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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语境下女性形象和《午夜的孩子》对东方主义的消解

2018-07-16陈景行

北方文学 2018年9期
关键词: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穆斯林

陈景行

摘要:塞缪尔·拉什迪被称为后殖民主义的教父,作品《午夜的孩子》以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讲述了一个印度中产阶级家庭的家族史诗,并折射出与东方主义的笼统概念截然不同,文化价值和政治利益多元化的印度社会。本文试从女性成员的家族史切入,分析他者立场对东方主义观念中以自我为本位的女性形象的颠覆,穆斯林女性的面纱对东方主义视角下伊斯兰信仰异端化的破除,女性身体碎片与政治多元化国家之间的比喻关系,揭示小说女性角色在自我身份构建过程中对东方主义叙事的消解。

关键词: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穆斯林;身份

《午夜的孩子》是英国“移民作家三杰”之一塞缪尔·拉什迪的第二部作品。小说于1981年,1993年,2008年先后获得“布克奖”,“特别布克奖”和“最佳布克奖”,不仅使作者享誉国际文坛,也为他赢得了“后殖民教父”的称号。拉什迪出生在印度的孟买,在印巴战争的穆斯林移民浪潮中,随父母移居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在剑桥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拉什迪曾经为巴基斯坦的电视台工作,之后又在伦敦的一家剧团做过戏剧演员并从事自由撰稿人工作。拉什迪的小说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文化有着大胆而直率的描述,在引起极大争议的同时,也将一个世纪以来印巴两国间复杂的政治历史背景,领土争端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呈现在世人面前。作为一位有着多元文化背景的移民作家,拉什迪在以英文写作时用不加任何注释的形式大量插入了印度的俚语,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的诸多细节,使得西方读者困惑不解;另一方面,对伊斯兰文化直言不讳的评论,精英式的西方教育背景和用英语进行创作的选择使不少来自穆斯林世界的读者认为他有意迎合英语读者口味,尽管他本人从未以本土文化代言人身份自居。拉什迪的小说解除了殖民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二元对立,使得作为参照物的他者立场不复存在,对东方主义式西方文明中心论进行了消解,同时也保持着对民族主义的高度警惕。在描写独立后的印巴地区追求政治独立和重塑民族身份遇到的复杂局面时,他的后殖民立场使他认为完全消除殖民时期的影响,重新回到被殖民前的社会状况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这也是他遭到质疑的原因。

《午夜的孩子》带有半自传性质,讲述了一个印度中产阶级家庭的家族史诗,登场人物多达二十余人,人物个人经历,家族历史与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次大陆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相互交错。其中女性人物的作用尤为重要。对于独立时期的印巴社会而言,殖民时期政府大力倡导的妇女解放思想是西方思想的典型代表,并不受到当地人的认可。小说主人公萨里姆·西奈的外公阿達姆·阿齐兹由于接受了西方教育,希望他的妻子纳西姆能够成符合西方标准的现代女性,而纳西姆是一位传统的印度女性。两人间的观念差异使他们的婚后生活充满矛盾,也影响了三个女儿的人生选择。小说塑造的女性形象带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其行为无法从生理或心理上加以解释,显得十分怪诞:纳西姆极少开口说话,以沉默的方式向周围的人施加影响,二女儿艾利雅常年给她的外甥送去仇恨的礼物;孙女贾米拉憎恨一切向她示爱的男性,无不令人印象深刻。小说以比喻的形式解释了怪诞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大电影院里,起初坐在后排,然后一排一排渐渐往前移,最后你的鼻子几乎接触到银幕。影星的面孔渐渐化成了跳动的光点,微小的东西放大到荒诞的程度,幻象消失了——或者不如说,事情变得很清楚,幻象本身就是真实。”[3](210)怪诞的人物性格避免了后殖民叙事中时常出现的脸谱化倾向,也凸显了殖民统治造成的社会政治现实下个体的生存状态。小说通过阿奇滋家族女性成员折射出的伊斯兰文化和穆斯林社会不再是东方主义观念中处于他者地位的笼统概念,而是持续发展变化,具有多元文化身份的现代文明。

