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rts in Palaces of the Qing Dynasty: A Study on the Architectural Form of Mongolian Yurts at Hanjingtang in the Old Summer Palace, Beijing

额尔德木图 Erdemt

张鹏举 Zhang Pengju

白丽燕 Bai Liyan

扎拉根巴雅尔 Jalganbayar

1 前人研究回顾与史料基础

蒙古包在清代建筑史上的地位比较重要。在被称为“康乾盛世”的清代全盛期（1681—1796），蒙古包在清宫礼仪中的应用达到了顶峰。清宫蒙古包作为独特的建筑类型自成一体，在形制与类型方面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成为继元朝宫廷帐幕①“穹庐”和“帐幕”都是早期汉文对北方游牧民族可移动式建筑的称呼，两者所指的建筑形式有所区别，但也有重叠之处。穹庐是包括蒙古包在内的北方游牧民族包式建筑的总称，帐幕则指以毡布和木质构件作为主要建筑元素的可移动式建筑。传统蒙古族帐幕包括蒙古包、帐篷与窝棚三种类型。在元代，蒙古文和汉文都未出现“蒙古包”一词，当时蒙古文以“格日”（ger）指称后世被称为“蒙古包”的建筑形式。所以，这里所说“元代宫廷帐幕”包括蒙古包在内。后文提及“蒙古包”及“帐幕”二词，概念界定均以此为准，不再单独注明。之后蒙古包建筑的又一典范。近十余年来，不少学者对清宫蒙古包进行了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其华丽的历史景观。对清宫蒙古包类型、形制及室内陈设的已有研究，拓展了蒙古包的研究范围，成为清代建筑史与园林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清宫蒙古包研究为充分认识清代建筑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了解中国古代建筑遗产的多元性，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案例。

清宫蒙古包主要搭建于京师各宫苑（如中海、圆明园等）和热河行宫（今河北省承德避暑山庄）。对清宫蒙古包的已有研究成果，以贾珺的《清代离宫中的大蒙古包筵宴空间探析》[1]和万秀峰的《乾隆朝清宫所用蒙古包内部陈设考》[2]最具代表性。贾珺对圆明园“山高水长”区域与热河行宫万树园大蒙古包之宴筵空间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万秀峰则全面研究了史料所载多种形式的清宫蒙古包室内陈设，其中提到了本文所涉及的圆明园梅花式蒙古包之室内陈设。两文关注点主要聚焦于圆明园“山高水长”大蒙古包形制及清宫蒙古包室内空间陈设两大问题，尚未涉及对于圆明园含经堂蒙古包，尤其对梅花式蒙古包及相关蒙古包类型的研究。本文聚焦于圆明园含经堂蒙古包的形制问题，试图结合考古发掘成果，对上述空白进行力所能及的补充。

清宫蒙古包的史料可分为文字记载与图像史料两大类，总体而言较为丰富。文字史料中有记述事件的清代历朝皇帝的实录和起居注等内容，还有记载宫中各造作的《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热河园庭现行则例》等。除此之外，另有嘉庆和道光两朝的《理藩院则例》，以及蒙古文《金鬘》《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传》《智者之悦白史》等史料也提供了很多重要信息。而有关清宫蒙古包的图像史料则以呈现在此环境中的筵宴场景为主。其中描绘乾隆年间紫光阁、万树园等处大蒙古包组群的画作数量较多，却尚未发现有关含经堂蒙古包或“山高水长”蒙古包的画作。这些图像史料中可见关于清宫蒙古包形制、布局与组合方式的丰富信息。从中能够看到的多样性建筑语汇为推测与再现含经堂蒙古包形制提供了丰富的依据。其中，故宫博物院藏郎世宁等绘于乾隆二十年（1755）的《万树园赐宴图》（纵2.212 m，横4.196 m）、张廷彦和周鲲共同绘制的《苑西凯宴图卷》（纵0.43 m，横0.6 m，曾由佳士得拍卖公司从法国征集）、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藏郎世宁等绘《木兰图卷之下营》（长1.6 m），以及故宫博物院藏乾隆二十九年（1764）郎世宁等绘制底稿并在法国制作完成的铜版画《平定西域战图册之凯宴成功诸将士》（纵0.554 m，横0.908 m）这4幅画作是本文进行复原研究的主要图像史料依据。

