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钊

鹊桥仙·樱花

风掣经幡，晚钟素响，与谁共醉潇江？

徨徨半生一叶渡，问冷暖，不忆冯唐。

孤帆半面，春笛一曲，又是樱花北望。

珞珈不愁痴心人，何必数，花落几双？

佛教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古代印度大陆。佛教诞生之初本无佛像，佛教徒的修行更多的是依循前辈的口授心传。当时的佛教领袖严格遵循释尊离世前的教诲：不塑像，不搞偶像崇拜。从古代的典籍当中很难发现佛陀在世的时候就存在佛造像的直接证据。最早的佛教题材造像出现在公元1世纪，造像多是以空着的佛座、法轮，或者佛的足印、手印隐喻佛的存在。

犍陀罗早期石雕 弥勒菩萨站像3世纪 高163.2厘米 欧洲私人收藏

犍陀罗早期石雕 菩萨站像躯干5世纪 高163.8厘米 欧洲私人收藏

秣菟罗早期石雕 释迦牟尼佛坐像4世纪 高63.5厘米 印度博物馆藏

笈多萨尔纳特石雕 释迦牟尼佛站像5世纪 高66厘米 印度博物馆藏

笈多萨尔纳特石雕 释迦牟尼佛坐像5世纪 高117厘米 大英博物馆藏

后犍陀罗造像4世纪 合金铜 31.8厘米 西藏布达拉宫藏

关于佛像起源何处，史学界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发轫于犍陀罗，另一种是肇始于秣菟罗。前者由法国人“佛教图像学之父”福契尔于1913年发表的《佛像的希腊式起源》一文为典型代表；而后者由印度美术史学家阿南达·库玛拉斯瓦米于1927年发表的《佛像的起源》论文为代表。两派意见各异，一直争论至今没有定论。但无论历史上第一尊佛像究竟创作于哪里，无可争辩的是犍陀罗和秣菟罗两种不同的艺术都在佛教艺术发展史上创造了无数经典隽永的艺术杰作，也都是佛教艺术中既相互独立又互相兼有融合的艺术源泉。本文的目的就是试着论述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中的遗传基因是如何透过一些外在表现手法和特征表现的，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对中国西藏和中原的造像艺术产生影响的。

福契尔曾形象的比喻：犍陀罗佛像的创始者是“希腊雕刻家为父，印度佛教徒为母，欧亚多种文化混血的佛像雕刻家”。犍陀罗无疑是希腊造像艺术血统在印度次大陆的完美再现，正是基于这种起源，犍陀罗造像艺术忠实继承了完美的体型、俊朗的脸庞、挺阔的鼻梁、深陷的眼窝等人体解剖特征；在着装上凸显厚重的大衣，特别是大衣的褶皱更是开创性的把希腊服饰的审美带进佛教艺术的殿堂，堪称犍陀罗艺术的标志，也是接近2000年来佛教艺术塑造中褒衣博带式服饰表现方式的开端。我们姑且把这种着重强调衣褶刻画的手法定义为“Y因子”。

秣菟罗位于恒河流域中上段，因为相对位于印度半岛的内陆中心，这里的造像艺术更加贴近本土原住民的审美标准。佛陀肉髻高圆，上嘴唇较薄，下嘴唇稍厚，呈典型的印度美男子形象，表情端庄静寂，有超脱典雅之美。着通肩式大衣，极为薄透，大衣好像湿衣状紧贴躯干，没有衣褶；使胸腹部以及四肢的肌肉突显，甚至可微妙地表现出大衣内着裙腰部系的纽结。秣菟罗佛像身材修长，比例舒展匀称，造型准确生动，是印度本土古典佛教艺术的顶峰。对比犍陀罗的“Y因子”我们把这种“湿衣贴体”更多强调躯干轮廓和肉感的造像刻画手法定义为“S因子”。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褒衣博带”和“湿衣贴体”都分别是犍陀罗和秣菟罗最早期最醇正的原始因子。到了贵霜王朝时期（1～3世纪），秣菟罗一带被犍陀罗国所控制，正是在这个时期传统的秣菟罗造像艺术开始吸收来自犍陀罗艺术中希腊元素的衣褶表达方式，又创造出了另一种细腻的绳纹衣褶表现手法，造像衣纹走向呈U形，在胸前呈半同心圆形，极富装饰性。衣纹的断面是圆绳状的，如同细绳均匀地缠绕在造像身上，这些细圆线也仅仅起装饰作用。全身衣纹线的分布仍呈从右上方向左下方倾斜，和犍陀罗大衣的规律一致，实际上是将犍陀罗衣纹加以归纳变形而来的。

