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　炜，　张白桦

(内蒙古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呼和浩特 010080)

一、研究背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和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为代表统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翻译跳出了语言学研究的桎梏，开始向更多元的领域拓展。在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Translation,HistoryandCulture)的序中，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否定了翻译研究中的各种语言学理论，认为虽然翻译的单位最后由字词提升至篇章的高度，却依然缺乏篇章之外的研究[1]。由此，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以从文集、评论、电影改编、翻译等形式创造出的文学形式为考察对象，将这一重写(rewriting)过程中涉及的各种制度考虑进去。于是翻译的文本转化便发生了翻译的文化转向和政治目的的活动转向，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采纳了在论文集中所收录的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称之为“文化转向”(culture turn)的术语，用于比喻一系列的文化动向。

随着论文集的正式出版，文化转向统领翻译的研究时期即从它开始，而这一转向使得译者从翻译活动的边缘地位逐渐走向舞台中央。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翻译活动中主要施动者——人所发挥的作用。翻译活动尤其是文学翻译，避免不了时代特征下的主观因素，无论是出于政治目的的国家意识形态，或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在译作中都有体现。

二、沙博理主体性研究的发展与缺失

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为实现翻译目的而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通常被视为译者的主体性[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