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华

营救钱学森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钱学森和蒋英内心激动不已。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这是钱学森对蒋英说过的话。此时，有了蒋英陪伴的钱学森，学术迎来了高峰。他已先后提出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震惊科学界。

10月6日，这是中国传统的中秋节，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中秋节。这天，钱学森去“中华街”选购了中国月饼，夫妇俩邀约了罗沛霖、庄逢甘等十几位留美中国朋友，在加州理工学院街心花园欢度中秋佳节。这是新中国刚刚诞生后的第六天。祖国的巨变更勾起了海外学子切切的归乡情思。这天晚上，蒋英和钱学森久久不能入睡。钱学森打开一本珍藏的中国地图，反复看着，他对蒋英说：“咱们回中国去，那里需要我们。”蒋英点了点头，眼角泪光闪动？？就在那一天，钱学森夫妇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去，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从1948年开始，钱学森看到了国内的战争在发生转折，已经开始做着归国的准备。为此，他首先要求退出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学咨询团，但他这个要求直到1949年才得以实现。而他兼任的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也是直到1949年秋在加州理工学院就任喷气推进技术的“戈达德教授”职务时才辞去的。

1950年，美国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全美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6月，曾有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来到钱学森办公室，指控钱学森参与了加州理工学院助理研究员威因鲍姆的共产党小组会议。在小组的一份成员名单里，有一个叫约翰·德克尔的名字，由于查不到此人的下落，美国联邦调查局便指控钱学森化名约翰·德克尔，是共产党员，属非法入境。7月，美国政府取消了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理由是他与威因鲍姆有朋友关系，并指控钱学森是共产党员，且属非法入境。显然，美国深知钱学森的价值，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两国已处于敌對状态，放钱学森回国无异于陡增对方的力量，美国军方高层深知其中的利害。

钱学森来到华盛顿五角大楼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的办公室交涉回国事宜。因负责喷气推进技术的研究计划，金贝尔和钱学森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金贝尔当面应付着钱学森，可当钱学森刚走出他的办公室后，他立即打电话给移民局：“他太有价值了！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东西，他知道得太多了。无论到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

这件事还有一种说法。金贝尔给司法部打电话的时候大声咆哮：“说我是共产党都比说钱学森是共产党可能性还要大。”“他老婆不是蒋介石军事顾问的女儿吗？” 金贝尔当时力劝钱学森继续留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在没有机密研究许可证的情况下，先担任数学教授，此外，还为钱学森介绍了一位叫保罗·波特的律师。然而，随后发生的莫须有的“机密文件事件”，令局势急转直下。

对于美国军方来说，钱学森知道得确实太多了。1945年，钱学森曾作为美国军方考察团成员去德国考察导弹研制资料，之后，他参与了美国军方火箭研制项目，并进入五角大楼，参与撰写美国空军发展规划。规划一共九章，钱学森撰写了其中的六章。

蒋英后来回忆道：“我们的女儿是1950年6月26日出生的，预订的飞机是7月27日。我说，女儿一满月，我们就得带着小孩带着尿布回国了。”但事情并没有蒋英想象的那么顺利。

钱学森和蒋英以探亲为名准备动身回国，并预订好了飞机票准备离美回国，8月21日，蒋英在家里请打包公司把家里的一切物品装进了八只大木箱，交给搬运公司。八只大木箱已装上驳船，将由“威尔逊总统号”运往香港。

8月23日午夜，洛杉矶机场，月落星稀。从华盛顿来的飞机刚刚降落，移民局的官员就迎了上来，向钱学森夫妇递上一份阻止他们离开美国的文件。钱学森一家正准备从这里搭乘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飞机离开美国。

当钱学森回到洛杉矶的家中时，他们的行李也被美国海关非法扣留，遭到美国海关及联邦调查局的检查，据说检查人员从中“查出”电报密码、武器图纸之类。移民及归化局要“审讯”钱学森，指控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

蒋英说：“钱学森跟我说，我走不成了，他们不让我走，你带两个孩子回去吧。”我说：“不，我不能离开你，我也要待在这里。” 蒋英坚决要和钱学森在一起。

在这种无端的指控下，钱学森和蒋英只得把飞机票退了，一家人被迫又回到了加州理工学院。联邦调查局则派人监视家中每个人的行动。

蒋英后来回忆：那段时间，美国政府也很乱。特勤们觉得钱学森回来了，怎么老不出门？他们不知道钱学森静下心来看书时，几乎不出门。在这么一个特勤包围着的家，却老见不着钱学森。“他逃跑了，他已经逃跑了，”特勤们说，“我们看见那部汽车跑过墨西哥边境，他一定跑到墨西哥去了。”有两个人过来敲门，蒋英抱着孩子开门，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他们要见钱学森，蒋英说钱学森在家，他们进了门，大吃一惊：“他，没走！”

后来查实钱学森行李中携带的东西除了教科书和复印的科学杂志上的文章外，都是钱学森自己的学术研究记录、读书笔记，但美国联邦调查局还是以“企图偷运秘密科学文件回国”的罪名，搜查了他的家。从此，美国对钱学森的政治迫害连番而来。

9月7日傍晚，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包围了位于洛杉矶帕萨迪纳的钱学森住宅。探员朱尔和洛杉矶移民归化局的稽查比尔·凯沙摁响了门铃。他们腰间佩着手枪，还拿着手铐，来者不善。蒋英开门之后，探员进入住宅，向钱学森出示了逮捕证。

朱尔后来回忆：“我很清楚那天的情形。钱夫人来开门的时候，手里抱着孩子。我说要见她的丈夫。不久，钱氏走出来。奇怪得很，他一点也没有激动的表情。但是，在他的脸上可以察觉到，他似乎在对自己说，这事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早在8月25日，美国司法部部长已经签署了逮捕钱学森的命令，但没有马上执行。矛盾的是，美国当局想尽办法要羁留钱学森在美国，可逮捕令却要求把他驱逐出境。