一、“殖民女权主义”和“他者”身份

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在接收殖民政权带来的新技术和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同时,也接收了自由民主的观念,包括妇女平权和解放。殖民政府出面干预压迫女性的社会习俗,被称为“殖民女权主义”,因为“这些措施会同时作为殖民控制的形式起作用。殖民当局往往对这些干预持赞同的态度,它们认为这些干预是改变当地社会价值观的重要方式。而且这些建立在社会价值观基础上的传统反对他们对当地的统治。[1]”按照基督教教会和政治的主张,英国殖民当局认为印度妇女应当享有受教育的权力并得到尊重。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印度精英阶层的支持下,印度妇女的处境获得了改进,并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法案禁止虐待女性的行为,废除了印度传统婚姻中的嫁妆制度。尽管在道德和阶级划分上有不同的标准,对女性在多大范围内能接受教育和获得平等权利也没有一致的看法,印度各阶层普遍认为女性问题不应由英国人决定。民族主义者更是将女性问题视作抵御殖民统治影响,维护传统社会价值观的最后防线。另一方面,经济和政治上仍处于从属地位的殖民地女性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只能接受男性社会成员为她们界定的身份。在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对抗中,她们并没有如英国人期望的那样被完全改造成符合西方观念的自由女性。

小说主人公萨利姆·西奈的外公阿达姆·阿齐兹从德国求学归来,支持民主观念,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并希望自己的妻子纳西姆能成为一位自由女性,“别再去念叨做克什米尔的好姑娘啦,想一想怎样做个现代的印度女人吧”,[3](36)甚至烧掉了她的面纱。而纳西姆出生在克什米尔山区,没有机会接触到沿海地区殖民统治者大力倡导的自由观念。她在父亲的安排下与阿达姆成婚,是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传统穆斯林女性,脱去面纱对她来说不亚于在公众面前裸体。她一生都以沉默的方式抵抗丈夫推崇的西方观念,维护伊斯兰教的深闺制度。“我知道你们欧洲回来的男人,你们找可怕的女人,然后想让我们这些姑娘变得跟她们一样!听着,大夫先生,不管你是不是我的丈夫,我可绝不是那些……说出来难听的女人。”[3](35)婚后纳西姆挥舞着煎锅,严禁阿达姆踏入厨房和储藏室。家中这两个由女性掌管的传统区域成为了抵制西方民主观念,维护传统穆斯林女性身份的战斗堡垒。正如接受自由观念的阿达姆想要解放他的妻子,西方自由主义者常常认为穆斯林女性受到了伊斯兰文化的压迫。对以自我为本位的西方世界而言,戴面纱的女性象征着作为他者存在的东方世界,沉默而温顺,不具备反抗精神。萨义德在谈到代表东方主义话语模式的女性形象时提到,“她从来不谈自己,从来不表达自己的感情、存在或经历。相反,是他在替她说话,把她表现成这样。”[2](8)在《午夜的孩子》中,纳西姆的沉默却极具攻击性。在一次争吵中,阿达姆咆哮着要他的妻子住嘴,按照传统习俗,纳西姆必须绝对服从她的丈夫,“好吧,你要我,叫什么名字来着,住嘴。从现在起,我一个字,叫什么名字来着,再也不说了。”[3](60)纳西姆恪守誓言,使得整个家庭笼罩在她沉默的怒意之下。几次失败的尝试之后,阿达姆不再视图使他的妻子开口说话。纳西姆的沉默为她在家中赢得了主导地位,而阿达姆则日渐精神萎靡。纳西姆遵照传统风俗刻意维持的沉默,不仅不是顺从的表现,还成了反对男性权威和西方价值观的武器。阿达姆要求他的妻子成为自由女性的愿望是以西方价值观念为本位的。在这种语境下的女权主义带有东方主义的色彩,意味着殖民地化和西方化,即以西方标准衡量殖民地妇女的地位和所受到的待遇,忽略本土文化的影响,否定当地社会价值观。在伊斯兰国家,女性的定位应该是和她们自己的历史,文化以及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息息相关的。阿达姆在印度的土地上一心推行他从欧洲学到的全套价值观,将本土文化视作他者,切断了自我与历史的联系,显得力不从心。沉默的纳西姆取得了胜利,以他者的立场颠覆了阿达姆代表的西方意识形态下的自我本位,也暗示着西方价值观念带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必须考虑本地的文化风俗才能实现。

