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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关: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何来何往

2018-07-13程儒珺南京师范大学南京210000

名作欣赏 2018年33期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文学散文

⊙程儒珺[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 210000]

鲁迅在《出关》中借老子西出函谷,关令尹强求讲学,影射了传统文化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而所谓“关”,其本义是“门闩”,后引申为“界限”,阻断往来,分割内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在走向成熟的同时,也于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关卡,上断绝于传统,外隔膜于西方,普通大众进不来,研究学者出不去。想要摆脱这种局面,就要“出关”。所谓“出关”,不仅是去往何处的多种选择,更是从何而来的寻根问祖。只有打破边界,融会贯通,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生存之道。

一、何为“中国”,何为“现代”

想要探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生存之道,首先得明确何为“中国”,何又为“现代”。

所谓“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其外延实际是发展变化着的。在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一词仅仅指代中国大陆地区,也正是因为政治的界定和区域的划分,导致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被遗漏在外。改革开放之后,港澳台文学才被重新纳入研究范围内,“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兴起,白先勇、钟理和、金庸、李碧华等作家纷纷跃入人们的研究视野,掀起一阵狂烈的“文化热”。而到了21世纪初期,文学间的壁垒被逐渐打破,人们开始从世界范围内探究中国文学,“华语语系文学”开始成为新的关注焦点。从过去的“海外文学”“华侨文学”“世界华人文学”的说法,到现在流行的“华语语系文学”,这实际上反映了文学地理与政治地理间紧密关系的松动,而所谓“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其范围和边界则也在慢慢地模糊与扩大。

其次,何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呢?其实早在民国时期,人们通常使用“新文学”而非“现代文学”这一概念。所谓“新”自然是与“旧”相对立。因而早在成立之初,中国现代文学便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权益与合法地位,以和旧文学毅然决裂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到了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古代、近代、现代有了明确的划分之后,“现代”一词则作为严格的时间概念被固定下来。直到“文革”结束,民众开始反思历史,现代文学的起源问题重新得到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普遍接受“文学现代化”的说法,它将“现代”从简单的时间概念中抽离出来,而追求内容和形式上的现代意义。一些研究者逐渐注意到被忽略的旧体诗词和通俗文学,在这种情况下,“五四”的起源位置也开始变得岌岌可危。

二、何来:继承晚明,勾连西方

“中国现当代文学”究竟从何而来呢?它真的是与传统毫无关联的“无根文学”吗?事实上,“中国现当代文学”既是对晚明公安派的文学革命、晚清的文学革新运动的继承发展,又吸收了西方的哲学、文学、政治思想,在中国传统与西洋文化的交界点中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萌芽。

自古以来,文学史的断代一直与国体和政体的更迭密不可分。朝代更替,社会变迁,都会作为文学史划分的依据,如唐、宋、元、明、清等。除此之外,“中国文学史的断代,又有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习惯分法,但争议更大:最根本且经常发生的是各段与下一段的分界问题。古代到何时为止?近代之首理应紧接古代之尾,倘古代止于何时不明,则近代的起点又如何确定”①?因而对于现代文学从何而来,历来都是众说纷纭,难于统一。“1917说”,以1917年文学革命为起点,此种观点目前在学界得到普遍公认,但其背后却留有苏联“十月革命”的印记;“1915说”,以《新青年》的创办为标志,用思想革命代替文学形式的变革;“1912说”是以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建立共和政体为标准,由此,“民国文学”兴起。

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说法,其背后都存在着一个不言自明的范式——“五四”的范式。研究者为了确保“五四”的中心位置和启蒙立场,“一刀切”地将“传统文学”和“新文学”划分为两个互相对立的阵营。这种决裂虽为新文学挣来了生存权,却也使其成为“无根文学”,格局单一。而王德威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认为晚清近代文学是现代文学的先导,试图弥补现代文学与传统间的断裂,从而反拨了“五四”的主导话语力量。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现代文学没有起点,因此努力建构现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全然融合。

