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霄阳

（作者系民进福建省委会出版专委会副主任，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

贾祖璋

贾祖璋（1901-1988年），浙江海宁人。1924年进入商务印书馆，1931年入开明书店，一边当生物科普读物的编辑，一边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科普写作。共有《鸟类研究》《鸟类概论》《鸟与文学》《生物素描》《生命的韧性》等科学小品集和有关鸟类的专著20余种问世，此外还编写了《中国植物图鉴》和多种生物、博物学课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和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福建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和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顾问。1951年，在北京开明书店由周建人、冯宾符介绍加入民进。1982年5月，经民进中央批准，民进福建省委会直属支部成立，贾祖璋任主任委员。1983年，民进福建省委会筹备委员会成立，贾祖璋任主任委员，同年在民进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民进中央委员，并任福建政协第五届常委。1985年，民进福建省委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民进福建省委会，贾祖璋被选为主任委员。

贾祖璋先生从1924年进入商务印书馆、1931年进入开明书店从事生物科普读物的编辑工作，到20世纪50年代先后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和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辑，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还不断为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和《福建科技报》审读稿件。在长达60多年的编辑生涯中，贾祖璋先生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精品意识，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1985年10月，在福建省出版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的即席发言中，贾祖璋先生引述叶圣陶先生对于开明书店的经营说过的一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 贾祖璋先生说，“有所不为”是绝不出版对读者有害的书籍，过去开明书店能够这样做，现在的出版社负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任，要更加重视社会效益。贾祖璋先生坚持科学、实事求是的科技出版人出版风格，妥善处理编辑本职工作与业余科普创作的关系，言传身教、精心培养青年编辑，热心扶植、培育作者队伍，为现代编辑树立了光辉形象。

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从事科技编辑工作，曾亲身体会贾祖璋先生的为人处世和编辑实践，聆听过大师教诲，并参与《贾祖璋全集》出版前后相关事宜，感触良多。本文不揣浅陋，试探寻编辑大师、民进先贤贾祖璋先生的编辑思想，以志传承、缅怀。

敬业爱岗 严谨认真

1924年，青年贾祖璋离开故乡浙江省海宁县黄湾镇，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应考，被录用后分配在印刷所博物标本部任标本模型检定员，负责撰写标本模型的说明。这位出生在钱塘江畔景色秀丽的江南水乡的年轻人，自幼酷爱大自然。他禀性勤奋好学，被博物部的珍禽异兽标本所吸引。他查阅各种图书资料，用生动简洁的文字，科学、准确地写出各种标本说明。年轻人这种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受到领导的赞赏。1929年，他被调到编译所博物生理部当编辑。博物部主编杜亚泉是位博学的长者，编辑有周建人、凌昌焕等人。贾祖璋就在这些学者的熏陶下开始了漫长的编辑生涯。年长资深的周建人热情欢迎这位新来的年轻人和小同乡，并在专业、编辑业务、写作上给予贾祖璋很多帮助。1932年，贾祖璋进入开明书店，在夏丏尊、叶圣陶的领导下从事编辑工作，还与顾均正、傅彬然、叶至善、周振甫等共事。这是早年贾祖璋与民进的历史人事渊源，也为他从事科普写作，成为科普作家、编辑家奠定了根基。

1932年一·二八事变，地处上海闸北的商务印书馆大部分毁于战火。贾祖璋经人介绍转到开明书店当编辑。开明书店在旧中国出版业中，论历史、资金、经营规模，虽然比不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书店，但它汇集了一批富有事业心和献身精神的文化人，有它的经营特色。开明书店编译所在多年从事中学教育的夏丏尊、叶圣陶的主持下，逐步形成了以中等学校师生为主要服务对象，出版中学师生和青少年读物为特色的书店。当时编辑出版中小学课本，是一项兼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工程。正值英年的贾祖璋就在师长夏丏尊和叶圣陶的指导下从事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他先后主持编写了开明动物学、植物学课本。这两种教材行销很广，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沿用到1952年，直至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出新的课本，才停止使用。

作为编辑，当然首先是要醉心于编辑职业，必须要全身心地投入主业，编好书，编值得耗费心血的、事功文化的书。贾祖璋先生早年在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当编辑时，就潜心钻研编辑业务。贾祖璋对编辑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始终不懈地为提高图书质量而努力。他对书稿的文字加工，逐章逐节地仔细推敲，连一个错别字、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轻易放过。对于图书的版式设计、标题字号、插图编排，从体例上力求统一、完整。