来人对钱学森进行了审讯。他们盘问钱学森是不是共产党员，并审问钱学森在1947年暑假回中国探亲，并在上海与蒋英结婚，然后返回美国的时候，是否隐瞒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当时美国极度反共，当时美国的签证申请表上明确写着“精神病患者、毒品犯？？及共产党员不得入境”。倘若隐瞒了共产党员身份获得美国签证进入美国，那就要犯欺骗美国政府罪，或递解出境，或被捕入狱。钱学森坚持否认他是美国共产党员，否认他托运的行李中有任何美国军事机密文件。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联邦调查局在“研究”了钱学森打算托运到中国的行李之后，认定内中有美国“军事机密”文件，所以钱学森有“间谍”之嫌，盗取美国的军事机密，属罪行严重。

钱学森被带上车，押走了。钱学森被关在洛杉矶以南的特米诺岛。岛上十分荒凉，岛上原本有一座废弃了的石油探井架，井架附近有一些简易房，后来被联邦调查局看中，扩建为牢房。特米诺岛监狱四周是海，便于与外界隔绝，可防止犯人逃跑。同牢的犯人中，大多是墨西哥的越境犯，这些犯人口操西班牙语，钱学森与他们语言不通。考虑到钱学森是著名科学家，联邦调查局没有把他跟那些越境犯关押在一起，而是关进一间单人牢房。

在钱学森被抓走以后，钱学森的住宅周围布满了联邦调查局的特勤，他们紧盯着蒋英和钱学森的住所。蒋英没有掉一滴眼泪，也没有被吓得手足无措，她立即拨通加州理工学院校方的电话，告诉他们钱学森被捕的消息。

蒋英一面抱着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永真、拉着蹒跚学步的儿子永刚，一面为营救钱学森四处奔走呼吁，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同厄运做斗争，同不怀好意的记者周旋。她组织筹备保释金，艰辛备尝。

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们对钱学森被捕一事感到极大地震惊，他们并不相信罗织在这位正直科学家头上的罪名，并冒着风险向蒋英伸出援助之手。院长李·杜布里奇去华盛顿为钱学森说情；好友弗兰克·马勃让妻子代蒋英在家照看孩子，而马勃本人则开着车带蒋英去寻找愿意为钱学森辩护的律师。

就在钱学森被从家里带走不久，帕萨迪纳的电台报道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和学生们难以置信，温文儒雅的钱博士怎么会是“间谍”？当晚，很多朋友赶往钱宅，安慰钱夫人蒋英。钱学森被捕的消息被报纸刊登，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州及美国各地引起惊愕与愤懑。

蒋英和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为营救钱学森四处奔波，竭尽心力。他们紧急致电正在欧洲访问的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冯·卡门大吃一惊，当即中断访问，提前赶回美国。

杜布里奇还紧急致函在华盛顿的美国海军副部长金贝尔，信中非常明确地否定了关于钱学森是共产党员的指控：“他们怀疑钱与共产党有关，所有的疑点我都可以解释，因为我觉得毫无证据足以证明他是共产党员。他虽然同那些被认为是共产党员的人做朋友，但那是公开的来往，毫无秘密之处。我相信，他们的关系，不是基于政治，他自己也始终不知道是在参加什么共产党集会。”

杜布里奇还指出：“关于他返回中国大陆的安排，这自然牵涉到复杂和久远的历史，我们需要详加研究。他所采取的步骤，我们认为都是合乎逻辑的、公开的和可以理解的。他设法订船位于8月底离开洛杉矶，可是所订的船位迟迟没有结果，他便写信给国务院询问怎样获得许可离境的手续，国务院官员在私人交谈中告诉他，可以列入学生名单返回中国大陆。”

经过努力，蒋英获准前去探监，还是马勃为她开车。蒋英来到监狱，这里戒备森严、岗哨林立，狱警荷枪实弹，周围拉着通电铁丝网。马勃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发怵，他小声问蒋英怕不怕，蒋英说不怕，她小时候就曾去过监狱探视她的父亲。

蒋英看到钱学森被关在一间昏暗的小牢房里，脸色苍白，面容憔悴，才几天时间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蒋英和他说话，他不回答，只把脸绷得紧紧的点头示意。蒋英心里十分难过，不再多说什么，仅只告诉他：“该办的事情我都在办。”钱学森点点头。在狱警催促下，蒋英只得匆匆离去。

9月18日，联邦调查局要求狱中的钱学森写下书面聲明，保证倘若没有得到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和海军副部长金贝尔的书面同意，他决不会擅自离开美国。

9月20日，钱学森从特米诺岛监狱被带到同样设在岛上的移民局，在那里接受审讯。以移民局古尔西欧主任为首的八名官员对钱学森进行了审讯，加州理工学院的法律顾问古柏律师则为钱学森辩护。由于移民局对钱学森的“间谍罪”提不出确凿的证据，审讯不了了之。

不久，钱学森接到特米诺岛监狱通知，在交出一万五千美元的保释金之后，可以获得保释。

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为了使钱学森尽快获释，与从欧洲赶回的冯·卡门教授倡议为保释钱学森募捐筹款。加州理工学院的师生慷慨解囊，最终募集了一万五千美元的保释金，钱学森获准保释。

9月23日，钱学森终于结束了十五天的牢狱之灾。蒋英开车来到特米诺岛，接钱学森回家。蒋英曾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去接他出来的时候，他一言不发，你问他什么只是点点头，摇摇头。我明白了，他失声了，不会说话了！”出狱几天后，在蒋英精心照顾下，钱学森才慢慢恢复了说话能力。