对现代文学起源的不同看法,其背后实际蕴含着不同的文学史观。现代文学虽有意地与传统划分界限,却摆脱不了骨子里与古代文学的一脉相连。可以说,对晚明文学运动、晚清文学革新的继承与发展,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萌芽。

最早将“五四”与晚明联系在一起的是周作人。他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曾提出“明末的文学,是现在这次文学运动的来源;而清代的文学,则是这次文学运动的动因”②,肯定了晚明文学是新文学运动的渊源之一。此外,周作人还指出,在中国文学领域有两股不同的潮流:“言志派”和“载道派”。“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像一道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③在他看来,言志派和载道派的此起彼伏,共同构成了今日的中国文学史。而明末和民国,则分别位于两次潮流的顶端,二者在潜移默化之间早已有了联系。周作人将文学的发展看作一次次的循环往复,自然值得商榷,但不可否定,“文学亦同政治和社会一样,是逃不出环境与时代的支配的;穷则变,变则通;通而又穷,自然不妨再变”④。而明代末期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兴起,以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反对思想束缚,争取平等自由,公然掀起反对程朱理学的大潮。思想的解放也带来文学的革新,对其后的文学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将晚明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渊源,的确是有理可寻的。

其一,“五四”文学革命与晚明反复古的文学革新运动有着共同的目标和主张。

明代弘治、嘉靖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为代表的前后七子,先后在文坛掀起文学复古的大潮。他们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推崇法度格调,使得文学一时间走上了拟古复古的道路。为了避免文学创作落于窠臼,公安、竟陵派相继而起,掀起了反对王、李的文学革新运动,其中以公安三袁最具代表。首先,袁宏道等人批判复古派束缚思想,压抑性灵。“至以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有才者屈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无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语,帮凑成诗。智者牵于习,而愚者乐其易,一唱亿和,优人驺子,共谈雅道。吁!诗至此,抑可羞哉!”⑤因此提出文学应反映时代生活,随时代而变迁,“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模古者也,亦势也”⑥。这与“五四”时期的反对“尊孔复古”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袁世凯复辟后,大力提倡尊孔读经,鼓吹“孔学博大”,但其意图是推崇专制独裁,走上了文化复古的道路。于是以“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与此同时,文学内容的变革也势必带来文学语言的变化,对此,袁中道等人提出“是故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将变矣”⑦,而到了“五四”则更是直接表明“反对古文,提倡白话”。最后,一大批“五四”作家的文学主张也可以看作是对公安、竟陵派的继承。例如,袁宏道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⑧,钱玄同亦言“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⑨,而他的“信腕信口,皆成律度”与胡适的“八不主义”更是互为表里,一脉相承。

其二,一大批“五四”作家的文学风格与公安派、竟陵派极为相仿。

公安派追求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信手信口、亦俚亦雅的创作倾向,作品清新流丽、灵动自然。但一味抒发个人情趣,不事雕琢也势必带来作品的平庸浅俗,意蕴浮泛。对此,周作人就认为,以冰心、徐志摩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就与公安派极为类似。其作品清新隽永,意绪绵绵,但思想内涵不甚浑厚,缺乏深刻。到了竟陵派时期,以钟惺、谭元春为首,他们在反对拟古,标举“性灵”的同时也意识到公安派作品的俚俗浮浅,开始有意识地追求词句的艰涩隐晦、难以理解,形成“幽深孤峭”的文风,这与废名的风格极为相仿。废名的作品以“美与涩”并称,文辞简约幽深,宁静缥缈,晦涩难懂,在佶屈聱牙的行文中却饱含韵味,可以说是对钟惺、谭元春的继承与发展。

