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杭城的地名，大多以街、巷、弄、桥、里、营、园、阁、庙、寺、湾、荡、井等为名。也有以某官署的方位命名，如行宫前、察院前、贡院前、三衙前。其实，民国以前，除了十大城门内的十大直街，以及四大营门的几条直街外，老杭州城内的“街”还真不多。当然，“路”也有，但在《武林坊巷志》中，“路”却只有一条，那就是清营跑马场边的“马路”。

《武林坊巷志》，清末名绅丁丙编辑，是以所收录的地名为“条目”，洋洋洒洒铺陈开的一部城市历史巨志。其中，以“巷”名为最多，所以，书名也称《武林坊巷志》。在这部巨作中，仅次于“巷”的地名，就是“弄”与“桥”。

“桥”是一个最独特的地名，《武林坊巷志》载有九十六个“条目”，仅次于巷、弄。但是，和巷、弄一样，“桥”，也有人事、掌故，也有成百上千乃至上万的文字。可见，在地名中，“桥”不仅仅是一座桥，也有一条巷的人文历史承载。

以“桥”命名的“巷” “街”也有，譬如“李博士桥”与“李博士桥巷”,“仁和仓桥”与“仁和仓桥街”。各条目中的表述，也各有区分，也各有上千的文字。这一种时而将“桥”与“巷”“街”作为一体表述；时而又将“桥”与“巷” “街”分别表述的做法，应该就是杭州话“桥归桥，路归路”，互不搭界的最初源头。

在1914年以后逐年的城市建设中，杭州城内的“路”名也多了起来，譬如当年6月在旗营废墟上呈“井”字出现的四条路，其中三条分别横跨在井亭桥、八字桥、龙翔桥上。费解的是，只有湖滨路例外，其他三条，都以被推翻的满清营门为名：迎紫路（现解放路）、平海路、延龄路，而不是以传统的“桥”命名，似乎大违革命的初衷。

后来出现的各条“路”，也无一例外，虽然将曲里拐弯的小巷、小弄变成了整齐划一的宽路，依然忽略了横跨各条河流上的“桥”名。不少的路名还是带有满清的影子，如兴武路（现开元路）、惠兴路。当六七十年以后，不少河流被一一填埋，不少桥梁也就此拆毁，淹没无名。所以，在那些名噪一时的“路”上，所剩下的赫赫有名的桥名，往往也让人有“丈二和尚模不着头脑”的感觉，譬如龙翔桥、众安桥、井亭桥。看起来，老杭州人最初说的“桥归桥，路归路”，在后来的城市变迁中，似乎也在被逐渐验证：一条路名一旦与一座桥名脱离，还真会带来因缘两分，无从说起。

“东街”一例，尤其有趣。当民国初期，狭窄的石板路拓宽成了碎石路，命名居然是“街”与“路”的简单相加，不尴不尬叫了“东街路”（现建国北路、建国中路）。如果以此路的“横河桥” “银洞桥”为名，也就多了一份市河纵横的历史记忆。

“坐不改名，行不更姓”的桥名也有：1917年，安徽籍五大上将之一的“淞沪护军使”杨善德主浙，仅仅带兵一个团来到杭州，就轻易摆平了督军吕公望与下属警察厅长夏超结下梁子的大乱，接任了浙江督军。那时的督军府在梅花碑，杨善德住板儿巷（现建国南路）147号，他每天要过斗富二桥那条小石桥连接的小街，小桥的石阶中有一条不宽的陡坡，只能供得独轮木车轱辘嘎吱上下。杨善德为自己带来的轿车行驶方便，改建了斗富二桥，连同一条宽宽的“斗富二街”。当然，“斗富一桥”与“斗富一街”，“斗富三桥”与“斗富三街”，前清时都有，不过是后来“宽”了。好在“宽”了以后，还是没有忘本，还是能看出桥的影子。

有人说，杭州人好“东西称‘街’，南北叫‘路’”。其实，街与路的命名也并非如此规范。譬如，在民国时期以十大名人作为命名的路中，静江路（以当时国民党中央主席张静江命名，现北山路）、教仁路（以当时的法制院院长宋教仁命名，现邮电路）、中正路（以蒋介石的字中正命名，现解放路）、性存路（以当时省法院院长阮性存命名，现庆春西路），都是东西向的。只有中山路（以孙中山命名）、膺白路（以当时的外交部长黄膺白命名，现南山路），是南北走向。

不过，这其中有一条规例，似乎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那就是路中的桥名再怎么显赫，路名都不会因此借光，反倒是横空出世，响亮一时。也所以，老杭州人总喜欢用“桥归桥，路归路”来表达一种互不搭界的态度，而这一种说法，往往用在“丁是丁，卯是卯”的貌似坚强的口吻上，很有一点一言九鼎的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