钱学森被关押期间，禁止和任何人交谈，不准接见任何人，也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白天，他被无休止地进行审讯；夜里，牢狱看管每十分钟就来亮一次灯，用强光刺激他的眼睛，不准他睡觉。在特米诺岛上的监狱里度过屈辱的十五天，钱学森体重减轻了三十磅！钱学森作为一位著名的教授，蒙受不白的牢狱之灾，心灵的煎熬远远超过皮肉之苦。

钱学森虽然获得保释，然而移民局仍发出限令，不准他们夫妇离开洛杉矶，联邦调查局更对他们一家进行严密监视。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受到多方面的限制，每个月必须要到移民局去登记，汇报行踪，并且随时接受移民局官员的传讯。同时规定，钱学森的活动只限于居住地三十公里范围内。

在软禁中相濡以沫

经蒋英和加州理工学院朋友们的努力，钱学森被保释出狱。但他仍无人身自由，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继续对他进行监视和跟踪。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为查清钱学森是否是共产党员，还多次举行所谓的“听证会”。检察官在一连串例行提问后，突然问钱学森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錢学森略做思考，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检察官穷追不舍：“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共产党政权吗？”钱学森毫不示弱地说：“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

1950年11月初，钱学森和蒋英的八大箱行李经过联邦调查局两个多月的反复“研究”，并没有发现内中有机密文件，决定退还给钱学森。洛杉矶的报纸披露美国特工们把钱学森行李中的对数表当成了“密码”，一时间在加州理工学院传为笑谈。

钱学森一次次受到传讯。所幸加州理工学院的法律顾问古柏律师仗义执言，据理为钱学森申辩。经过几番审讯，1951年4月26日，帕萨迪纳移民局通知钱学森，他的案件经过审理，认定他“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的外国人”。依据美国国家安全条例的规定，凡是企图颠覆美国政府的外国人，必须驱逐出境。因此，帕萨迪纳移民局决定驱逐钱学森！

钱学森本来就打算离开美国。移民局马上受到来自华盛顿的干涉，要求暂缓执行对钱学森“驱逐出境”的决定。于是，对钱学森“驱逐出境”的裁定，就一直被拖着？？

钱学森没有被“驱逐出境”，又一次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乌云依然在钱学森头顶盘旋。

蒋英和钱学森还发现，在他们住所附近常常有陌生人晃荡，那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勤人员在暗中监视他们。深夜，电话突然响起，蒋英或钱学森一接电话对方就把电话挂掉，显然，那是在测试钱学森在不在家。钱学森家的电话受到监听，信件受到拆检。钱学森发现，就连他上街，背后也有人跟踪。

蒋英回忆那段生活时说：“精神上是很紧张的。为了钱学森和孩子们的安全，也不敢雇用保姆，生怕保姆被联邦调查局收买，监控他们的一举一动。一切家庭事务，包括照料孩子、买菜烧饭，都由我自己动手。那时候，完全没有条件考虑自己在音乐方面的钻研了，只是为了所学不致荒废，在家里仍然坚持声乐方面的练习而已。”

钱学森重回加州理工学院后，由于生活和活动范围受到了限制，几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和蒋英过着平淡的生活。有时，他们会带着孩子去附近兜风，一起到菜市场买菜。蒋英说：“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在美国很开心的事：买菜，洗菜，切菜，切肉，我都弄好了，最后掌勺的是他。他爱做饭，爱做菜，我们在国外都吃中国饭。”对于妻子蒋英来说，这是丈夫在家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和谐的家庭氛围也给钱学森带来些许慰藉。

蒋英对早市上出售的鲜花最感兴趣。因为早市的鲜花与花店里的鲜花不同，不仅新鲜，而且多是野生的，非常便宜。蒋英像是一只蝴蝶，徘徊在那一簇簇散发着清香、带着露珠的鲜花丛中。经过挑选和讨价还价，带回一束她十分满意的鲜花。回到家后，她还要精心剪插，不一会儿，一盆五彩缤纷、芳香袭人的鲜花就摆放在客厅的茶几上。然后她制作早点，唤醒丈夫。

当钱学森从卧室里走出来，那诱人的花香把他引向客厅。望着那生机盎然的鲜花，他那消瘦的脸上立刻露出惊喜。这时，他总要将心爱的妻子紧紧抱在怀里，长长地亲吻。而后，他俯下身去仔细观赏，深深地吸一口鲜花的香气，嘴中连连赞叹着妻子的插花艺术。

当两个人坐在餐桌旁用早点时，蒋英从早市上买回的新鲜面包、果酱、奶酪以及鲜牛奶，又赢得丈夫的一片赞美。妻子的辛劳，给全家人带来了欢乐和温馨。

人在遭遇困境之后，才会更加理解和珍惜真情。挫折和不幸，使得钱学森夫妇更加相互体贴、相互爱护。

钱学森见妻子整天为家人操劳，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专业，心中十分不安。他总是劝勉妻子注意休息，注意抽出时间练琴或者练唱。为此，他主动抢着干些家务，吸尘、烧菜，甚至给孩子洗小衣服，尽量为妻子减轻家务负担。蒋英理解丈夫的心意，她总是把抢着干家务的丈夫推走，保证他的科研时间。至于自己在音乐方面的发展，她已经不再多做考虑。蒋英纯洁无私地为心爱的丈夫献出了年华、热情和才智。

为了能随时回到祖国，当然也为躲避美国特勤人员的监视与捣乱，钱学森一家租住房子都是只签一年的合同，五年之中他们竟搬了五次家。郑哲敏院士回忆道：“后来就搬到另外一个区域，就不是太好的区域了，房子也没原来的大，这个环境比较差，条件就不太好了。”

而那些被海关扣留的箱子，钱学森就再没打开过，一直放在那里，一旦有机会，可以随时离开美国。罗佩林院士说：“临走的时候正好他的第二个孩子钱永真刚刚出世，给孩子用的尿布都在箱子里，五年以来都没开过箱，然后就带回中国来了。那时候恰好我的小儿子出世，他就送给我了。”

