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颖［安徽建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合肥 230601］

园林是中国社会中别具文化意义的一种空间形式，它的发展可以视为某种社会文化发展的指标或表征。明代中期以来，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兴起了修筑园林的风潮，不仅文人士大夫乐于构筑园林，市民也加入修园的行列，呈现出文人士大夫园林和市民园林分庭抗礼的局面。在江南，市民园林的代表是徽商园林。在“以园亭胜”的扬州，仅清代就有徽商园林约50座。据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载，自嘉靖至乾隆，仅程氏徽商在淮安河下构筑的园林就达25处。明清时期的徽商园林不仅成为文学活动的场域、文学题咏的对象、家族文学的孕育地，相关的诗文繁多，既有单篇作品，也有成组的雅集唱和之作，而且刊刻了不少诗文集，如《扬州休园志》《影园瑶华集》《不系园集》《蟫藻阁集》等，丰富的文学积淀，造就了徽商园林内蕴深厚的文学景观。

一、徽商园林与明清文学生态的营建

（一）徽商的崛起与徽商园林的兴建

明中叶以后，随着徽商的崛起，徽商园林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致富之后的徽商不但在徽州本土构筑园林，而且在侨寓地也较为普遍地建造园林，扬州、淮安、汉口、仪征、瓜州、杭州、苏州、南京等地也都建有数量可观的徽商园林。其中著名者有扬州的小玲珑山馆、筱园、影园、休园、康山草堂，淮安河下的曲江楼、荻庄、菰蒲曲，杭州的瓶花斋，苏州的三松堂等。这些园林很多实体景观虽已消失，但文学景观却长存文本，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徽商园林与明清文人文化的发展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云：“淮南盐商，既穷极奢欲，亦趋时尚，思自附于风雅；竞蓄书画图器，邀名士鉴定，洁亭舍、丰馆谷以待。”由于徽商“贾而好儒”，徽商园林中士商互动频繁，诗文活动兴盛，对当地地域文化影响巨大。

1.徽商园林的兴起对清代扬州文化的影响

明清的扬州，由于位置独特，经济繁荣，曾一度出现“海内文士，丰集维扬”（谢堃：《书画所见录》）的壮观局面，文化生活十分丰富。李斗《扬州画舫录》云：“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篠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小玲珑山馆、篠园、休园皆为徽商园林。徽商园林在扬州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扬州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扬州二马”的小玲珑山馆是徽商园林的杰出代表。园主马曰璐、马曰琯兄弟，祖籍徽州祁门，乔居扬州，筑室街南，名“小玲珑山馆”。马氏兄弟博学工诗，倾心风雅，以小玲珑山馆为中心，延馆四方名流，日为文酒之会，觞咏无虚，长达数十年。“全谢山、符幼鲁、陈楞山、厉樊榭、金寿门、陶篁村、陈授衣诸君来游，皆主马氏，结邗江吟社，与昔之圭塘、玉山埒。”“邗江吟社”是由马氏兄弟倡导的、特定成员参加的文学群体，活动地点主要在小玲珑山馆。马氏将雅集的作品结集刊印为《韩江雅集》，收录诗歌692首，雅集次数达80次之多，与会者40余人，其盛况可以与元代许有壬的圭塘诗文之会和元末顾瑛的玉山草堂雅集相媲美。

