破。妻子出走时他极力挽留，娜拉说道“要等奇迹中的奇迹发生。那就是说，咱们俩都得改变。”这是娜拉所期待的奇迹而不是海尔茂所想的未来。两人的梦幻和现实的不一致性造成了关系悲剧。

娴娴夫妻的精神矛盾和娜拉夫妇同出一辙。君实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身上带有传统士人的思想。他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方向来创造妻子，即“性情见解在各方面都和我一样”。可出乎意料的是妻子精神上一天天离开他，这位长久拥抱在他思想内精神内的少妇现在已有自己的思想见解了。而今面对娴娴思想的独立和转变他竟还幻想着为了守护自己的理想，必须在娴娴心灵中奋斗，和那些徒然给社会以骚动给个人以苦闷的危险思想争最后胜利。希望的火花又在幻灭的冷灰里爆出来。尼采曾说“日神通过颂扬现象的永恒来克服个体的苦难，在这里，美战胜了生命固有的苦恼，在某种意义上痛苦已从自然的面容上消失。”[6]君实在婚前因为在现今社会找不到理想的、不偏不激，不带危险性的理想女性而苦恼，决定自己亲手创造，而创造的妻子却还是不合乎他的理想，于是再次陷入了苦恼。他一直依靠自己的幻想，凭借着日神精神来掩盖痛苦的本质，麻痹自己的生活，希望自己所设想的“美”可以取胜。所以即使最后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自己的失败但仍不放弃，还要二次改变娴娴的思想。而此时的娴娴却在心里已有一道坚固的壁垒顽抗他的攻击；且心里的新势力一天天扩张，驱逼旧有者出来。他已经远远落后却还是不能面对现实。所以两人精神的不一致性也导致了矛盾冲突。

可以说，娜拉和娴娴同他们丈夫的精神矛盾根源在于思想精神的不一致性，两位新女性已经从梦幻走向现实而两位男性却依然固守着他们所希冀的假象。酒神精神下才能认识到世界和生命的本源，才能形成对人生形而上的理解，这样的人生才体现出美。

二.文化禁锢下女性之行为解析

人的社会化过程是不断接受文化影响，由生物人变成文化人的过程，人的认识活动和思维方式也有着特定的文化动因。两位女性以及她们丈夫的思想精神矛盾冲突自然受着特定的文化背景束缚，作为社会人的存在，她们很难摆脱文化禁锢。

1.社会思潮的影响。19世纪末以来，西方兴起了一股强劲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强调人的直觉意志、本能欲望等，并将这些视为物质世界的本源和主宰。启蒙运动尤其是文艺复兴之前，神凌驾于人之上也主宰着人的命运，基督教的影响使人放弃了主体性。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物质生产的恶性膨胀导致了社会价值观念的极度功利化，也导致了人自身的日益物化，引发了人的思想变革。叔本华宣称“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我的意志”，尼采宣布“上帝已死”，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思想的表现。本质上说，娜拉精神蜕变是一种非理性主义哲学唯我主义本体论在她心底的落地生根。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普遍强调人性，反对神性，人作为“人”的思想使人的地位不断提升。追求平等自由到19世纪末期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巅峰。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权运动的开展实质上是人自我精神提升的一种表现形式。女性在大时代背景下不愿再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她们追求解放：确立自己的地位和思想以成独立的个体，突显人的价值。早期女性几乎是没有受教育的权力，她们被禁锢在家庭这个“牢狱”之中，如同井底之蛙没有机会接触知识和新的思想。女子学院的成立也给女性提供了一个与男性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力。知识带来新的思想，女性对自己对社会会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7]不可否认，政府对女性教育的关注是对女性地位的提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客观上对女性思想的解放起了积极作用。娜拉没有经济、社会地位，这些终于在丈夫的作用下如洪流一般顷刻间吞噬了她的大脑。她在梦幻中清醒，其实自己并不幸福，也并不比任何人幸福，而是和千万的女性一样没有独立自由。她必须勇敢走出家门，在进步思想的引领下汇入时代的大潮，体验别样精彩的人生。