周作人、任访秋等人将现代文学的起源向前推至晚明,除了为表达对左翼文学的不满外,也是为了使文学回归传统,认祖归宗。不可否认,除了文学主张、改革目标、创作风格上的相仿外,晚明文化革新运动所提出的“反对封建礼教”“提倡婚姻自由”“反思妇女贞洁问题”等也与“五四”精神相吻合。因而,晚明的这场文学革新运动与“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文学革命的确有着极大的呼应。

时至清代,这种“人的觉醒”和“文的觉醒”的倾向则愈发明显。在思想领域,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朴学家进一步反思理学,解放思想。到了晚清,维新派发起“排荀”,革命派掀起“批孔”,为“五四”思想革命的爆发埋下伏笔。而在文学领域,“晚清文学,以维新派的梁启超、黄遵宪为首,提出‘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及散文解放而重新掀起了一个文学革新运动,开后来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先河”⑩。

在传统的雅文学观念里,“语”与“文”是脱离的,雅文学排斥以口语为文。同治七年(1868),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杂感》),要求提炼俗语入诗。“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日本国志·学术志》)他期望诗歌能“明白晓畅,务期达意”,“适用于今,通行于俗”。黄遵宪的观点上承晚明“信腕信口,皆成律度”,下启“五四”白话文体革命,促进了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在散文领域,梁启超自称“夙不喜欢桐城古文”(《清代学术概论》),要求摆脱桐城古文的格套,实现散文文体的大解放;在小说领域,晚清以前,一般士大夫都称小说、戏曲为“小道”,小说一直处于文学的边缘地位。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呼吁“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利用小说为载体,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一举措提升了小说的地位,却也夸大了它的社会功用,其本质与儒家的“文以载道”一脉相承。但与此同时,在小说界革命的召领下,形成了谴责小说繁荣的局面。因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但没有‘全盘反传统’或割断中国传统,反而开启了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新阶段”⑩。从晚明到晚清,再由晚清到“五四”,由渐变到突变,从量变到质变,在继承与发展中完成了晚明文学革命的未竟之业。除了吸收传统、继承晚明外,西学的输入与传播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从何而来的另一重要发端。

甲午战败后,为了摆脱被统治的地位,国人开始放眼于世界,由“自尊自大”转变为“求新声于异邦”(鲁迅:《坟·摩罗诗力说》)。在放眼世界的过程里,西学逐渐融入现代文学的萌芽和发展中,对思想启蒙、文学创作、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思想启蒙领域,进化论、天赋人权、民主自由等资产阶级思想涌入中国,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思想革命爆发。率先系统介绍西方思想的,自当首推严复。严复认为,西方强大的原因在于其“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随后,启蒙者们也高举“自由平等”“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新文化运动兴起。在文学创作领域,“五四”时期的作家几乎都受到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由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以西方人道主义为基础,首先介绍了文艺复兴如何发现了人;鲁迅的小说带有明显的尼采的痕迹;语丝社作家学习英国随笔而创作散文小品,等等如是,不一而足。外国文艺思潮的涌入,促进了文学运动的产生。而文学运动的发展,又进一步影响了外国文艺在中国的传播。在西方文艺涌入中国,又不断“中国化”的变形过程里,现代文学也在不断地萌芽产生,发展壮大。

综上所述,现代文学虽为了谋得自身的合法地位而与古典文学毅然决裂,但其本身仍蕴含着与传统割舍不了的内在联系,皮囊虽换,血骨犹存。“五四”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从反孔教到反复古主义文学,皆上承晚明的文学革新运动,外接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内外勾连,一脉相承,但在现存1917—1949年的划分标准下,研究格局仍然是十分狭小的。现代文学想要发展,就必然需要“出关”。所谓“出关”,不仅是文学边界的扩充,更是对现当代文学研究框架、研究体系的调整。不仅是从何而来的前推,更是去往何处的多元。

三、何往:突破文学视域,扩大研究边界

在向“上”挖掘现代文学的起源之后,更要向“下”探寻当代文学将要何去何从。究竟“关”在何处?该如何“出关”?出关之后又将奔往何方?