江春的康山草堂，不仅诗文之会兴盛，戏曲演出和创作在徽商园林中也引领风尚。江春是安徽歙县人，后客居扬州，是乾隆时期“两淮八大总商”之首。据《扬州画舫录》记载，江春建有多处园林，其中以康山草堂、秋声馆最负盛名。康山草堂的戏剧活动在清高宗南巡期间最为活跃。江春广招名伶，组成德音班和春台班两大家班，特邀厉鹗创作迎銮新剧《百灵效瑞》。作为康山草堂日常集会重要形式，观剧活动直接推动了戏曲剧本的创作。戏曲家蒋士铨长期客居秋声馆和康山草堂，创作出了《空谷香》《四弦秋》等多个剧本，供江氏家班排练演出。戏曲演出在推动剧本创作的同时，还催生了咏剧诗。如蒋士铨作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康山草堂观剧》组诗描写了康山草堂戏曲表演的效果；赵翼《坑死人歌为郝郎作》赞扬郝天秀精湛的演技；袁枚《扬州秋声馆即事寄江鹤亭方伯，兼简汪献西》其二写康山草堂观看《四弦秋》之事，诗下有注：“苕生太史新制《秋江》一阕，演白司马故事。”“苕生太史”指蒋士铨，《秋江》指《四弦秋》。在康山草堂中，雅集观剧、剧本创作和写作咏剧诗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雅集观剧推动剧作家创作新剧，咏剧诗对戏剧表演的品评促使艺人不断改进表演技艺，以达到观剧要求。演剧的兴盛使得康山草堂成为当时扬州戏曲活动的中心。

扬州的徽商园林在乾嘉之际为全盛期，它取代文人士大夫园林成为休闲雅集的中心，及文人文化活动的重要场域，对城市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徽商园林与清代汉口人文精神的塑造

汉口是清代湖北盐业重镇，聚集在此地的徽商们也各建园林，形成盐商社区，组织文学集会，使得汉上人文，蔚然兴起。据范锴《汉口丛谈》载，徽商张弘殿的绿溪草堂、巴慰祖的蟫藻阁、吴鹤关的西郭草堂、洪旃林的谁园等都是一时题襟雅集的中心。张弘殿等组织的“江汉诗会”，与会者仅徽州人物就有四十余人。方轸、黄心庵于嘉庆丁卯发起的新雨联吟之集，凡四十集，先后二十余人参与，雅集的中心就在徽商园林，相关作品被编为《新雨联吟集》。巴慰祖是“巴氏吟宴”的主持人，范锴赞其“鹾务中如此风雅领袖，借以歌咏太平，真是不可多觏”。徽商在汉口的文会活动，持久且频繁，道光初年徽商黄心庵说：“昔年汉上盐鹾盛时，竞重风雅，四方往来名士，无不流连文酒，并筑梵宫琳宇，上下五六处，为公燕所：镜槛晶窗，洞房杳筱，咸具竹石花药之胜。且半临后湖，可舒远眺：白云漾空，绿阴如帷，斜阳返映，影动于琉璃屏户间，宛若身在画中。每当雅集，相与覃研诗词，品论书画。时或舞扇歌裙，浅斟低唱，大有觞咏升平之乐。”徽商在引领汉口风雅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

此外，杭州徽商后裔吴氏的瓶花斋雅集，南京徽商杨勋园林里的士商互动，都是以徽商园林作为文学交流空间而促成了城市文学或学术中心的形成，成为明清城市文化发展中的特殊现象。

二、徽商园林景观的文学书写

徽商园林不仅是文学活动的场所，而且其本身包括的景观要素，如建筑、花木、山石等也常常成为审美对象，被加以描写和叙录，转化为诗文中的意象。甚至有的园林成为废墟后，骚人墨客仍时来凭吊吟咏。

