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图像时代的“光晕”回归
——关于“图像证史”问题的另一种思考
2018-07-13江苏师范大学221116
大众文艺 2018年19期
(江苏师范大学221116)
米歇尔在《恐怖的克隆:图像战争》中使用了“image”和“picture”两个词来论证他对于“图像”这一概念的不同阐释。“image”指原初图像本身,它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不同的地方。“picture”指图像的物理(physical)存在,它可以被任意修改。在米歇尔看来,“image”是不能被扭曲的,“picture”可以被扭曲变形,因此,有着更为广泛的商用。1
而潘诺夫斯基生活的年代,处在一个图像复制或者说机械复制的时代,技术上还未达到能够特别广泛的修改图片的程度。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本雅明时代早期摄影技术所能捕获到的“光晕”渐渐消失,图像渐渐的从本真图像(image)中分离出可以任意修改变化的图像(picture)。
图像自从可以被任意修改之后,对于它所能呈现的原真性问题就一直在被人质疑。原真性,曾经作为图像的最原始性质之一,遗留在人类早期的记忆之中。阿尔塔米拉洞穴的野牛被刺图案与早期人类的结绳记事都在向后人讲述着图像时代的早期辉煌。图像的这种记录与储存信息的功能一度优先于语言和文字。但是,随着人类的语言与文字等不断进化发展之后,图像的这种功能似乎又渐渐退化至虚无。生物图像时代的到来,图像言说史实的能力似乎重返。从查尔斯·皮尔斯的符号学,到尼尔森·古德曼的“艺术的语言”,开始探讨非语言符号系统的问题。维特根斯坦的“图像理论”,则以一种圣像破坏的出现告终,这导致他抛弃了早期的图像主义,并说道:“图像俘获了我们。而我们无法逃脱它,因为它置于我们的语言之中,而且语言似乎不停地向我们重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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