被软禁的那几年，他们全家一夕三惊，经常搬家。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蒋英与他相濡以沫，为他分忧解难，给了他巨大的勇气与力量，终于熬到了获准回国的一天。蒋英回忆说：“那几年，我们家里摆好了三只轻便的小箱子，随时准备搭飞机动身回国。” 这一段历史，确实让他们刻骨铭心。

李佩教授曾回忆说：“我记得蒋英跟我说，她说，手里头预备了三个手提箱，这个手提箱里头就是随身要换洗的衣服什么的，假定允许我们走了，可以提起包就走。”

钱学森一家日子过得很灰暗，但在这灰暗中，依然有爱与音乐相伴。钱学森果断辞去了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安下心来，埋头著述。被软禁期间，钱学森就在小小蜗居里除了发表一些关于航空理论的重要论文，更潜心完成了《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两部专著。书写得很顺利，钱学森的心情也渐渐变得愉快起来。

钱学森在回忆工程控制论的研究工作时，曾经这样说：“研究工程控制论只是为了转移美国特工们的注意力。”钱学森希望向美国联邦调查局表明自己完全改行了，希望从此争取获准回归祖国。

对于钱学森来说，时间就是生命，他不愿把时间荒废在不知道终点的漫长的等待之中，而是抓紧时间从事新學科的研究。花费了三年时间，钱学森把他对于工程控制论的见解，用英文写成四十多万字的《工程控制论》。

1954年，署名“Tsien，H.S.”的《工程控制论》由美国McGraw Hill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开创性的、奠基性的著作，引起了各国科学家的关注，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56年苏联出版俄文版，1957年民主德国出版德文版，1958年在中国出版，1960年在捷克出版。这部著作获“1956年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57年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推举钱学森为首届理事长。1980年，钱学森又与宋健等人共同完成了中文修订版。

不善表达爱意的钱学森在扉页醒目位置标注了“To tsiang yin”（“献给蒋英”）。蒋英说：“书上说，献给蒋英，所以这就是给我的报酬。”对于很少在妻子面前说甜言蜜语的钱学森来说，这句话在他内心的分量可想而知。即便时间过去了近四十年， 1991年当钱学森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时，依然记住了蒋英为他所付出的一切。他在致答谢辞中说：“我们结婚已经四十四年了。这四十四年我们家庭生活是幸福的。1950年到1955年美国政府对我进行迫害的这五年间，一直是蒋英管家，她是做出了巨大牺牲的，这一点我绝不能忘。”

辗转寄出一封密信

1954年4月，周恩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日内瓦会议，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谈判中首先要联系中国留美科学家钱学森等被扣留的问题。为了掌握主动权，周恩来指示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发表谈话，要求美国政府归还扣留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并且暗示中国愿意就扣押美方人员问题与美国直接谈判。在这样的局面下，美国政府同意与中国代表进行直接谈判。

回国是钱学森和蒋英一家人心中最大的期盼。蒋英说：“1955年5月，这个时候，很巧，我打电话到‘中国城买大白菜、粉丝，我让他们给我送来，美国的华侨就把菜给我送来了。这送菜的人就藏了一本《人民画报》在篮子底下，上面有一张照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仔细一看，发现毛主席身后站着我们的太老师陈叔通。我们激动极了，看到太老师站在毛主席的旁边，那我们的回国梦就可以实现了。”

陈叔通先生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是蒋英和钱学森的杭州同乡，这位清末翰林是蒋英的父亲蒋百里与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的好友。蒋百里、钱均夫进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时，监院（相当于教务长）是陈仲恕，就是陈叔通的兄长。陈叔通先生也执教于求是书院。1947年，蒋英和钱学森回国结婚时，也曾看望过陈叔通先生。蒋英说：“陈叔通我们是很熟悉的，我们叫他太老师。他是求是书院的老师，是我和钱学森两个人的父亲的老师，所以我们看到陈叔通的照片，高兴极了。我们得想办法跟他联系，给陈叔通先生写信，告诉他我们有国难归的困境，请求中国政府给予帮助。”

1955年7月25日，中国外交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举行。周恩来立即指示王炳南大使，以钱学森亲笔信为依据，与美方进行交涉。会谈一开始，王炳南就宣布：“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十一名在朝鲜战争期间俘获的美国飞行人员。他们已经在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在8月4日可以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将对我们的会谈起到有利的影响。”

约翰逊当即向王炳南表示谢意。接着双方先商谈了会谈议程，一是双方侨民遣返问题，二是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尽管会谈开始时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他宣称，美国政府在1955年4月就取消了扣留中国学者的法令，允许他们来去自由。这时，王炳南大使当场揭穿约翰逊的谎言：“请问大使先生，既然美国政府早在今年4月间就取消了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还在6月15日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回国呢？显然，中国留学生要求回国依然遭受美方的种种阻拦。据回国同学报告，钱学森被禁止离开他所在市界。” 当王炳南亮出了钱学森寄给陈叔通的信件，美国代表措手不及，约翰逊看了钱学森的亲笔信，哑口无言，表示马上向美国政府转达，场面十分狼狈。他立即要求休会。据一份资料透露，美国国务院又请示总统，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说：“让他回去吧！”美国政府才允许钱学森回国。

8月4日，中美大使举行第三次会谈的时候，约翰逊告诉王炳南，美国移民归化局就已签署同意钱学森离开美国，并于8月5日通知到了钱学森本人。也就是说，在8月1日王炳南向约翰逊亮出钱学森的亲笔信两天后，美国政府就被迫同意钱学森回国。

王炳南大使手中的钱学森亲笔信，成为钱学森能够回国的关键性文件。处于软禁之中的钱学森是怎么寄出那封请求中国政府帮助回国的信件呢？

为了把这封极其重要的信件转送到陈叔通手中，蒋英和钱学森经过了精心的考量。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在家中事先写好草稿，然后端端正正地写下致陈叔通先生的信件。