（一）郑元勋影园的黄牡丹

郑元勋的影园，是当时文人酬唱的一个集合地，在扬州盐商中引领风潮，各盐商纷纷“以园林相竞”。明崇祯间影园的一枝黄牡丹，曾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同题竞赛活动，诗会现场就成诗百余首，以邮筒传致者更多。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崇祯癸未，园放黄牡丹一枝，大会词人赋诗，且征诗江楚间，糊名易书，评定甲乙，第一以黄金二觥镌黄牡丹状元字赠之，一时传为盛事。”崇祯十三年（1640），影园中黄牡丹开放，郑元勋开“黄牡丹诗会”，广征诗歌。广东文士黎美周参会，赋《扬州同诸公社集郑超宗影园，即席咏黄牡丹》七律十章。参与这次盛会的冒襄说：“客夏寓郑超宗影园，开黄牡丹一朵，同黎美周、万茂先、徐巢友、陈百史涉江诸兄分咏，一时争赋百余章。”担任这次诗会的品评人钱谦益亦云：“淮海、维扬诸俊人，流传题咏，争研竞爽，至百余章，都人传写，为之纸贵。”诗会推黎美周诗为第一，郑超宗将两只刻有“黄牡丹状元”的黄金觥相赠，并选女乐歌伎吹迎于红桥。袁枚《随园诗话》描述当时盛况：“郑超宗，故豪士也，用锦舆歌吹，拥‘状元’游廿四桥。士女观者如堵。还归粤中，郊迎者千人。美周被锦袍，坐画舫，选珠娘之丽者，排列两行，如天女之拥神仙。”袁枚感慨：“有明三百年真状元，无此貌，亦无此荣也。”郑元勋将咏黄牡丹诗歌百余章，辑成《影园瑶华集》。影园“黄牡丹诗会”一时传为美谈，“故有过广陵而不识郑超宗先生者，人以为俗不可医”。时至清代，陈宏绪《寒夜录》仍称该盛会“犹自光焰万丈”。

（二）程梦星筱园的芍药

广陵芍药甲天下。筱园所在地本是扬州土人种芍药的花田，据《扬州画舫录》载：“筱园本小园，在廿四桥旁，康熙间土人种芍药处也……康熙丙申，翰林程梦星购为家园。”程梦星，原籍安徽歙县，康熙五十五年（1716）收购小园，更名为“筱园”。筱园是清代扬州诗文之会的另一重要场地，“每园花报放，辄携诗牌酒榼，偕同社游赏，以是推为一时风雅之宗”。筱园虽以竹命名，却因芍药而闻名。程梦星接手后，在“筱园”中专辟“红药栏”，从沈初《筱园看芍药》诗中“环十亩花浓似绣”的句子看，筱园中芍药花圃规模很大，有十余亩。每到暮春时节，到筱园赏芍药的文人雅士不绝，清人诗文集中屡见吟咏筱园芍药的诗词，就连乾隆南巡过扬州时也专程到筱园赏芍药，写下《筱园咏芍药》。

每到花期，筱园中欣赏芍药、诗词唱和的活动不断，从清人诗词题名中就能看出很多是筱园赏花集会中产生的作品。声势最大的一次发生在乾隆六十年（1795）三月底，曾燠邀请王文治、乐钧、张铭、王嵩高、尤荫、胡森、胡祥云、胡林筱园看芍药。筱园一株芍药花开祥瑞，一茎三朵，难得一见，众人纷纷赋诗纪异。曾燠作《三月廿九日与客筱园看芍药》，胡森有《奉和宾谷筱园看花之作》，王文治作《三月二十九日宾谷都转邀同张警堂家少林胡香海乐莲裳筱园看芍药即和原韵》，李凤雏、詹肇堂作《筱园芍药有一茎三朵之瑞，宾谷先生有诗，命和》各二首，乐钧作《三月三十日宾谷都转招同张警堂观察（铭）王梦楼（文治）少林（嵩高）两太守尤水村布衣（荫）胡香海进士（森）黄海广文（翔云）双木明经（林）湖上看芍药》。曾燠字宾谷，时任两淮都转盐运使，是这次雅集活动的发起者。他是继王渔洋、卢见曾之后扬州的又一位风雅使节，常与王梦楼、张警堂、胡香海、胡黄海、乐莲裳等人往来唱酬，对振起清代中叶扬州文风功不可没。

徽商园林不仅是文学创作、文学交流的场所，其本身也成为审美对象，被转化创造为文学作品的意象、题材、人物活动的环境等。除吟咏徽商园林的诗词外，明清小说戏曲作品中的某些园林意象，创作者的构思就来自徽商园林的启发，如《儒林外史》所写的数十处私人园林，明显浸润着徽商文化的情调。