1918年《新青年》将娜拉这一独特女性形象带入国人的视野，从此成为了中国新女性的代言人。清末民初在国内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男性知识份子的影响下，不少女性挣脱旧式家庭束缚，进入新式学堂享受以前只有男性才能享受的教育权，女性也从以前完全附属于男性到开始寻找自我。可以说清末的救亡图存使很多新的思想和理念传到中国，从而对传统的思想观念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这种情况更为明显，“民主科学”、“打到孔家店”都是对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强烈碰撞，新时代有了新颜。五四运动之后，知识女性大胆摆脱家族、礼教的双重束缚，追求自由的恋爱与职业的发展。娴娴是新时代接受了新思想的女性，热衷于政治运动等都是她进步的表现。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闭关锁国的政策，在西方坚船利炮之下逐渐土崩瓦解，古老的中华民族遭受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辩证看也正是在此种情况下，我们才开始学习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并把这些引入中国，促进了民众思想的解放。思想解放的潮流改变了知识分子也改变了如娴娴一般的女性。

2.传统思想文化痕迹的遗留。传统文化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文化。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对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持久、潜移默化的影响。娜拉和娴娴的思想转变虽然受到当代社会思潮的影响，但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文化还是植根在她们的身上并不自觉表现出来。

经过轴心时代以后两千年的发展，中华文明确定地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偏好，举其大者有四：责任先于权利，义务先于自由，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8]这些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很好的体现在了娴娴夫妇身上，同时侧面反衬出西方文化影响下的娜拉思想。中华文明强调个人对他人、社群所付的责任，他们是一个连续而不是断裂的关联，人在这种关系之中就必须承担自己对对方的责任。西方自近代以来非常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但在中国的传统思想，特别是在儒家思想中，则强调义务的優先性，互相承担义务也是中国伦理的一个根本特色。如前所述，娴娴最终没有勇敢走出家门和丈夫决裂，而是依然劝慰丈夫自己依然是和他“方向一致”，其根本原因就是娴娴是一个妻子，是一个中国家庭中的妇女，她有对丈夫对家庭的责任和作为妻子的义务，传统贤妻良母意识使她不能摆脱，也由于“夫为妻纲”的纲常伦理使她不能大胆反抗丈夫的创造。甚至“女性”概念在五四时期出现，这之前“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话语不存在一个超越人伦关系的女性概念。”[9]西方是个人本位，个人高于群体。从个人本位出发则权利的观念多，从尊重对方的意识出发则义务的观念多，权利成为近代西方社会的根本观念。娜拉作为个体，她本应享有和丈夫同样的权利，最终她敢于和丈夫分彻底分离，拒绝作为妻子的责任，拒绝丈夫经济援助和挽留，坚定地走出家门，这种个体价值被无限放大。家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最基本的单位，是需要经营和维护的，不可轻易破坏这种关系。

中华民族注重和谐，从对立到和谐不仅是天地的法则，也是社会、人生应具的普遍意义真理。相比而言，西方文化里有一种冲突意识，相信自我力量，占有别人，宰制他者。海尔茂以自我为中心，生活上和思想上都在控制着娜拉，不允许她独立于自己之外。当他们出现矛盾，两者的冲突是正面显性的，当不可调和时，便走向了对立的两端。娴娴和君实至始至终没有过正面的冲突，他们思想上有矛盾，但这种冲突是是隐性的，他们和而不同。君实是被父亲按照传统儒家思想塑造的，而娴娴也是他心中“有中國民族性做背景，中国五千年文化做遗传的女子”。娴娴思想进步于丈夫，但她对丈夫依然依赖，君实虽然内心伤痛但还是决定以渐进的方式再次慢慢创造娴娴，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冲突是在和谐的框架之下，而没有逾越这个红线。

娴娴和娜拉经历了从梦幻到现实，她们的人生思想在大方向上表现出一致性，但选择不同。传统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与他们的潜意识当中，即使时代变迁每个人受制于传统文化的现实不会改变。

通过比较分析，娜拉和娴娴都从“梦幻”中苏醒，直面了“现实”，她们在冲突中走向了思想解放，但他们在具体的转变过程中并不完全一致。当我们从跨文化的视角审视，可以发现中西传统文化和社会思潮都给她们的思想行为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是我们不容忽视的原因。

参考文献

[1]孟庆枢.西方文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95-196

[2]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M].三联书店，1987：108

[3]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商务印书馆，1983：350

[4]郑雯雯.《玩偶之家》中娜拉出走的原因再解读[J].名作欣赏，2014（8）

[5]刘晓勇.以《玩偶之家》为例谈女性主义意识的出现[J].文学教育，2017（9）

[6]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M].三联书店，1987：71

[7]周姿利.西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女性地位研究—以《玩偶之家》为例[J].海外英语，2017（3）

[8]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M].三联书店，2015：57

[9]铁凝.玫瑰门[M].铁凝文集（第4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25

（作者介绍：李浩，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2016级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跨文化交际与语言传播方向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