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呈杰

我时常会想起4年前那个冬日的下午。

我坐在物理竞赛的考场上，面对一纸的公式和模型深感绝望。那时我上高三，在全校被寄予厚望的理科重点班，成绩又在班里数一数二，参加竞赛是我作为优等生的义务。几乎是学生时代的唯一一回，我打算反抗：我把试卷翻到背面，“唰唰唰”地写起了小说，起名为《北京以北》。故事在我脑子里积攒有一段时间了，那是一个出生于江南的少年的故事，他偶然发现自己是京城旗人后裔，于是北上探寻关于祖辈的真相。

小说被我顺手投去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意外入选，然后我去上海参加复赛，拿了一等奖。出版商找上门来，说能把我包装成畅销书作家，我没怎么考虑就拒绝了——事实上，那篇《北京以北》写完后，我再也没有勇气读它。它是一个前17年都在贫瘠和庸常中度过的男孩的幻想产物，而我怎么能有资格和那些光彩夺目的作家共享“作家”这一称号？我继续顺着“品学兼优尖子生”的路子撒腿狂奔，仅仅把那个冬天视为正确路径以外的一次还有点意思的变轨。高考我发挥得不错，成为当年的江苏省理科状元，有些媒体采访我，问我准备填报什么专业，我想更贴合这个热气腾腾的时代，又想继续写东西，于是回答：“新闻吧。”

不幸，我再次当了逃兵。我有什么能力写作？这个疑问又从我的脑袋里钻了出来。有记者劝我，学新闻累；有长辈说，学金融稳当。于是我报了全国录取分数最高的商学院。

我在商学院过得并不开心，像念理科的高中3年，被箍在了一个“没天赋、没兴趣，但结果还可以”的魔咒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