首先,从研究对象来看,“现当代文学”若要“出关”,就要突破既成体例,打破文体盲区,重新审视边缘性的写作样式。

长久以来,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对象都被牢牢禁锢于诗歌、小说、散文、戏曲之中,凡隶属此四种之外,皆不在研究之列。而其中,又以小说、戏曲最为兴盛,诗歌、散文则是相对寂寞的。事实上,散文作为传统体例在现代的延续,其本身就有包罗万象的文学蕴涵。

其一,从定义上来看,散文的界限本身就是开放的,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美文、杂文、小品文之外,书话、札记等都应在散文之列。对此,吴调公就曾指出:“以先秦诸子和史传为渊源的作品,一般可以说是属于正统一类的散文。在正统散文以外,还有一种出于‘杂书’的散文,即所谓笔记散文。”⑪因而散文的外延是丰富而多元的。然而当下,我们多仅仅强调散文的抒情性和叙事性,导致一大批优秀的作品被拒之门外。其二,以“书话”自身来看,其本身具备着极强的文化性与审美性。书话以谈书为主要内容,而书籍的浩如烟海就注定了书话承载量的广博,理应得到我们应有的重视。

除此之外,从研究主体来看,“现当代文学”想要出关,也需要文学研究者从醉心学术变为关怀普及社会,从学院化的知识分子变为公共性的知识分子。

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概念,已从应被普遍大众共同阅读的文学样式,逐渐演变为一种封闭的学科体系。而从研究主体来看,在严格的学科分工和考核制度下,一大批人文学者们逐渐退出公共空间,进入专业领域,成为学院化的知识分子。“在其内部,原先统一的知识场域被分割成一个个细微的蜂窝状专业领地,不同学科之间的只是这不再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论域和共同的知识旨趣。在其外部,由于专业知识分子改变了写作姿态,面向学院,背对观众,他们与公共读者的有机联系因此也断裂了,重新成为一个封闭的、孤芳自赏的阶层。”⑫在这种情况下,现当代文学逐渐成为一门封闭学科,普通大众并不涉足其中。因此,现当代文学想要发展,也需要这些研究主体的“出关”,使得“现当代文学”不再作为一种精英文化,而是被普遍大众所阅读和接受。当前,已有一些电视节目注意到传统文化里的极大空间,将新兴媒体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如《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等,这无疑是让现当代文学走下神坛,面对大众的一个好方法。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人文学者可以介入社会生活,谈论公共话题,但绝不能打着专家的旗号在不熟悉的领域瞽言妄举。

因而现当代文学的“出关”,需要多方面的齐头并举。而“出关”之后,它也将被纳入世界文学的范畴内进行重新审视,只有在更广阔范围内的多次沉淀,才能让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得长远。

老子门生认为,老子得道升天,成了我们口中的太上老君。而章太炎则指出老子西出函谷后,去了秦地,那儿没有儒生,能逃避迫害。无论是去了秦地,还是羽化成仙,老子出关后最终都有了一个较为圆满的结局。而今,“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正面临着一系列的生存困境,“出关”迫在眉睫。所谓“出关”,既得纵看历史,打通古今,认祖归宗,寻其根底,挖掘现当代文学与历史传统间的血肉联系;也要在横的方面突破现有的文学视域,将其纳入世界文学的体系之内。在纵横两面的多方拓展,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生存根基。

① 董乃斌:《文学史研究的贯通与分治(提纲)》,《中国文学史古今演变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

②③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第20页。

④ 陈平原主编:《晚明文学思潮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⑤⑥⑧ 袁宏道著,钱伯城点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10页,第515页,第187页。

⑦ 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59页。

⑨ 钱玄同:《〈尝试集〉序》,《新青年》第4卷第2号。

⑩ 任访秋:《中国新文学渊源》,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页。

⑪ 严家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9期。

⑫ 吴调公:《文学分类的基本知识》,长江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160页。

⑬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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