2 含经堂蒙古包基址

清宫蒙古包的搭建地点主要是以圆明园为主的京城宫苑以及热河行宫。在圆明园内，“山高水长”与含经堂两处地方常搭建蒙古包。前者主要搭建大蒙古包，后者则是搭建梅花式蒙古包的主要区域。“山高水长”作为清帝宴赏外藩蒙古王公的朝政仪式场所，有关其蒙古包的史料信息比含经堂蒙古包的更丰富。“山高水长”处七丈二尺大蒙古包的形制、布局均有可靠的史料依据。因为含经堂是乾隆皇帝的寝宫，一般人无法进入，所以史料对搭建于此处的蒙古包少有记载。与“山高水长”相对空旷自由的区位属性不同，含经堂南广场是圆明园宫苑建筑群的一部分，面积有限，且边界被甬道和牌楼限定。在南广场遗址现状中，蒙古包基址仍清晰可见。这些基址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同时也留下了很多待解之谜。

含经堂建筑群位于圆明园长春园的核心地带，建于乾隆十年至三十五年（1745—1770）[3]1，为坐北朝南的长方形院落，“四周围砌宫墙，中间有中轴线，将整个宫苑建筑群划分为中、东和西路”[3]7。含经堂宫苑南部有“东西长86.5 m，南北宽55.7 m”的开敞室外空间，即南广场①此开敞室外空间在《圆明园长春园含经堂遗址发掘报告》中称为“广场”，而清代史料中对它的称呼则有“前殿院”“正宫门外”等多种。因其位于含经堂建筑群南部，所以本文命名为“南广场”。，其南、东、西三侧各建有一座琉璃牌楼[3]7。从遗址现状看，南广场被十字形交叉的甬道分开，形成南北、东西对称的蒙古包及其他类型的帐幕基址区②除具体讨论到每一座单体基址的情况外，下文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南广场蒙古包及其他类型帐幕基址统一简称为“蒙古包基址”。。基址有圆形、方形两种，“皆以三合土夯实打底，上面再码砌两层青砖”[3]11，基址呈现精美的铺地纹，纹理多样而富于巧思。考古发掘后，由于对原址进行过防护处理，故现场可见的基址图案纹理，尤其是位于东西甬道南侧的纹理显得更加完整③2017年8月10日，本研究团队在圆明园实地考察时，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靳枫毅研究员介绍了当年的考古发掘情况。。本研究主要依据考古发掘时的基址原貌，对在此搭建的清宫蒙古包进行研究，并作出相应推测（图1）。

图1 含经堂南广场蒙古包基址（图片来源：《圆明园长春园含经堂遗址发掘报告》）

在含经堂南广场东西甬道北侧，共有6座蒙古包或其他类型帐幕基址。在考古现场防护处理前，这些基址的铺地纹理保存得比甬道南侧基址的完好。此6处基址由南北甬道分为两组，每组有圆形、正方形和长方形基址各一处，其中，圆形基址外围直径12.1 m，内围直径8.9 m，正方形基址边长11.7 m，长方形基址边长分别为11 m和5.6 m④上述尺寸数据为本研究团队在2017年8月26日对含经堂南广场蒙古包基址的现场测量所得。。东西甬道南侧有4处基址。这10处基址的四角均有圆形植树坑。