贾祖璋先生从事编辑工作严谨踏实、实事求是，从不赶浪头、图虚名。20世纪50年代后期，社会上刮“浮夸风”，也影响到出版界。不少出版社制订高指标（多品种）的出书计划。这种计划大大超越了编辑力量和作者队伍所能承担的主客观条件。有的图书就是用剪刀和糨糊，剪贴报刊上的文章，拼凑成的，由于粗制滥造，图书质量严重下降。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担任副总编的贾祖璋没有赶这个浪头，他分管的自然科学编辑室没有出过一本这类拼凑剪贴而成的书。当时出版界还有一股风，就是片面理解为生产服务，过分强调直接为工农业生产服务。贾祖璋充分注意图书的特性和出版社的专业分工，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提出了“科学家为青年写一本书”的选题计划，组织有成就的能够写通俗读物的科学家，为青年写书，介绍各个学科的基本知识，以扩大青年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对科学的兴趣与爱好。根据这一构想组稿并出版的古生物学家周明镇撰写的《我国的古动物》、动物学家沈嘉瑞撰写的《我国的虾蟹》、动物学家张玺撰写的《我国的贝类》等书，均被选入胡愈之主编的《知识丛书》，受到称赞与好评。

在贾祖璋先生的编辑实践中，无不体现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读者”的出版理念。自1929年11月从商务印书馆标本部调进编辑部开始，无论在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当编辑，还是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当副总编，在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当顾问，贾祖璋先生既是编辑又是作者，审读、编辑、写作、出版了大量科普读物。在他的作品和编辑加工的书中，科学性、文学性、通俗性、可读性贯穿始终。因为他是为普及科学知识而出版，为青少年读者而创作，始终把“读者”放在首位。

1978年9月贾祖璋先生在一期《福建科技报》的审读意见中写道：“《替鸭翻案》‘半个月内只放小鸭’，‘内’字是否‘后’字之误？秧刚插下，应有一段时间，小鸭也不宜放养。说‘半个月内只放小鸭，一个月后才放大鸭’，那就还有‘半个月’未曾交待。”这足见贾祖璋先生对作品、对读者的严谨、认真、负责。

尊重科学 实事求是

贾祖璋先生在长期的编辑生涯中始终没有间断生物学研究和科普创作。他既是编辑家，也是科学家。科技工作者的实事求是精神，使贾祖璋先生在编辑工作中始终坚持科学，反对迷信、伪科学。

1979年贾祖璋先生在《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初探》书稿的审读意见中写道：

《生物资源》一文，单提北、中、南亚热带的名称，一般读者不易明白它的意义。此文对此有所说明，可补上一文的不足。

保护区不宜引种非本土植物。既称保护区，自应以保护自然生态，不加人工干涉为主。保护以后，自然生态如何演变，可进行观察和研究，摸索它的规律，经过较长时间，再考虑如何处理。现在尚未真正保护起来，就预测它可能向坏的方向发展，未免顾虑太多，似可暂置勿议。

从中足以看出贾祖璋先生的远见卓识和科学精神，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贾祖璋先生坚持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对学术问题应当欢迎批评、争鸣，真理只会越辩越明。对于史料宜加鉴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古人不要妄加批评，也不必盲目迷信。他的《“人体特异功能”质疑》《芙蓉生在秋江上》《苏东坡吃的“山芋”》《鸦叫与鹊噪》充满思辨精神，探求事物的本来面貌，坚持科学性，坚持实事求是，更加具有创新精神和民族特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毛泽东的《七律·答友人》里有一句“芙蓉国里尽朝晖”，当时郭沫若先生诠释“芙蓉”为“木芙蓉”。贾祖璋先生没有迷信权威，广征博引，否定了郭沫若先生的主张，写下了《芙蓉生在秋江上》一文。贾祖璋先生写到：“湖南是以出产‘湘莲’著名的，虽然也盛产木芙蓉，但遍地荷花，因此称它为‘芙蓉国’，应是更为名副其实。谭用之在‘江上阴云锁梦魂’之中，见到‘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这一派萧瑟凄凉的景象，正因为荷花已经凋败枯萎。如果他是在描写鲜艳盛开的木芙蓉，那么，与‘暮雨千家薜荔村’的感情，怎样统一起来呢？毛主席对于谭诗，也是‘反其意而用之’，这就从正面反映出芙蓉国里‘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光辉美丽的本来面目，抒发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芙蓉国里的‘芙蓉’，是‘荷花’，而不是‘木芙蓉’。”

