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京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 100020）

踏在工业文明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上，我国正面临着产能结构性过剩、资源过度开发、污废过量排放、环境质量降低、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人类栖地条件恶化等问题的困扰。国际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环境问题将会经历从末端治理到源头防治的过程，我国当前强化环境问题的研究，先后开展了生态环境领域的各种试点工作，逐步引入了补贴、罚款、税收和排污权交易等制度，以期在发展与生态之间建立平衡机制。

传统的供求关系理论分析了市场化条件下的供求关系与均衡产出，并以此设定了社会效益和福利最大化的理论依据。以往在追求均衡产出的同时，没有考虑付出的资源与环境代价。由于生态资源和环境的无产权属性，工业生产等人类活动造成了超量的能源消耗和污废排放，产生了难于治理的负外部性。当把资源与环境因素等隐性成本纳入计量时，供给曲线将向上方移动，实际的供求均衡点较传统一般均衡点偏左上，即实际的有效产出较传统少，这个更高的价格才是产出的真实成本，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生态环境方面负外部性的计量。

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指出，治理负外部性通常有庇古手段和科斯手段。本文认为基于庇古税理论的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只在特定的领域效率较高，也可作为环境经济体系中的重要部分；而科斯定理的市场手段应是环境经济体系中的主要方法。科斯手段的核心是产权制度，通过明确的产权界定和市场交易来消除外部性。虽然生态环境领域的产权是难以界定且不可赋予的，但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权和生态环境维护的责任是可以明确和赋予的。延续科斯思路推导，负外部性内部化系统的建构主要由权责界定、执行主体、平台交易、独立监管，这几大要素构成。其中权责界定和独立监管宜在非竞争领域操作，而执行主体和平台交易则宜遵循市场规则，且应充分利用市场竞争的力量。

目前用经济和金融手段进行生态维护和环境治理已有很多积极的尝试，如绿色信贷、绿色产业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交易等，但在参与度和投资效率上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追其根源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执行主体的选择问题。目前较为常规的生态维护和环境治理工作，无论采用庇古手段还是科斯手段，其执行主体多数是政府，也有一些金融机构参与。

基于政府行为的做法，如对环境领域资源配置的倾斜和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等，对政府的财政收入依赖度很高，也极大程度上与政府相关官员对生态重要性的认知和是否GDP指标优先的主观选择等因素相关。另外，全国有庞杂的产业体系和千变万化的生态基底，如果想做到精准的引导和补贴，就需要完全的信息来源、专业的人员配备，以及合理的激励机制，就政府而言较难达成，有可能造成政府相关机构的庞大冗余和效率低下，还会受制于体制和地方治理等因素，未必是效率最高的选择。

金融机构的本职决定了其应专注于经济效益，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上并无实质的动力倾向于大量配置投资期限长且短期利润率低的绿色的资产。由于环境专业领域知识的缺乏，加之地域环境差异与地方法规不同等因素所造成的生态环境评价标准不健全与碎片化，这些都让金融机构在执行政策引导和行政指标的过程中，较易出现执行成本高，或无法基于专业判断而有效配置金融资源的局面。故主要依赖金融机构执行生态环境的运维也是较难达成的。

本文试图搭建一个市场化操作的生态环境负外部性内部化的系统，生态产业运营体系这一概念的引入，可合理的解决执行主体的问题，乃至为整个体系建构中的缺失环节进行补位。由此构成的解决方案中，政府制定并发布相关的生态法律法规，明确生态环境产业的责任并为其赋权。权责的界定使生态环境产业与工业制造业成为并行的部门：生态环境产业在专业评估与核算后出售排放权额度，并以所得收入进行生态环境的维护和治理，其责任是保证辖区内的生态不被破坏，达到环境质量标准；同时工业制造业不得私自排放，必须依照通过交易获得的排放权种类和数量进行排放，亦或通过改善自身工艺在相关规定和严格论证的许可范围内进行排放。二者皆被置于独立且多元的监管体系之下，接受严格的监控和衡量，且强制执行相应的不达标罚款标准。