叔通太老师先生：

自1947年9月拜别后未通信，然自报章期刊上见到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问题等待解决，学森等个人们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唯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

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谓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从学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怀一家，其他尚不知道确实姓名。这些人不回来，美国人是不能释放的。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附上《纽约时报》旧闻一节，为学森五年来在美之处境。

在无限期望中祝您

康健

钱学森谨上

1955年6月15日

在信中，钱学森还附了一份1953年3月6日《纽约时报》特别报道剪报，题为《驱逐对美国不利》，报道中说：加州理工学院著名的火箭专家钱学森，3月5日在洛杉矶被驱逐回中国，但同时又不许他离开美国，因为他的离去“不利于美国最高利益”。这个自相矛盾的消息是由美国移民局地区副局长阿尔伯特今天披露的，钱学森博士仍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钱学森博士是8月份（实际应为1950年9月）被逮捕的，他试图将1800磅的技术资料运往“红色中国”。他被驱逐回他的祖国，但由于美国政府不承认中国，驱逐令并没有起作用。检查这些打印材料的联邦机构人员没有发现任何秘密资料。

钱学森写好信之后，怎么把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转交到陈叔通先生手中呢？钱学森与蒋英当时并不知道陈叔通先生的通信地址，只能寄给在上海的钱父，请钱父代转。倘若从美国寄给在上海的父亲，风险很大，因为联邦调查局会拆检钱学森的往来信件，万一落到他们手中就麻烦了。他把这封信写好之后，装在一个信封里，并在信封上写了上海家中的地址。然后把这封信夹在蒋英寄给妹妹的信中，那就相对要安全些。蒋英的四妹蒋华当时侨居比利时。从美国寄往比利时的信，远没有寄往中国的信件那么容易引起关注。蒋英请妹妹在收到这封信之后，从比利时转寄到上海钱学森父亲家中。

为了确保能够寄出这封信，蒋英和钱学森连每一个细节都精心考虑：蒋英用左手写，模仿儿童的笔迹，在信封上写了妹妹的地址，联邦调查局并未认出蒋英的笔迹。

避开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眼睛监视把信投进邮筒，也是重要的一环。蒋英想到，在比较远的街区有家大商场，里面有邮筒。于是，钱学森和蒋英来到那家商场，钱学森在门口等待，蒋英进入商场。男人不进商场，这在美国很正常。如果有特工在后面跟踪，紧盯的当然是钱学森。蒋英走进商场，看到周围暂时无人注意她，也就悄悄把信投进了商场里的邮筒中。

这封信就这样躲过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安全到达比利时。

蒋英回忆说：“我把我们的情况告诉在比利时的妹妹，请她跟中国政府联系，说我们想回国，替我们想想办法。我妹妹很聪明，知道这个事，赶快将这封信寄给钱学森的爸爸，他在上海。钱学森的爸爸赶快就把信寄给陈叔通，陈叔通收到信后又赶快将信转给周总理。”

蒋华收到信件之后，立即转寄给上海的钱均夫。钱均夫马上寄给北京的老朋友陈叔通。陈叔通先生收到这封辗转而来的信，觉得意义重大，当即转交周恩来总理。

多年之后，回忆起这件事来，蒋华很高兴地说：“我一生中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帮我姐夫回国。我姐夫回国前，三姐常常写信说他们像是笼子里的小鸟，出不来。当时我不了解美国的情况，收到姐夫的信才觉得事情的严重。我不知道陈叔通在哪里，就把信转给钱爸爸。钱爸爸又将信转给陈叔通。我说起来很简单，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我看他回国后做了那么多事情，我真是非常高兴能帮这个忙。”

周恩来深知钱学森这封信的重要，令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进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并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这封经过千山万水、辗转传递的信件，在关键的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

就在钱学森已经获准离开美国而又尚未离开美国之际，1955年8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留美学生有什么回国自由》，首次透露了钱学森致陈叔通信的部分内容，并批驳了美国政府：

所谓中国留美学生已可“自由”离美回国的说法，是同事实完全不符的。事实上，自美国的所谓限制回国的禁令“取消”以后，中国学生不但是继续被限制离开美国，而且是被变相地扣留在美国。

钱学森先生在美国的遭遇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著名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自1950年8月起即准备回国，但他竟然遭到美国当局的非法逮捕，被无故拘禁达15天之久。自此之后，他就处在一种极其不合理的状态中。《纽约时报》1953年3月6日报道说：“钱学森博士正受到驱逐出境的命令，离开美国到中国去；但他同时也接到不许离开美国的命令。”他不但不能离开美国，而且不能离开他所住的县的边界。这种情况是并没有因为美国“取消”了所谓限制离境的禁令而有所改变的。正因为如此，在今年6月15日，即美国“取消”了限制禁令之后两个月，钱学森还不得不写信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叔通，请求援助他回返祖国。在信里，钱学森说：“被美政府扣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

面对着这些事实，人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要求回国的限制实际并未取消；中国留学生被限制返国的情况并无根本改变。如果说，目前的情况与过去相比有所变化，那么变化仅仅是：美国当局采取了更隱蔽的办法。它以为这种办法既能达到阻挠我国留学生回国的目的，又能把美国当局的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

但，这是办不到的。中国有句老话：一只手不能掩尽天下人的耳目。美国政府应该拿行动来证明它的言辞。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世界上罕见的“马拉松会谈”，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十五年。由于钱学森等一批优秀科学家回国效力，中国的导弹、原子弹发射时间至少向前推进了二十年。周恩来总理曾意味深长地感叹道：“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1955年9月7日，陈叔通先生给远在美国的钱学森发了一份电报，表明了来自北京的关怀：“你6月15日的信件收到。美国驻日内瓦大使通知：禁止你离开美国的命令已经取消。你可以随时离开美国。电告归期，告知我任何困阻。”