《午夜的孩子》塑造的沉默女性形象不再属于东方主义的话语模式,而是象征了代表西方意识形态的自我中心和印度本土文化的他者地位之间的相互消解。纳西姆和阿达姆的小女儿嫁给了一位为英国人工作的印度军官。当纳西姆闯入艾姆拉尔德的梦境,“在她的梦里还发现了另一个梦——佐勒菲卡尔少校内心的幻想,就是有朝一日能有一所时髦的大宅子,澡盆就在他的床边,这就是少校最大的志向了。”[3](63)丈夫追求的西方生活方式也是她的必生梦想。和她的母亲不同,艾姆拉尔德从未有过抗拒的念头,丈夫死后她便移民到了英国。艾姆拉尔德自愿让丈夫为她代表,是一个标准的东方主义女性形象,但她最终取代了男性代言人,从东方主义观念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东方移居到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成功完成了他者地位的自我颠覆。艾姆拉尔德是一个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角色,她的人生追求和最终结局象征了代表中心文化的自我和代表边缘文化的他者之间的二元界线不是永恒不变的。作为自我的对立面,处于边缘地位的他者也可以通过居于中心地位的自我进行定义,并通过进入自我颠覆他者地位。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之间二元对立的消解也是后殖民写作的重要特征。

二、面纱和伊斯兰信仰

殖民统治到来之前的印度是一个有着多种宗教信仰的国家,穆斯林教徒是继印度教教徒之后的第二大信众。随着东印度贸易公司的建立,殖民时期印度和英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日渐频繁,带来了印度本土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文化的兴起和积累个人财产的欲望,并最终影响了日常生活中的信仰。在女性穿戴面纱和头巾的问题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影响并未与可兰经教义产生冲突。在东方主义的观念中,可兰经中的教义遏制了自由民主制度在穆斯林国家的发展,限定了穆斯林女性的从属地位,女性穿戴面纱和包头巾更是受到宗教迫害的象征。实际上,在穆斯林文化中面纱(hijab)是“关于隐私,身份,血缘,地位,阶层和阶级的”[4]。古兰经规定了“男性对女性的权威来自于真主使前者享有更优越的地位,和他们花费自己的财产来维护她们。在西方人眼中,则象征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附属地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女性的日常活动范围扩大到了家庭以外,在忠于古兰经教义的前提下,深闺制度和面纱头巾的穿戴方法都发生了改变。

在《午夜的孩子》中,几代家族女性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市场经济活动,这使她们佩戴面纱和头巾的习惯发生了改变。阿达姆的父亲罹患老年痴呆,家中的珠宝店交由他的母亲经营。她对自己的儿子抱怨说:“多年以来,连我的脚踝别人也休想看见。现在呢,我只好让根本不是我家里人的陌生人盯着看。”[3](15)阿达姆的母亲为抚养儿子不得不抛头露面。而阿达姆的妻子纳西姆虽然是传统坚定的维护者,却在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情况下和儿媳合伙开了个加油站,陌生人的注视并未让她感到不安。两代女性在心态上的差异说明穆斯林社会已接受个人财富的积累作为新的人生目标,而根据古兰经的教义,经济能力上的差异是决定男性主导女性的重要原因。女性对经济活动的参与改变了深闺制度,带来了自身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提高,是符合古兰经教义的,这也使她们保留了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同时在市场经济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坚守宗教信仰避免精神空虚和自我失落感对当地人显得尤为重要。萨利姆的母亲阿米娜在获取个人财产的欲望和宗教信仰的矛盾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为了维护中产阶级家庭的体面,阿米娜不惜采用赌博的手段来维持开支和还债。借助于萨利姆的天生神力,她逢赌必赢,却遭受着宗教信仰对良心的折磨,因为在伊斯兰教义中,赌博是不可饶恕的罪行。这段故事情节让读者想起D.H.劳伦斯的《木马赢家》,所不同的是,虔诚的宗教信仰使阿米娜避免被物质欲望吞没。还清所有债务后,她立刻停止了赌博。