基址平面与尺度基本限定了搭建于其上之蒙古包或其他类型帐幕的形态与直径。尤其是东西甬道北侧对称的两处圆形基址，提供了讨论搭建于此的蒙古包形态之重要依据。一般认为，含经堂自“嘉庆十九年（1814）之后，再未作过添、改建”，并且嘉庆年间的改建主要在北区东路群，而南区基本保留了乾隆时期的建筑格局[3]7。由于蒙古包基址位于南区，所以与历史记载的乾隆年间搭建于含经堂南广场的蒙古包可能有所关联。但史料记载此处搭建的梅花式蒙古包，却与考古发掘所见南广场蒙古包基址的布局不尽吻合。由于梅花式蒙古包不同部分之间可以有多种连接方式，所以不能排除它以一种特定方式搭建于考古发掘所见基址的可能性。此外，蒙古包建筑形式对地基要求相对灵活，在基址上铺设临时地盘，按照与现基址不尽相同的布局搭建蒙古包的可能性也存在。除了以上两种可能性外，还有现基址修建于乾隆朝晚期梅花式蒙古包被拆解收贮之后的可能。总之，综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所见基址情况，含经堂南广场可能在不同时期搭建过既不止一种类型，也不止一种布局方式的蒙古包建筑群。下文将详细分析相关文献记载及基址特征，力求对曾在此搭建的各种蒙古包建筑群之类型和布局特征进行深入研究。

3 梅花式蒙古包

乾隆三十二年（1767），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有“梅花式蒙古包即在含经堂前殿院内搭盖”[4]728的记录，说明了在含经堂南广场曾搭建梅花式蒙古包的确定事实。

梅花式蒙古包属于组合式蒙古包中的五合蒙古包一类，由五座蒙古包按照一定的形制组合而成，因为梅花五瓣的特征而得名。乾隆四十四年（1779）的一份档案材料直接将此蒙古包称为“五合蒙古包”⑤原文为：“太监鄂鲁里传旨，圆明园含经堂搭盖五合蒙古包，中间前厅新做白底押印红花毡里围墙拆下，在养心殿东暖阁铺地用，将东暖阁现铺黄底红花毡仍在蒙古包内做里围墙用。于本月十六日，太监鄂鲁里传旨，五合蒙古包内白底红花毡里围墙不必换铺在东暖阁。”[5]。

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中也详细记载了前述搭建于乾隆三十二年的梅花式蒙古包的基本尺寸：“将做得梅花式蒙古包样子一分，计蒙古包五座。内：前一座径过二丈，通高一丈三尺；中一座径过二丈五尺，通高一丈八尺；左右二座并后一座俱径过一丈八尺，各通高一丈三尺。”[4]722也就是说，此梅花式蒙古包由三种尺寸的五架蒙古包连接而成。如果依据清代营造尺标准将上述蒙古包尺寸转换为现代长度单位①研究团队最终采用的清营造尺标准为：营造尺一丈约合公制3.2 m。，那么“中一座”蒙古包（即主蒙古包）直径为8 m，“前一座”蒙古包直径为6.4 m，其余三座蒙古包直径为5.76 m。参照《热河园庭现行则例》所记载的蒙古包尺寸，如“七丈二尺御幄一份；又五丈九尺五合蒙古包一份；又四丈二尺西洋房二座；又五丈二尺花顶蒙古包二架；又二丈五尺备差蒙古包二十四架”[6]，尺度最小的“备差蒙古包”直径换算成公制约8 m，与上述梅花式蒙古包中的最大的“中一座”蒙古包单体尺寸相当。然而，这段文字所载“五丈九尺五合蒙古包”所用量词为一份，而非一架或一座②另外，“七丈二尺御幄”所用量词也是一“份”，原文中同时列有与此蒙古包配套的宝座、踏跺等多种器具：“该处所存七丈二尺御幄一份，梁柱金漆，朱漆迸裂，并随地平、宝座、屏风、踏跺一份。”见参考文献[6]。，所以记载中此份五合蒙古包约合公制18.88 m的直径应是其组合形态下的横向或纵向长度。如果这样比较，上述含经堂梅花式蒙古包组合后可能的最小东西总长度，即主蒙古包外两架“一丈八尺蒙古包”之直径总和，应为19.52 m，由于前一座蒙古包直径要大于左、右、后三座，所以组合后可能的最小南北总长度较东西向略大，为20.16 m。可见，含经堂梅花式蒙古包可能的最小组合尺寸与《热河园庭现行则例》所载五合蒙古包相当而略大。图2即项目组按照文献记载对含经堂梅花式蒙古包以可能最紧凑组合的方式进行试复原的方案之一。