钱学森和蒋英急于离开美国，生怕有变。他们先去订购飞机票，但是近期的机票早已售完。于是，只能订轮船票，最近一班轮船是1955年9月17日从洛杉矶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公司说头等舱的船票已经售完，只剩下三等舱的票。归心似箭的钱学森和蒋英当即买好三等舱的船票。

钱学森在登船离开美国的前一天，按照美国移民局的规定，他仍然必须去那里办理一月一次的登记手续。这是他最后一次办理登记手续。

归乡之途

9月17日，钱学森和蒋英带着儿子钱永刚、女儿钱永真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同二十多个中国留学生一起启程回国。那年，钱永刚七岁，妹妹钱永真五岁。邮轮开动了，他俩在甲板上跑来跑去，异常兴奋。年幼的他们还不懂得父母心中的家国之忧，钱永刚回忆说，他那时最着急的一件事是，船开了这么久，怎么还没离开海岸呢！

当船渐渐离开港口驶向大海时，钱学森长长地舒了口气，为了这一天，他足足煎熬了五年。钱学森心情很好，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经被美国政府刻意地延误了回国的时间，个中原因，建议你们去问美国当局。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钱永刚和妹妹钱永真眺望了很久，最后都困了。一觉醒来，这才高兴了，“终于开进大海里啦”！多年之后，这艘邮轮一再被人提及，它被称为“改变钱学森命运和中国科技发展进程”的一艘大船。

作为当时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兼美国喷气动力实验室的主任，钱学森的离开震惊了美国军界和科学界。当时的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在9月17号这天并没有到码头上送行。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对于钱学森一家的离去，他的导师、世界著名科学家冯·卡门感慨地说：“美国把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钱学森，拱手送给了‘红色中国！”

多年之后有记者采访蒋英时问道：“您和钱老从美国回国前，去向冯·卡门辞行，当时的情景是怎样的，您能回忆一下吗？”

蒋英回答说：“卡门当时从欧洲旅行回来。钱学森拿着《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讲义》这两本书去看望冯·卡门，他说：‘我送您两本书，这是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写的，我要回国了，来向您辞行。”卡门一边看书一边看着钱学森，有点不高兴的样子，并对钱学森说：“钱，你已经在学术上超过了我，回你的祖国效力去吧，科学是不分国界的。”说完，就拍拍钱学森的肩膀。我也在旁边，说：“我们也要走了，再见！”他还是摸着钱学森的脑袋，眼泪就流出来了。他一个人住着一套大房子，很孤独。他站在门口，看着我们的汽车远去，我们心里也难过极了。卡门一个人生活，没有结婚，他妹妹又去世了。离开时我们心里也舍不得。

冯·卡门很喜欢钱学森。有一次卡门拿到一个政府的课题，但他没有时间做，于是联系钱学森。他说：“钱，我把这个课题给你，你做出来后寄往华盛顿，我希望当我的火车到达华盛顿，走进办公室时，你的课题已经在我的书桌上了。”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就是这样。卡门非常信任钱学森，钱学森也很尊敬卡门。

钱学森归国前夕拜别老师冯·卡门教授时，卡门拿出了一枚自己晚年的彩照，题写了一句“Auf baldiges Wiedersehen！” （不久再见！），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钱学森，又吻了钱学森的两个孩子，恋恋不舍。

尽管这句“不久再见”的问候语是如此真诚，然而一别之后，冯·卡门和钱学森一家再也没有见面。1963年2月，冯·卡门获得了肯尼迪总统授予的美国第一枚“国家科学勋章”，两个多月后便与世长辞了。此时钱学森一家离开美国已是第八个年头，钱学森再未踏上美国的土地。冯·卡门的彩色照片也成了师徒二人永别的见证。

2009年，钱永刚监制的话剧《克利夫兰总统号》在北京公演。这部作品翔实反映了钱学森归国的艰难历程。钱永刚教授回忆起儿时跟随父母亲回国的情景时说：“那时我才七岁，还不可能理解‘回国的意义，只知道父亲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父亲带我去的地方一定很好、很美。我们住在三等舱，很小，送别的人赠的花篮在舱室里都摆不下，只好摆到船舱的过道上。可是没有多久，我们就走进了一个很大、很漂亮的船舱，这是头等舱，我以为是父亲买了头等舱的票。”

钱永刚接着说：“我父母生怕归国的事情有什么变化，赶快去买船票。轮船公司还在耍小动作，说一等舱没有票，只有三等舱的票，他们认为我们不会坐三等舱，能在美国拖一拖。我父母说，就坐三等舱，母亲说哪怕五等舱也行，于是就买了三等舱的票，离开了美国。”

没想到，“新闻人物”錢学森引起一位住头等舱里的美国老太太的注意。在船过夏威夷之后，这位美国老太太请钱学森夫妇到自己房间里喝咖啡。钱学森夫妇受邀前往，方知老太太是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领袖、妇女协会的主席，在美国相当有名气。得知钱学森一家住在三等舱，老太太极为惊讶。

她派人把船长叫来。老太太指着钱学森夫妇问船长：“你认识他们吗？”船长推说不知道。老太太对船长说：“钱先生是世界知名科学家，你怎么可以让他和太太住三等舱？”船长连忙说：“让我去查一查，还有没有空余的头等舱。”船长出去没多久就回来了，说是正巧有多余的头等舱，请钱学森一家搬进头等舱。

从洛杉矶到夏威夷，“克利夫兰总统号”已经航行了七天。船长当然早就知道船上有空着的头等舱。当老太太要求船长立刻为钱学森一家办理升舱手续时，船长却面露难色，嗫嚅道：“不让钱学森住头等舱是联邦调查局的意思。如今还在美国境内，擅自让钱学森一家升舱有违上司指令，只怕不好交代，只能等船驶离美国国境，到时再换，还请谅解。”