阿齐兹家族女性成员的伊斯兰信仰给她们带来了希望,信念和力量,而受到西方观念对伊斯兰教的偏见影响,不再信仰真主的阿达姆·阿齐兹则被空虚所吞没。小说用隐喻的手法描写了阿达姆体内因失去宗教信仰出现的空洞,“这个决定使他的身上出现了一个窟窿,在他至关重要的内腔里形成了一个空洞,使他极容易受到女人又容易受到历史的控制。”[3](4)在两人的僵持中,失去信仰的阿达姆·阿齐兹一天天衰弱下去,而从信仰中获取力量的纳西姆渐渐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在她的坚持下,伊斯兰信仰在家族的三代女性中得以留存,其中包括主人公薩利姆·西奈的妹妹贾米拉。贾米拉在西式教育和生活环境中长大,曾一度动过改信基督教的念头。萨利姆的死使她对武力统一印度的信念感到幻灭,投身卡拉奇的一家女修道院,从伊斯兰教的信仰中寻求慰藉。和她的祖母一样,贾米拉在关键时刻保留了穆斯林文化的宗教信仰,并从中获取力量,证明了伊斯兰教是与基督教享有平等地位的宗教信仰,而不是西方人眼中充斥着宗教幻想并宣扬仇恨的邪教。东方主义对伊斯兰教的偏见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欧洲和信仰基督教的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从此穆斯林世界在西方眼中就成了“恐怖,破坏,恶魔和一大群令人憎恶的野蛮人的象征”[2](32)以基督教为教义出发的价值判断极易将伊斯兰教视作是极端主义宗教或异端邪说。伊斯兰教并非东方主义观念中起约束和禁锢作用的静止概念,而是适应社会现实和符合时代发展需要而不断变化,并对穆斯林世界个体自我身份认定起到重要作用的信仰。

三、女性身体碎片和政治多元化的国家

在东方主义的观念中,西方世界对东方的观察是笼统而不准确的。这一过程往往包含了两种倾向:一是将东方世界的一切不加区别地贴上统一标签,忽略宗族,文化,风俗和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并将来自东方世界的人们看做一个相同的整体。二是将具有统一性的东方概念由整体分割成部分,并对语言,文化,风俗等因素逐个加以分析,最后组合成对整体的印象,这也是东方主义的基本观察方法。在讨论东方主义认识论的过程中,萨义德指出“通过归纳和概括,现实被划分为各种不同类型:语言,种族,肤色,心性,而每一种类型并非一种中型的命名,而更多的是一种评判性的阐释。”[2](289)概括性认识目的是为了更方便地将东方世界作为西方文明的对立面加以区分,而现实中的东方世界包含了不同的国家,其文化特征千差万别,并不能构成东方主义观念中统一的整体。

争取独立时期的印度社会是这一问题的最佳例证。印度原本就是一个复杂的多民族国家,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各地方言更是千差万别。英国殖民者放弃在印度的统治后留下了国家权力上的真空,代表着不同利益和政治理想的党派进一步加剧了印度在政治上的分裂倾向。其中最激烈的冲突来源于最大的两个族群:印度人和穆斯林,并最终导致两个新的穆斯林国家从印度独立,成为了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印度政府曾努力避免出现这一可预见的分裂,将整个国家按照不同族群的居住区域划分成不同的地区,并对各个地区实行分治以避免不同种族和不同宗教间的矛盾冲突。印度政府对统一国家进行的行政划分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许多人数上不占优势的少数族群,特别是生活在两大族群分界线附近的其它族群发现他们的居住区域被划入了不同的地区,失去了本族群的居住空间和政治权利,导致这些少数族群通过暴力反抗和骚乱向政府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这一时期印度的社会历史状况证实了东方主义观念中的统一性曲解了东方世界的真实情况。真实的东方世界无法作为一个整体根据各种要素进行分解和重组。

《午夜的孩子》将这一社会现象通过女性身体的隐喻加以表现。在阿齐兹家族的女性成员中,碎片化的女性身体成为了反复出现的主题。阿达姆时常被地主格哈尼请到家中为女儿纳西姆治病,但每次到访,他都只能透过床单上的一个洞看到她身体的某个患病的部分。阿达姆发现自己渐渐爱上了床单后面那具没有脸的躯体。当他终于发现纳西姆真实的长相时,便立刻娶了她。这是一对终身都没有和解的夫妻。阿达姆是通过纳西姆的身体碎片了解她的,但他从未理解妻子的全部。他们的孙女家喻户晓的歌手贾米拉延续了身体碎片的主题——她透过一块方披巾正中的洞进行表演。小说主人公萨利姆·西奈这样评价他妹妹的表演:“我们家庭的历史又一次成为国家的命运。因为当贾米拉嘴唇凑在金线刺绣的开口上唱歌时,整个巴基斯坦都爱上了这个十五岁的姑娘,其实,人们只能从一块金白相间的床单中间一个窟窿里看到她的影子。”[3](39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贾米拉的巴基斯坦同胞们只能看到她身体的一部分,她却成了爱国主义的象征,承载巴基斯坦人民爱国热情的无脸躯体。无论是纳西姆还是贾米拉都被社会和政治的意识形态吞没了真实的自我,因为自身的碎片而成为不同社会运动所提倡的理想化身:纳西姆成了阿达姆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即殖民女权主义运动标榜的自由女性;而贾米拉则是激发爱国热情的女神。忽视真实自我的盲目崇拜和狂热使纳西姆陷入了一段缺乏相互理解的婚姻,但她并没有屈从阿达姆的理想女性形象,而是通过沉默在家庭矛盾中占据上风。贾米拉则因为哥哥萨利姆战死疆场认识到爱国主义暴力无用的一面,放弃了她的公众形象投身于一所修道院中。小说中的这两位女性最终都摆脱了强加在她们身上超现实的理想主义投影,并找回了真正的自我。