据史料记载，搭建于含经堂南广场的梅花式蒙古包主要供乾隆皇帝修行和供佛使用：五座蒙古包中的西一座为佛堂，东一座为办事房，后一座为寝宫[4]724-725，而文献未记载的前一座与中一座的功能，按照平面组合方式推测，应当是门厅与中厅。各组成蒙古包的尺寸相对小巧并以组合布局的方式区隔不同功能的空间，满足了乾隆皇帝的使用要求。

包括上述梅花式蒙古包在内的五合蒙古包是清代皇帝使用的蒙古包类型之一，但并非其专用。一些蒙古地区位高权重的高僧活佛也使用这种组合式蒙古包。光绪年间修订的汉文版《理藩院则例》载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到京“应用蒙古包，由该呼图克图自行备带五合蒙古包支搭”[7]，明确提到其在京使用五合蒙古包。但这种提法不见于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汉文版[8]，所以此条目尚需与清代不同时期、不同语言版本的《理藩院则例》进行对照，以厘清其源流。嘉庆朝蒙古文版《理藩院则例》在相应条目内记载了黄布城之规格，但没有提及五合蒙古包[9]550，而道光朝蒙古文版《理藩院则例》中却提到“塔本陶和雅勒蒙古勒格日”（taban tohiyal -mongol ger）[10]，其意为五合或五重蒙古包。可见至少从道光朝开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到京已可使用五合蒙古包。

在关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多种版本蒙古文传记③据统计，关于历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传记共有7种，其中关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世和二世的传记数量最多。见参考文献[11]。[11]里未曾确定提到上述五合蒙古包之名称。但历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均以各类华丽的蒙古包或其他形式帐幕作为行宫。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使用的大蒙古包[12]被称为“巴图乌力吉”（bato-uljei，意为坚固吉祥），其后世曾使用过前后连贯搭建的三重蒙古包。直到20世纪初，在大库伦，以连接搭建的组合式蒙古包作为寺院佛殿与活佛寝宫的做法仍然很普遍。道光十九年（1840），五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进京朝觐皇帝，驻于安定门外黄寺。清廷在黄寺南支黄布城，搭建了三座蒙古包，活佛进驻中间一座，同时，五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朝廷为其准备的黄布城东侧又另建自带黄布城与前后连贯搭建的三座蒙古包[13]20。道光二十年（1841）正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奉旨在圆明园慈佑寺以西一带搭建黄布城，内设三座蒙古包[13]26。综上所述，很可能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清道光年间（1821—1850）始用五合蒙古包，而在京城只搭建其中之三座是出于礼制的考虑。乾隆朝之后清宫廷使用五合蒙古包的历史记录已很少见，但至少在道光十八年（1838）时，热河行宫内仍收贮有完整的五合蒙古包[6]320。从那时起直到民国末年，文献记载的组合式蒙古包主要由蒙古地区的王公活佛使用，其类型有前后连贯式和左右并列式两种，但未见超越三座的组合式蒙古包的记载。由于作为灵活的建筑形态，蒙古包组合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因此道光朝及其后的各版本《理藩院则例》中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使用五合蒙古包的记载有一定参考价值。

图2 按照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对含经堂梅花式蒙古包的试复原方案之一（图片来源：圆明园含经堂蒙古包研究项目组绘制）2a. 平面示意图2b. 立面示意图

回到上述圆明园含经堂南广场搭建的梅花式蒙古包，其与含经堂南广场考古发掘所见的蒙古包基址究竟是什么关系？梅花式蒙古包是在此基址上搭建的，还是在其上另设临时基座并在上面搭建，抑或搭建于此基址形成之前？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察复合式蒙古包中，单体蒙古包间可能的连接方式。蒙古地区的组合式蒙古包有直接衔接和间接相连两种连接形式。前者以两重门框捆绑对接完成，后者则通过其他形式的帐幕进行间接连接。《木兰图卷之下营》（图3）与《苑西凯宴图卷》（图4）中描绘了连接蒙古包的长方形帐幕，其分别对准蒙古包后门与四方房的前门。帐幕中间设门，故甬道可从中穿越。组合式蒙古包的变化与组合形式相当丰富，并可依据场所条件与需求完成多种变化。