排放权的价格由市场决定，这个价格主要由达到规定标准所需的维护和治理成本决定，由此将生态环境成本纳入了工业制造业的产出成本，并最终通过产品的价格信号进行供需的调节。价格提高使人们抑制浪费型的消费，需求萎缩会淘汰过剩的产能，高污染高排放的落后产能因高额的排放费用或违排罚款而优势不在；相应的，清洁能源和资源集约利用型企业的环保技术投入也得以发挥其应有的竞争力。当然，节约型消费会降低社会总产出，损失的GDP则由生态环境产业所产生的产值进行弥补。另外，一些生态脆弱地区的环境容量低，维护和治理成本高，该地区的能源获取和排放权相应会贵，其成本高于从其它地区直接输入产品的时候，非必须的产能会被挤出，只留下合理数量的低污染低排放产业，从而保护了当地的生态。

适度的竞争使生态环境产业有动力提高自身的工艺和效率，以通过更合理的成本获取尽可能大的环境效益，使其持平或低于制造业内部为环境达标进行改造所需的成本；而工业制造业也有动力加大环保研发，更多的使用清洁能源并减少排放，以期自身工艺改进的费用能低于市场价格排放权购买的费用，从而获得超额利润。

相应的，交易需求是产生足够流动性的基础，进而才可能进行绿色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在统一的交易规则体系和绿色金融平台系统下，金融机构逐步丰富其间接参与生态环境建设的产品设计，提供绿色交易代理、绿色资产管理、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风投等服务。套期保值和投机的需求又会催生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促进金融创新。活跃的绿色金融市场和基于市场规则的绿色金融体系能发挥其信号传导和价格发现的功能，是工业制造业和生态环境产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绿色金融平台的搭建，在考虑本地化的交易规则之外，还包含区域间的标准转换关系，以保证全国范围统一标准下的可交易性。另外，在生态问题全球化和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需参考国际标准以便我国绿色金融体系与国际的对接。这些都需要专业知识、数据和实操经验的支撑，本文将进一步说明生态产业运营体系的架构及其运行模式，以说明其优势和必要性。

生态产业运营体系可以视为一个多层次的产业体系。它基于地域生态系统特征划分组织单元，不局限于行政边界，可以包含很多跨地区的生态产业联合体。同时它又是多层次的：微观层面由提供在地服务的生态运营商组成，由于熟知当地的生态数据和产业环保度等情况，可针对性和适应性的为本区域的工业制造及其它活动提供一体化的生态运维服务；中观层面由微观单元链接成网，从而形成的平台化运营商组成，拥有统一高效的物流、信息流链接通道，资源调配及整合能力是其主要的优势及职能，可成为污废综合利用、能源资源合作、更大范围产业协同等跨区域生态操作的载体；宏观层面，对接中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并组织协同合作，同时进行信息和数据的汇总与分析，参与环境经济合算，参与法律法规标准的制定与修订，确定绿色金融的交易规则等，为宏观生态政策的走向和决策提供理论依据、技术支持及数据支撑。

本文搭建的基于生态产业运营体系的生态环境运维方案是自上而下的路径规划，其实行需要系统化的顶层设计和高效的实施架构，本文也相应的整理了一些必须的实施保障：第一，多层次的法律法规体系及执行标准；第二，独立且多元的监管体系；第三，高效的信息传导机制和响应体系；第四，健康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第五，基于市场的区域内及跨区域交易规则；第六，对接市场信息的动态罚金制度；第七，合理适度的转移支付规则；第八，技术引进和基于竞争的自主研发支持；第九，实时的信息披露与引导民众参与。

本文鉴于研究深度和广度的限制，存在诸多不足，某些观点也可能存在争议，且提出的方案目前还集中在概念层面，有待进一步的实证论述和数据分析，对方案执行难度的分析也未深入。同时，论述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也及其密切，且与第二产业相互联动，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另外，本文专注于环境经济和绿色金融领域的分析，从而简化了供求关系等理论进行一般说明，实际的价格传导存在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生态成本与价格与供需等要素之间是否线性相关，不同情景设定下金融衍生工具的加入又存在何种影响，理论与实际存在的出入程度等等，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