贾祖璋先生的《南州六月荔枝丹》一文被收入高中语文课本后，广西的两位青年语文教师对文中几处考证和引文提出了不同看法。后来，中国科普研究所请贾祖璋先生选编《贾祖璋科普文选》。他在“科普语文”部分收入了改动过的《南州六月荔枝丹》；在“科普争鸣”部分收入了两位教师的文章和自己就他们所提意见作出的说明，显示出学术上平等探讨的高尚风格。

培育作者 甘为人梯

贾祖璋先生在编辑工作实践中，特别注意发现人才，培育作者，扶持新作。他在审读书稿时，从不轻易否定任何一部稿件。贾祖璋先生深知，一部书稿、一篇文章都是作者心血的结晶，都应当受到尊重。只要稿件有一些基础，他总是不厌其烦、详细地提出退改意见，因此培养、扶植了许多优秀作者。

他在《科普新作丛书》序言中写道：“中国历来尊老，尊老是中国人民的美德。但老年人都是从中青年过来的。所以对于一个人，与其老了以后，尊而敬之，不如当他还是青年、中年时期，就重视他、扶植他。后生可畏，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红日东升，霞光万道，皓日当空，万物竞长。新生事物，最可珍贵。祝愿科普新作，愈益焕发光彩。”

早在20世纪30年代，贾祖璋先生在开明书店任《中学生》编辑时，结识了董纯才、高士其等人。后来，董纯才翻译苏联科普作家伊林的《五年计划的故事》，高士其的《细菌与人》《菌儿自传》等，都是由贾祖璋编辑出版的。在与作者的交往中，他对于青年作者投寄的书稿，总是倾注很大的热情，仔细审读，提出详尽修改意见，约作者面谈，交换意见，直到书稿合乎出版要求为止。如《飞出地球去》的作者郑文光、《太阳石》的作者朱志尧等，当时都是青年，他们的第一本作品，都是经过贾祖璋先生的审读、修改，更加完善、成熟，后来这两位青年作者都成了知名的科普作家。

著名作家叶永烈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道：“贾老在1981年为了扶掖中青年科普作者，倡议出版《科普新作丛书》。他给我来信，要求我协助他做约稿工作。他的字，小若蝇头，一笔一画都端端正正。在福州时，我见他写字的模样，大吃一惊，原来他的鼻尖都快碰到纸上，好几秒钟才能写好一个字。他亲自制定《科普新作丛书》的约稿计划，着眼于新秀、新作。他亲自看稿，亲自定稿。他，向中青年一代，伸出了热忱的手。”

言传身教 培育新人

贾祖璋先生早年得益于恩师夏丏尊、李叔同、陈望道等人的教诲，从事出版工作后又得到周建人、叶圣陶等民进前辈的指导和帮助，这些经历令他永志难忘。贾祖璋先生觉得前辈对后生的扶植提携，是国人的传统美德，自己是受益者，更应该是继承者。贾祖璋先生对于与自己一道工作的年轻编辑，总是满腔热情地放手让他们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提高业务水平。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审陈天昌，20世纪50年代先后在开明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与贾祖璋共事。他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贾先生对青年人的培养教育，主要不是用话，而是用一颗赤诚的心。”“我修改完书稿，他拿去再加工一遍，然后再递给我看。我领悟老人无言的教诲。他要对我说的话，全在他对书稿一字一句改动的字里行间了……我总是认真、虔诚地阅读贾先生替我修改过的书稿。有的地方，我没有改动，贾先生给改了，怎么经他一改就更通顺、确切了；有的地方我已修改，可是贾先生又重新改了，比较一下，为什么他改得比我好；有的地方我修改后，他没再改动，我知道这里贾先生认可了。就这样一本又一本，一年又一年，我主要是在细看贾先生用工整小字帮助我重新修改的书稿中，仔细揣摩体会，而逐步成长的。”