用女性身体碎片的隐喻象征分裂的政治理念和国家统一之间的对立,是后殖民写作的重要特征,“(阿达姆)阿齐兹引出了构成印度国家身份的身体基础。女性身体碎片的重新组合产生的统一整体,并不是男性凝视者通过碎片勾勒的理想形象,而是具有自我意志的个体。这喻示着在独立初期的印度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通过简单的权力分配和行政区划的相加已无法维持一个统一的国家。前殖民地国家在后殖民地时期重塑国家身份的过程中往往会陷入民族主义的误区,殖民历史的印记无法完全被消除的,民族主义构建单一国家身份的理想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文化多元化和价值取向的多样性是后殖民关注的焦点,也是后殖民写作的题中之义。从印度独立的巴基斯坦为了维护领土完整又陷入了同孟加拉国的战争冲突。萨利姆在战争中死去,使得贾米拉最终对民族主义幻灭。而孟加拉国的最终独立也使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破产。阿齐兹家族成员的个人经历再度和印度次大陆的国家历史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无论是独立之前还是之后,印度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带有明显殖民印记的国家。英国人给印度带来了一整套的政治体制,试图将印度改造成一个民主国家。经济上,大英帝国的积累和扩张需要印度注入大量的资金。印度发展出了典型的殖民经济,即殖民地大量输出原材料和进口商品,宗主国通过差价赚取了高额利润。文化上,西方商品涌入当地市场改变了印度人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习惯。殖民统治者在经纪和政治上占据的全面优势,导致了他们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并试图将这种优势扩大到意识形态领域。被殖民地区的本土文化成了西方价值观念的参造物和对立面,必须加以改造和“现代化”。拉什迪的小说以奇幻的想象,把印度神话,传说,宗教,通俗文化和社会历史事件相融合,呈现出一个具有独特宗教传统和文化多样性,充滿活力和无限生机的国度,而不是东方主义观念中处于他者地位,亟需按照西方价值观改造的劣等文化。另一方面,维护印度的民族特点和传统风俗,保证文化上的独立性也是民族主义者抵御殖民影响最后的阵地。和社会生活相比,家庭生活被视作受到殖民影响最小的领域,也是传统文化和风俗得以保存的最后领域,因此妇女问题在后殖民社会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和重要性。《午夜的孩子》以个人经历和国家历史巧妙融合的方式,使得阿奇滋家族的几代女性成员成为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女性角色在家庭和社会中追寻自我身份定位的过程伴随着印度次大陆在后殖民时期重塑民族身份的历史进程。在小说描写的一系列女性中,贾米拉就是一位背叛者,“她这个最最纯洁,最最爱国的人,在听到我(萨利姆)的死讯之后,造起反来。”[3](494)贾米拉出生成长在殖民统治者曾经居住过的建筑里,上的是寄宿制学校,甚至曾经考虑过改信基督教,成年后却凭着夜莺般的歌喉成为了巴基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象征人物。在她身上可以看到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双重势力的影响,但她同时放弃了这两种理念,最终选择了避世。无论是阿达姆式的盲目推崇西方价值观念还是寄托在歌手贾米拉身上的狂热民族主义都无法为独立后的印度次大陆创造新的单一民族身份。只有在这种倾向取得平衡后,才能诞生具有多元价值取向的,自成一体的后殖民身份。

参考文献:

[1]Robert·Young.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M].荣新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99-100.

[2]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3]塞尔曼·拉什迪.午夜之子[M].刘凯芳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

[4]Fadwa Guindi.Veil:Modesty,Privacy and Resistance[M].New York:Berg Inc.,1999(24).

(作者单位:浙江树人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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