三、明清徽商园林与家族文学的孕育

徽商“贾而好儒”，诗书传家，累积形成不少文学家族，成为明清家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依托园林的特征甚为突出，家谱、家集和方志等多有载录。以宅园而显现的徽商家族诗人群体，宅园的经营对徽商家学的培育之益、家族文风之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部分即以园林为切入点，详论两个徽商望族。

（一）扬州郑氏园林与郑氏家族文学——以《扬州休园志》为考察中心

歙县长龄郑氏以盐业起家，却以诗书传家。明崇祯末是郑氏家族的鼎盛期，郑氏兄弟各建园亭，郑元化的五亩之宅、两亩之间和王氏园，郑元勋的影园，郑元嗣的嘉树园，互相辉映。“郑氏之园已甲于扬郡，一时公卿大夫士及缁衲来游者莫不题咏壁上”（许承家：《重葺休园记》）。影园、五亩之宅、两亩之间和王氏园在明末清初兵乱中俱废，嘉树园虽在，亦颓败不可收拾。清顺治己亥，郑侠如建休园，“扬州园圃虽盛，而蔚然深秀、翛然远尘者，独推此园为甲矣”（王藻：《止心楼诗序》）。休园历经五代传承，四次修葺，绵延百余年，成为郑氏家学家风的传承地。

郑氏历代注重儒学，以文学为事业。郑景濂，字惟清，号洁潭，是郑氏由歙县长龄迁扬州后的一世祖，虽以鬻盐为业，却“贾而好儒”，“率其子弟肆力于文学，晓窗夜烛”（张玉书：《诰赠荣禄大夫洁潭郑太公暨一品夫人原配汪太夫人合葬墓志铭》）。陈继儒在《洁潭郑翁传》中对此有生动描写：“公雅慕儒而为贾夺，每闻诵读声则属耳听之，曰：‘羸金与腹笥孰多，卓郑王孙与邹鲁文学孰重’，于是访延孝秀，除馆授餐，子孙斌斌庠序间，皆蓝田丹穴。”第二代郑之彦，字仲隽，号东里，由扬州郡庠生改入成均，是郑氏家族中第一个取得功名者，被时人称为“盐筴祭酒，儒林丈人”（陈继儒：《太学东里郑公传》）。郑氏家族“自是以后科名鹊起，奕叶猗兰，遂为扬州鼎阀”（王藻：《止心楼诗序》）。第三代郑元禧天启七年（1627）举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郑元勋天启四年（1624）举人、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郑侠如崇祯十二年（1639）副榜。第四代郑为虹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郑为光，顺治十四年（1657）举人、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第五代郑熙绩，康熙十七年（1678）举人。第六代郑玉珩，出贡生国子监。第七代郑庆祜，出贡生候选。

郑氏以经商积攒的财富营建园林，在园林中读书治学，交际往来。影园为“超宗公读书之地，在西郊中埂之侧，胜国时称极盛，四方名流往来邗江上者，无不饮酒赋诗其中，酬唱诗篇甚富”。郑侠如谢官归里后建休园，“日坐园中校史籍，闲葺唐宋来名书画以自娱乐。其子晦中侍御时家居，又于其中博习一切典制及古今理乱兴衰之故”（许承家：《重葺休园记》）。休园第三代园主郑熙绩也是“日坐休园中抒情征事，缘物托情，制为诗词，遂各成集”（冒襄：《含英阁诗序》）。第四代园主郑玉珩“保守其先业，不堕其诗书之绪”（李光地：《三修休园记》）。第五代园主郑庆祜“惟日闭门读书，敦守先业”（王藻：《止心楼诗序》）。郑氏以园林为依托，以读书为起家之本，由商入儒、学优而仕。正如郑来《书休园图后》所言：“其家科名接武，文学词章代有闻人。”郑氏家学渊源，著述繁富。影园主人郑元勋有《影园诗稿》《影园瑶华集》《影园自记》以及《媚幽阁文娱》，郑侠如著有《休园省录》《休园迩言》《休园集句》《休园诗余》等，郑为光著有《湛华阁集》《郑太史制义》《郑侍御疏稿》《郑侍御诗》《郑侍御文》等，郑熙绩著有《含英阁诗》《蕊栖词》《晚香词》《三峰草堂集句》等，郑玉珩著有《止心楼诗集》，郑庆祜著有《浮青阁诗》，编纂《扬州休园志》。以上家集大多以家园中的景观命名，家园作为郑氏家学培育地和传承地的意义不言而喻。