图3 《木兰图卷之下营》局部（图片来源：郎世宁等绘，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图4 《苑西凯宴图》局部（图片来源：张廷彦、周鲲绘，2005年佳士得巴黎拍卖公司亚洲艺术品拍卖会拍卖品）

图5 万树园赐宴图（图片来源：郎世宁等绘，故宫博物院藏）

含经堂南广场南北甬道两侧现各存5座或方或圆的蒙古包基址，如以间接相连方式组合为梅花式蒙古包是有可能的。现存蒙古包基址的边长或直径在8.9 m—12.5 m之间，小于这个尺度范围的蒙古包均可在这些基址中搭建。并且，蒙古包直径在具体搭建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伸缩性，故可以完全满足上述基址尺度。档案材料中记载：“其中间蒙古包两边扇户不必挖去哈那，即将外墙里围挖缺按挂纱窗，此五架蒙古包俱安天窗。”[4]721哈那（hana）指的是蒙古包的网状交错式围壁，在不挖去哈那的前提下，蒙古包之间加设门框对接或以其他形式的帐幕衔接在技术上都能实现。

然而，考察含经堂蒙古包基址之间的距离，并考虑到有甬道穿插于几座蒙古包基址之间的情况，笔者推测在南北甬道任何一侧的5座基址上搭建梅花式蒙古包虽有可能，但条件并不理想。这些基址更加符合单座蒙古包的搭建要求。且五个基址之间的方位关系与档案所载“前一座”“中一座”“左右二座并后一座”所体现的各单体蒙古包间的方位关系不符[4]722。所以，梅花式蒙古包并不是直接建在考古发掘所见的南广场蒙古包基址上的可能性更大。

从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记载的“含经堂正宫门外并东穿堂门外搭盖梅花式蒙古包地盘纸样二张”[4]728等信息，说明同时在含经堂区域搭建的梅花式蒙古包，不止南广场一处，且在搭建前做过“地盘纸样”的设计。与其它清宫蒙古包一样，梅花式蒙古包在搭建一段时期后，会被拆解并收贮于宫中。史料中也有“含经堂正宫门外照纸样搭盖呈览后，将梅花式蒙古包全分，俱在含经堂东配楼收贮”[14]729的记载。作为可移动住居，蒙古包的基座可以是像考古发掘所见含经堂南广场那样的永久性基址，也可以是临时铺设地坪等非永久性基座，并在其上搭建。如果是前者，不排除现存基址建于南广场梅花式蒙古包被拆解之后，之前另有专门为梅花式蒙古包设计的基址的可能性；如果是后者，那么现存基址建于何时已不再重要。

4 依据基址而推断的两种蒙古包类型

考古发掘所见含经堂南广场蒙古包基址，应当与特定时期在其上搭建特定形态蒙古包的构想有关。虽然至今为止，笔者尚未在文献史料中找到含经堂前除梅花式蒙古包外曾搭建过其他类型蒙古包的信息，但依据基址形态，结合对清宫蒙古包类型的研究收获提出几点推测性观点，无疑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笔者推断，含经堂南广场东西甬道北侧的一对圆形基址可能曾建有华盖式蒙古包，而与上述圆形基址毗邻的正方形蒙古包基址可能曾建有四方蒙古包。下文分别就两者展开讨论。