释迦摩尼佛祖站像 克什米尔地区巴托拉王朝7～8世纪 高63厘米 西藏博物馆藏

释迦摩尼佛祖站像尼泊尔 6～7世纪 高约82厘米 加德满都街头

而地处恒河中下段的萨尔纳特（今天瓦拉纳西城附近）一直保持了湿衣贴体不做任何纹饰的表现手法，因此我们现在统一将此类湿衣贴体不做衣纹的表现方式叫做“萨尔纳特”式。

时间进入5～7世纪，此时期的犍陀罗艺术随着国势衰微开始渐渐淡出历史，而恒河流域的秣菟罗却在笈多王朝的治下依然保持辉煌。笈多王朝时期印度有秣菟罗和萨尔纳特两个造像中心，表现为笈多秣菟罗风格与笈多萨尔纳特风格。

两种造像诸如脸型、冥想的眼神等均类似。不同之处是萨尔纳特式佛像的天衣更薄，躯干四肢突显。秣菟罗像还有装饰性圆绳线，萨尔纳特像则干脆连圆绳线也省掉了，全身没有一根衣纹，几乎像完全透明一样，只是用细线浅浅地做出领口、袖口和大衣的下摆部，使人感觉到大衣的存在即可。这种全透明的衣纹效果是萨尔纳特艺术最典型的特征。

笈多美学一经产生便在古代印度很快被确认为对佛教精神境界及美的最高水准的表达。并且迅速地扩展到喜马拉雅地区，之后到达中亚以及中国。从此，“悬裳、褶皱”的“Y因子”以及“湿衣、贴体”的“S因子”分别注入了古代中国佛像艺术的创作中。

从上图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Y因子”和“S因子”的传播途径。

我们从斯瓦特和克什米尔的早期造像中可以清晰的看到“Y因子”的影响，衣服的褶皱完全忠实地继承了犍陀罗式审美。这种强调褶皱的表现手法也随佛教教义及其艺术的传播延伸到西藏西部。

而“S因子”则选择了印度东北部的帕拉王朝和萨尔纳特北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作为自己的基因传承者。我们从5～11世纪的帕拉以及历代尼泊尔的造像中都可以看到佛祖不饰衣褶的佛装和菩萨简洁透体的衣裙。只是帕拉艺术更加强调肌体的肉感，另外在女性神祇的衣裙上多了錾花梅点装饰以显示衣物的存在。

释迦摩尼佛祖站像青州 北魏 受Y因子影响

释迦摩尼佛祖站像青州 北齐 受S因子影响

借助帕拉和尼泊尔两地的佛像艺术作为跳板，“S因子”最终实现了向西藏内陆传播基因的过程。无论是卫区还是藏区，当地佛造像手工业者都忠实保有了来自早期秣菟罗“S因子”的基因传承。

历史研究发现，中原佛教的传入最早始于公元前后的西汉末年，而我们从南北朝时期（420～589年）的石窟石雕中同样可以发现源自印度犍陀罗和秣菟罗的佛造像基因，从中不难推测，同一时期的佛教艺术虽然远隔千山万水，还是历经千难万险翻山越岭来到了中国腹地并对当地的佛教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无论是北魏的褒衣博带还是悬裳台座都深深受到早期犍陀罗式服饰的影响，这种厚重衣物的表现形式也直接影响到隋唐造像衣物质感的表现，此为“Y因子”的中式传播。我们惊喜的发现在北齐青州石刻中同时并存了“Y因子”和“S因子”的传承。在同一地区同一时期的石雕造像中，既有笈多秣菟罗式的细密波浪绳纹状装饰，又有笈多萨尔纳特式的通身无纹，仅在领口袖口脚踝部位的衣边显示。这不能不说是基因传承中外来审美融汇中华智慧结晶的伟大验证。

基因本是生物遗传的最基本物质，但是对于“鲜活”的艺术来说，基因同样无处不在，本文只是列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说明文化艺术交流中的这种人类智慧的传播。艺海浩瀚，我们正是生活在前人聪明才智的广阔大海中才能自由徜徉，尽情遨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