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名言

摘要：若把外国文学原著和外国文学译著看成是有着一定联系的两个不同的体系，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审视译者的主体地位就更有鲜明的立场。译者作为“第二作者”是有其主体性的，译著是“第二作者”对原著的重新创作。“忠实”对于“第二作者”来说只是一个伦理概念。译者主体的文化身份和他的出身身份一样，是先在性的。译者就是“第二作者”身份、地位应等同于原著作者。

关键词：外国文学原著；外国文学译著；译者；第二作者；主体地位

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科学性，翻译活动涉及文本客体、主体（作者、译者、读者）及社会等因素，是一项复杂的语言活动。长期以来，人们对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基本上都基于一种“规范性”的要求，即处于特殊地位的译者应该如何面对作者与读者。传统翻译观对译者的要求可归结为两个词：一是忠实，二是客观。但是这种笼统的要求过于死板。忠实与客观这两个词很模糊，译者应该忠实于原著内容还是忠实于读者的要求？译者应该客观地阐释原著内容还是客观地面对读者的要求？在中西翻译史中，对译者要求的争论无休无止，这是一个根本不会有定论的争辩。

译者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客体存在，本身就有客观性、选择性和不确定性。所谓“橘生淮南而为枳”。译者有自己的本土语言，自身的文化社会背景，因此，译者有着自己的主观意识和想法，翻译不可能有定本。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换个角度来审视和分析一下译者的身份和地位呢？如果我们把外国文学原著和外国文学译著看成是有着一定联系的两个不同的体系，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审视译者的主体地位就更有鲜明的立场。

倘若我们把外国文学原著和外国文学译著看成是两个不同的体系，那么译者就是原著的“第二作者”。“第二作者”的身份和地位是极为重要的，应该受到尊重，无论“第二作者”是否符合传统翻译观的要求，他具有自己的主观性，有自己的文化底蕴和社会背景，对原著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所以出自“第二作者”的外国文学译著是不可能有定本的。

一、外国文学原著和外国文学译著是有着一定联系的两个不同体系

外国文学译著与外国文学原著之间既存在一定联系，又有实质差别，翻译过程实际上是文学再创作的过程。翻译作品本质上是两种文学、两种文化、两种语言相互融合与交汇的产物，是以中文和中国文学为表述方式对外国文学进行的诠释和再表述，是外国文学的中国化。伟大的思想家加达默尔曾说过：“所有翻译者都是解释者。”翻译文学作品并不等于原著本身，而是以外国文学原著为蓝本进行再创作的中文读本。我们读外国文学译著时，往往会感觉像在读中国文学作品，觉得外国作家在用中文进行写作与表述。事实上，翻译文学首先是由翻译者对外国文学原著进行阅读和诠释，经过思想内化后，再由其用中文进行表述成能够为中国人所接受的中文文本，因此，翻译文学即外国文学译著并不等同于原著，很多语言上的巧妙之处来自于中文，表达方式已中国化或本土化。

二、从翻译的本质上来分析翻译文学是一种更新的文学模式

尽管中西方传统翻译都力求做到忠实原文，但绝对的忠诚是不可能的，在西方一直有“翻译即叛逆”的说法，歌德还曾把翻译家比作“下流的职业媒人”，现在更流行的说法有把翻译比作“不忠的美人”，我们姑且不管这些说法的褒贬性，但文学翻译与原著之间在内涵与性质上存在巨大差异确是不争的事实。翻译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搬运，而是一项复杂且艰辛的工作，不仅要求翻译者要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还要尽力避免误解和障碍，将两种语言和文化融会贯通起来，最后将“不完美”的翻译作品呈现在世人面前。翻译总会有所增益和缺失，这是由语言的本性决定的，因为语言不是单纯的语言信号，而是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信号”是一个技术性名词，它是一个内在的、孤立的存在系统，不与其它别的事物产生联系，更不能反应和折射其它任何事物，更不会与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任何关系。“符号”则是一个具有折射和反应功能且与其他事物有着一定联系的复杂体系，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功能。语言作为一个符号体系，它具有指示性、稳定性、规范性、系统性和强制性，作为表达人的思维方式，与主体的文化背景有着内在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涉及到两个语言符号体系，是语言积极地介入到意义的创造过程，是文化类型的转换，亦是文学模式的更新。如果把原著的写作看作生产过程，那么翻译则是再加工与再生产，它是一种新的写作实践和尝试，充满了无限的创造性。因此，翻译文学不是西方文学，但也不能简单的归为中国文学，它是以西方文学为蓝本，将其思想内涵与新意用中国文学的方式呈现给广大读者，从根本上说，翻译文学是一种新的文学模式。

三、从翻译的主体性看译者作为“第二作者”的主体地位

在一个翻译过程中，原作是出发点，译作是目的地，将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则是翻译者，他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隐形人，而是在翻译过程中处于中心枢纽地位，他的语言基础、思维方式以及文化背景无疑会对翻译作品有深刻的影响。翻译作品的阅读对象是目的语读者，他们的理解能力和阅读诉求制约着翻译文本的性质，而读者是处于目的语的文化环境中的，所以翻译始终要站在目的语的立场和角度，始终受到目的语的文化和时代制约。很多外来词语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内涵有增有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这并不是译者有意为之，而是为了适应目的语的语言环境而做的本土化改造。可以说，翻译者一方面扮演读者的身份，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对其内化、分解和填充；另一方面翻译者又扮演创造者即“第二作者”的身份，在目的语中赋予原作新的表现形式，使之与目的语读者进行思想和文化交流，在另一个文化氛围里延续这原作的生命。所以说，翻译者作为“第二作者”是有其主体性的，译著是“第二作者”对原著的重新创作。

四、“忠實”对于“第二作者”来说只是一个伦理概念

“忠实”始终是翻译者坚持的原则之一，包括形式上和意义上的忠实，但翻译是一项错综复杂的语言创造活动，保持译文与原文的绝对忠实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原则对于翻译者这个“第二作者”来说只能是一个伦理概念。翻译者在对两种语言进行翻译时，由于受到自身语言能力、文化背景、时代特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可能把一种语言的内容一成不变地搬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翻译的再生产和再创作过程也需要有艺术性和审美性。著名翻译学家许渊冲先生曾说过“文学翻译的低标准是求似或求真，高标准是求美”。所以，翻译文学不必故作“忠实”而受到这一标准的制约和牵绊。

译者的客观存在决定了译者的客观性和他的主体地位。外国文学原著和外国文学译著是有着一定联系的两个不同体系，在外国文学译著这个体系内，译者就是“第二作者”，身份地位等同于原著作者。著名学者余光中有言“译者未必有学者的权威，或是作家的声誉，但其影响未必较小，甚或更大。译者日与伟大的心灵为伍，见贤思齐，当其会意笔到，每能超凡入圣，成为神之巫师，天才之代言人。此乃寂寞之译者独享之特权。”这可谓是对翻译者的最佳定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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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辽宁对外经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