4.1 华盖式蒙古包

图6 平定西域战图册之凯宴成功诸将士图（图片来源：郎世宁等绘，故宫博物院藏）

图案明显呈双重同心圆形式的蒙古包基址或为华盖式蒙古包的基址。华盖式蒙古包即清代宫廷绘画《万树园赐宴图》（图5）与以宫廷画稿为基础在法国制作完成的《平定西域战图册之凯宴成功诸将士》（图6）所描绘的对称分列于大蒙古包两侧的小蒙古包，这是清中晚期曾被普遍使用的一种蒙古包类型①在多部蒙古文史料及近现代摄影资料中均可见此类蒙古包，不再一一列举。。其基本特征为：在一顶蒙古包上方支起伞状华盖，华盖中心点由从蒙古包天窗中心伸出的木柱支撑，且华盖外围也由一圈木柱支撑，并附以绳索拉结，华盖的外边缘形成环绕蒙古包墙壁的外廊空间（图7）[15]。含经堂东西甬道北侧的两处圆形基址，外围共有8处方形土坑，当为插入木桩或木柱的柱基，而基址中心有形似柱础的方格，当为支撑华盖的木柱所用。华盖源自最古老的蒙古包饰顶毡——全覆式“胡鲁图日格”（hulturg,意为带脚的天窗盖）。光绪三十四年（1908）参加紫光阁筵宴的阿拉善王密各瓦祺尔描述“蒙古包顶上遮有黄色华盖的帐幕”[16]。有一种支于蒙古包门前的方形帐幕被称为“查查里”（qaqar），汉文一般称“黄幕”。然而从文中描述其支于“蒙古包顶上”来看，密各瓦祺尔所说不像黄幕，而更有可能是华盖式蒙古包。在大蒙古包或中心建筑两侧搭建一对较小的蒙古包，是清宫蒙古包常见的布局形式之一。在含经堂宫门月台两侧圆形基址上搭建的华盖式蒙古包符合这一布局规制。

4.2 四方蒙古包

含经堂南广场东西甬道以北的正方形蒙古包基址或为搭建四方蒙古包而准备的。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多次记载了“四方亭式蒙古包”[17]429“四方蒙古包”[17]677“出外四方蒙古包”[18]等名称。乾隆皇帝与章嘉呼图克图等藏传佛教高僧活佛之间的交往甚为密切，故存在在含经堂宫门前搭建四方蒙古包用于研习佛法的可能性。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奉旨进京的途中，乾隆皇帝赏赐“上用车轿、四方蒙古包、黄布城、各种仪仗，恩重之极”[14]176，其中四方蒙古包和黄布城在班禅额尔德尼抵达前一日搭建于归化城外。《金鬘》中称此蒙古包为“盖和木西格苏宁蒙古勒格日”（gaihamxig sunin mongol ger）[19]，即奇特的蒙古包，可见此书的蒙古族作者对此蒙古包的惊慕之情。

在清末及民国时期，也有部分蒙古王公使用四方蒙古包。阿拉善和硕特旗曾有一种被称为“白榜哈”（baibanha）的大蒙古包，是王公即位或举行马奶节时搭建的四方蒙古包。它有前后两门，可容纳300人，其木构架由16片哈那构成，其中8片哈那有16个哈那尖，另8片哈那有13个哈那尖，四角的哈那尖上设有铁环，以固定四角的乌尼（oni，连接天窗与围壁的细木椽子），此类蒙古包共有长短柱子20根，其中4根长柱用于支撑天窗，16根短柱用于支撑乌尼连接木[20]。可见，四方蒙古包当时可作为仪式用特殊帐幕存在。

5 结论

图7 华盖式蒙古包（图片来源：1870年英国传教士Alexander Williamson著《中国北方游记》，即参考文献[15]）

蒙古包是一种搭建形式相对灵活的建筑类型。圆明园含经堂建成于乾隆十年至三十五年（1745—1770）[3]1之间，从其建成至咸丰十年（1860）被毁为止的百余年中，在此搭建的蒙古包应先后有多种不同类型，布局方式也各不相同。史料明确记载含经堂南广场在乾隆三十二年曾搭建梅花式蒙古包，且详细记载了每座蒙古包的基本尺寸。考古发掘所见蒙古包基址虽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容纳文献记载的梅花式蒙古包各座尺寸，但在这种假设下复原的梅花式蒙古包组合与连接方式，既不尽合理，也与史料记载有不吻合之处。所以不排除现在考古发掘所见的蒙古包基址建造于梅花式蒙古包拆解之后，或梅花式蒙古包搭建于临时基座上的可能性。而从考古发掘的蒙古包基址形态来看，其上很可能曾搭建华盖式蒙古包和四方蒙古包。

作为清代宫廷与蒙古诸部宗教、政治和文化交流的载体，清宫蒙古包的发展演变历程是清代建筑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蒙古包建筑类型在其发展历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笔者以圆明园含经堂南广场曾搭建的蒙古包形式为切入点，希望能对清宫蒙古包研究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