直至邮轮驶离夏威夷港口，船长才敢为钱学森一家办理升舱手续，我们现在看到的钱学森留下的船票，置换地点写着“Yokohama，Japan”（ 日本横滨）。

当年钱学森一家购买三等舱的旅客证明和置换到头等舱的升舱证明都保存完好，陈列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第三展厅。蓝色的一张为旅客证明，房间号码为308，等级T-2；黄色的一张为升舱证明，房间号码改为103，升舱费用共计291美元。

邮轮在日本的横滨市港口靠岸，按照通常惯例，旅客只要在邮船上办妥登岸证件，就可以上岸观光或是购买一些日本小商品。对旅客来说，中途到岸走一走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因此，当邮轮靠岸后，不少人都上岸游览观光去了。而钱学森一家却依然留在船上，他被美政府视为“罪人”（当时的日本横滨驻扎着美军）。

蒋英回忆道：“回国的路上可以说是很不顺利。船到日本横滨时，我们就不敢下船，因为咱们的统战部以钱学森父亲的名义，给我们打了电报，让我们千万不要下船，怕我们下了船会出事。如果出事，美国政府就可以说，你们在日本出事我们不负责任。最后到了香港，地下党怕我们在香港出事，就派了一条船到九龙来接我们。所以，我们在九龙就下船，回大陆了。”

1955年10月1日，船已行至中国南海，恰是新中国的六周年国庆之时。邮轮上的中国人自发组织了一场庆祝会，蒋英放声歌唱，钱永刚和钱永真也表演了节目。钱学森吹起了箫，诉说游子对母亲的思念之情。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和蒋英及年幼的儿女跨过深圳罗湖桥，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蒋英回忆：“到了广州，把我们送到宾馆，小孩还有点不舒服，他们带着钱学森观看市容。然后我们从广州到上海、杭州，最后到北京。”

美国政府无理扣留、没收了钱学森在美国二十多年间积累下的研究笔记、资料和书刊。而他们夫妇的结婚“信物”——黑色三角钢琴以及中国字画等艺术品，在蒋英的据理力争下，最终与他们一起回到了祖国。这架三角钢琴也因此成为钱学森和蒋英历经风雨、沐浴幸福的见证，成为这个家庭不能割舍的“伴侣”。

“我要生活在美梦中”

1955年10月8日，蒋英和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到达香港，同日过国境，抵达广州。

10月10日，钱学森蒋英一家在中科院的朱兆祥陪同下乘坐火车前往上海。10月12日上午，火车抵达上海。

自1947年秋钱学森携新婚妻子蒋英离开上海远赴美国，如今已经整整八年。钱学森与蒋英带着七岁的儿子钱永刚、五岁的女儿钱永真归来，七十四岁的老父亲钱均夫格外高兴，亲自到车站迎接。钱均夫第一次见到孙儿孙女，十分欣慰。尤其高兴的是，翌日——10月13日——正是钱永刚的生日，全家人吃面庆贺。

钱永刚的生日那天，全家人还在上海愚园路家中拍摄了团圆照。钱永刚和钱永真当时一口英语，说汉语反而不利索。

钱均夫为了欢迎钱学森一家归来，特地买了一套钱学森喜爱的复制版“中国历代名画”送给他。

10月15日，蒋英和钱学森带着一双儿女前往杭州。又见西湖，又见方谷园，只是母亲已经故去。他们来到杭州西子湖畔南山公墓祭扫母亲章兰娟和岳父蒋百里的墓，不胜唏嘘。

钱学森一家在杭州游览西湖，会晤亲友，参观访问，逗留了五天，于10月20日返回上海。

10月26日，钱学森一家在朱兆祥陪同下乘坐火车离开上海前往北京。

10月28日，艳阳高照，钱学森一家到达北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周培源、钱伟长、赵忠尧等二十多人，到北京前门车站欢迎。

北京是蒋英的出生地，也是蒋英、钱学森童年和少年时代居住的地方，在他们的心中，这里的大街小巷都曾留下足迹。二十多年后，他们又回到这里，回到这新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倍感亲切。

刚到北京时，钱学森一家被安排住在位于长安街的北京饭店，这里是当时北京最好的宾馆。清晨起床，一家人站在临街的阳台上，向西可以看到金光灿灿的天安门城楼。再向西眺望，晨霭中，延绵起伏的西山群峰若隐若现，它们守卫在北京的西北部，是一条苍翠的自然屏障。向南望去，可以望见高耸的正阳门和崇文门城楼，还有远处天坛祈年殿的蓝色圆顶。一双儿女被北京的风光迷住了，他们兴奋地高呼：

“北京太美了！”

“北京太可爱了！”

10月29日上午，钱学森和蒋英迫不及待地带着儿子女儿步行来到了被世人称之为中国“心脏”的地方——天安门广场。

金水桥畔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古老的天安门城楼焕发着青春，显得异常壮丽。站在天安门广场，望着那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望着那巍峨的天安门城楼，他们仿佛听到了毛主席那洪亮的声音：中華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许多新老朋友来北京饭店与钱学森、蒋英叙旧话友，带给他们激励和鼓舞。随后，蒋英还与钱学森一同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等高校，回访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参观了北京第一棉纺厂，还马不停蹄地参观了“官厅水库模型”“治理黄河展览”“陶瓷展览”“敦煌壁画展览”等。他们对各个行业所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宏伟规划赞叹不已。

回国后，蒋英觉得生活中充满了光明与灿烂。蒋英说：“我回国后第一个感觉就是人民的相貌都改变了，从前从来没有看见有这么健康与快乐的人。”

两三个月后，钱学森一家在北京西郊中关村科学城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正式安家在中关村的科学城。这里虽然远不及美国洛杉矶花园住宅别墅，但却是他们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夫妇俩坐在自家的书案前泡一壶家乡的龙井茶，突然感到生活变得富有情趣了。