郑氏诗文造诣很高，当世名士对此多有评论。如陈继儒称赞郑元勋的《媚幽阁文娱》：“芽甲一新，精彩八面，有法外法，味外味，韵外韵。”（《媚幽阁文娱序》。冒襄言郑玉珩诗：“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者，其懋嘉之谓欤？”（《含英阁诗序》）彭孙遹评郑熙绩词：“余谓词虽百家，派分三种，有以情胜者，如李周秦柳是也；有以气胜者，如苏辛陆刘是也；有以雕镂胜者，如温韦姜史是也；子能兼此三长，融成一片，真堪陶铸两宋，媲美三唐。”（《晚香词序》）王藻论郑玉珩诗：“读之音节敷畅，气体纯正，质者不俚，直者不伉，不拾唐人咳唾，亦不落宋代窠臼，盖止求自吐其胸所欲言。”（王藻：《止心楼诗序》）从这些知名文士对休园主人的赞誉也可看出郑氏与当时名流交往的密切，及其在扬州文坛的地位与影响。

（二）淮安程氏园林与程氏家族文学——以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为考察中心

淮安程氏，原籍歙县，迁淮安后广建园林。程埈有柳衣园，程嗣立有孤蒲曲，程鉴有荻庄，程吾庐有寓园（又名可园），程秋水有且园、南园（又名晚甘园），程沆有情话堂等。程氏据园林之盛，广邀宾朋，文学活动频繁。柳衣园中有曲江楼，乾隆年间，程垲、程嗣立主持曲江园文社，聚集大江南北的名士耆宿，其中淮安本邑的周白民、刘万资、刘万吹、王素珍、邱庸谨、邱长孺、吴慎公、边颐公、戴白玉与程风衣并称为“曲江十子”，所著的《曲江楼稿》风靡一时，四方学者争购其文。晚甘园、孤蒲曲、荻庄等园林中的文学集会，也频见诗歌作品。家园的经营提供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场所，外在新鲜文化信息的补给又进一步推动了家族文学集群的成长，从而在家园内外形成了良性的互动。

园林内浓郁的文学氛围为程氏家族文学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程氏家族人才鼎盛，“登第者相望，每科皆不绝人”（陈鹏年：《程水部传》）。程梦星骄傲地说：“吾家敦孝友，子弟璨成行。”（《将之都门别诸父诸弟》）程涞，顺治辛丑进士；程崟，康熙癸巳进士；程晋芳，乾隆辛酉进士；程骏业，乾隆丙辰进士；程沆，乾隆癸未进士；程元吉，嘉庆乙丑进士。程氏家族文人著作等身、琳琅满目，并且产生四位在当时有影响的诗人，即袁枚《随园诗话》所言：“淮南程氏虽业禺荚甚富，而前后有四诗人：一风衣，名嗣立；一夔州，名崟；一午桥，名梦星；一鱼门，名晋芳。”

此外，苏州潘氏园林与潘氏家族文学，浙江桐乡汪氏园林与汪氏家族文学，都是以宅园而显现的徽商家族诗人群体。这些家族文人是清代重要文学群体，为推动清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的徽商园林数量多、有规模、成体系，可以彰显徽商的影响；园林的文化积淀丰富，和文学密切相关，展示出蕴涵深厚的文学景观。考察明清徽商园林里文化活动的主要方式，揭示明清徽商以园林为依托，与当时文史学家、艺术家之间交游往来，介入并影响着明清学术文化领域的史实，探讨徽商园林在明清文学生态嬗变中的历史作用，不仅对于明清文学研究有较大的意义，也可从一个重要层面丰富徽学研究成果，深化对徽文化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