贾祖璋先生晚年担任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顾问，审读了十几部书稿，并承担了《科学与文化》《花鸟世界》《学艺》等杂志的终审。贾祖璋先生对每部书稿都是从头到尾仔细审读，并一笔一画写下了详尽的审读意见，少的几百字，多则几千字，写得相当精辟，切中要害。如对季品三的作品 《森林里的知识》这部书稿，贾祖璋先生在充分肯定之后又提出31条意见，并指出要写一个前言和取一个好书名。后来这本书更名为《大自然的赏与罚》，出版后反映甚好。对《科学与文化》杂志，贾祖璋先生除了参与审读重要稿件外，还承担全期杂志付印前的最后一遍校阅。他每每认真校阅，有时还亲自把校样送回编辑部。他看样又快又好，将其中错误逐一标出，连标点符号的错漏都一一纠正。有一期杂志的付印样他竟然提出了28处需要修改的地方，令责任编辑汗颜。

编创结合 主辅共生

贾祖璋先生是融科普编辑与科普作家为一体的科普大师，在长达60多年的科普生涯里，作为科普编辑，他在繁荣科技书刊的出版、培养年轻科普编辑和科普作者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科普作家，他是我国近现代科学小品的先驱和开拓者之一，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科普佳作。贾祖璋先生的科普作品集《鸟与文学》自1931年出版问世后，多次重印，影响了几代读者；他的许多科普名篇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南州六月荔枝丹》《兰和兰花》等多次被选入中学和大学专科的语文课本。《贾祖璋全集》先后荣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荣誉奖和第六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纵观我国近现代的编辑学史，凡是在编辑领域有所作为的，无一不是在自身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国内外不乏有科普、文学等方面的专家，如叶圣陶、周建人、叶至善、贾祖璋等，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他们不仅在中国出版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且他们在文学创作、文化研究、科普创作等方面同样是大家。出版前辈在主业与辅业的把握中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一个有传统文化修炼的对所从事职业有某种感情的人，在从事传统文化方面的编辑工作时，对自己的人文理性修炼有着明确的追求，并且在编辑实践中锲而不舍，先是本职工作的模范，然后才是他业的翘楚。

从贾祖璋等出版前辈、民进先贤的经历可以看到，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出版人，究竟具备不具备文学的感性、史学的智性、哲学的悟性、艺术的灵性、科学的理性、伦理的德性，以及对我们这个社会、对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对自己在事业发展中的自我职业生涯愿景，这是共生现象的原动力。有了这个原动力，我们才有可能对所从事的出版职业有一种献身精神，在献身中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追求；有了这个原动力，我们才能在出版工作已经相当投入的情况下，把其效能凝聚下来、实现出来，成为另一个相关联领域（如科普、文学、教育）的大家和专家。

贾祖璋先生不仅自己勤于创作，而且提倡、鼓励年轻编辑业余写作，勤思考、多练笔。他认为，编辑、作者间没有鸿沟，调动编辑的创作积极性，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文字表达能力和写作素养，也有助于编辑工作，有利于提高图书质量。贾祖璋先生曾说过：“出版社应当鼓励编辑写作，培养编辑成为作家，一个出版社能有几位编辑是作家，对出版社应是一件好事。胡愈之、茅盾、顾均正等，进商务印书馆时都很年轻，并无高深学问，但一边做编辑，一边发表作品，便都成了著名的作家。这样并没有妨碍编辑工作，实际反而有利。”

在贾祖璋先生的引导下，笔者所在的出版单位就有多位“双岗建功”的编辑。他们不仅为科技出版事业奉献智慧，策划、编辑了许多优秀科技读物，还在业余科普创作中取得丰硕成果，获得各项奖励。我从事科技出版工作30多年来，一直遵循贾祖璋先生的教诲，在他指引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一边做好出版本职工作，先后策划、出版了包括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金奖等在内的多项荣誉；一边坚持业余科普创作，编著、出版了多部科普作品，发表了大量科普文章，先后获得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有突出贡献的科普作家、福建省科普工作先进个人、福建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福建省优秀科普作品一等奖等多项荣誉。

笔者深有体会，无论是过去的编辑还是当今的编辑，除了在工作中重视图书的策划、出版外，还应当坚持业余创作，因为编辑要经常练笔，这样在改稿时才不会眼高手低，而且还能体验作者写作的艰辛，才有可能发现、培养优秀作者，编辑、出版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