回国后的第一个冬天，北京飘起了大雪。适逢周末，蒋英一大早起床，她做好了早餐，开始整理从国外带回来的音乐资料。她欢快地忙碌着，还不时地哼唱着法国作曲家古诺的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咏叹调《我要生活在美梦中》。蒋英非常喜欢这部音乐作品，作品中那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是她一生的追求。钱学森注视着妻子，发现她脸上透露着兴奋，便询问她是不是工作有安排了。

蒋英点点头：“组织上分配我到中央实验歌剧院任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员。”

钱学森问她能不能上台演出，蒋英高兴地笑着说：“当然。”钱学森上前拉住蒋英的手：“祝贺你啊，我们的歌唱家。”

这些年，蒋英一直没有登台演唱的机会，而现在回到了祖国，一切都变了，蒋英希冀着在一片广阔的天地里驰骋。钱学森仿佛又看到妻子身着演出服，在舞台上一展华丽歌喉的美妙场面。

向国防部要丈夫

1956年1月，刚刚回国三个月的钱学森出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他们的家庭生活也不再像在美国那样丰富多彩，钱学森的工作非常忙碌，兩人经常一分别就是数月。蒋英说：“他自从干了这个，打球、照相、画画的爱好都不要了。”

作为中国导弹研制的技术领导人，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钱学森因为工作的需要，经常要到大西北的荒漠第一线去工作，冒着狂暴的黄沙，顶着火辣的烈日，在人迹罕见的大沙漠中风餐露宿，在基地一蹲就是十天半月，甚至几个月。出于保密要求，钱学森出差从来不对家人讲，不留电话和书信。有时，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回来，蒋英问他去哪儿了、为什么瘦成这个样子，他只是淡淡一笑，说一声“没关系，不用担心”。近三十年里，钱学森肩负了很大的压力，那时，他经常神秘“失踪”很长一段时间，家里的事情全靠蒋英。

有一回，钱学森又“失踪”了，一去又是几个月，杳无音信。蒋英急得坐立不安、寝食不宁，她不得不找到国防部五院询问钱学森的消息：“钱学森到哪儿去了？他还要不要这个家？”五院的同志回复她：“钱院长在外地出差，他平安无恙，只是工作太忙，暂时还回不来，请您放心。”蒋英听了心里有数了，具体事情也不再多问了。蒋英回忆起钱学森的“失踪”，有些嗔怨：“那时候，他什么都不对我讲。我问他在干什么，不说。有时忽然出差，我问他到哪儿去，不说。去多久，也不说。他的工作和行动高度保密，行踪不仅要对新闻界、对朋友绝对保密，连对家人也要保密，我一点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后来，她慢慢习惯了。

1960年11月5日，新华社发了一条电讯通稿：我国第一枚“东风一号”近程导弹在我国西北地区发射成功，精确命中目标？？蒋英看到消息，脸上露出了笑容——蒋英猜出了个大概，她想这肯定是钱学森参与的工作。

后来，只要是钱学森穿着大皮袄和大靴子风尘仆仆地回家来，蒋英就猜出来丈夫是到大西北去了。此后，钱学森又有多次“失踪”，每次“失踪”总是给祖国人民带来惊喜。

钱学森对于家里的事情一概不管，蒋英也慢慢习惯了，她越发理解钱学森的工作，觉得不能干扰他。她对钱学森说：“我是搞音乐的，你是搞工程的，那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所以蒋英把全部精力放在了音乐方面，也做出了巨大成绩。

钱学森一生扑在祖国的国防科研事业中，直到1991年，当八十岁高龄的钱学森退休之后，才终于可以与家人在一起享受生活。蒋英说：“一直到他退休为止，我们才能一块去散散步、谈谈话，在那以前我们连谈话的机会都没有。这是应该的，所以说咱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好，连老婆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当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蒋英对丈夫的爱国情怀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钱学森把国家的利益看得至高无上，他以国为重，家为轻；以科学事业为重，以个人名利为轻。他把精力全部献给了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蒋英甘心情愿为丈夫默默付出，不让他有后顾之忧。

钱永刚教授说：“越是在社会大变动的情况下，母亲越是能够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对丈夫、孩子及家庭的责任，越是能够坚定地和丈夫站在一起。”蒋英是如何支持钱学森的事业呢？钱永刚教授说：“很简单，就是不给父亲拖后腿。”蒋英知道钱学森在为国家做科学事业，但具体做什么却从来不打听，她明白其中的道理。她要做的就是照顾好钱学森的生活起居，照顾好家庭，免除丈夫的后顾之忧。当时钱永刚的爷爷也跟着他们一起生活，所以蒋英担负着照顾三代人的生活。为了让钱学森专心致志做好自己的工作，蒋英把家中的大事小情都承揽下来，不让钱学森为这些事情费心、费时间。

在钱永刚教授的印象中，母亲在家的时候总是忙忙碌碌。除了自己的工作，她还要管好家。当时，家中是上有老下有小，蒋英一边要督促两个孩子学习，一边还要照顾钱学森的父亲和自己的母亲，同时还要记挂着钱家的生活事务，所以很是操心。

蒋英把家管理得井井有条，不但孝敬老人，而且还把家里的工作人员团结得特别好。钱永刚教授还记得，小的时候，每到过年的时候，母亲都会给家里的秘书、司机、警卫员、炊事员等送过年礼物，这些事情常常是让钱永刚去做的。那时，钱永刚很不解，为什么要给这些人送礼物呢？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钱永刚明白了。他们家的炊事员十五岁做学徒，因为出来工作早，没有读什么书，他便在学做菜的过程中，将心得体会用自己看得懂的符号写在笔记本上。钱永刚知道后，心中有种小小的优越感，觉得自己比炊事员有文化，所以尽管炊事员饭做得很好，他也有些看不起对方。有一天，炊事员和钱永刚聊天，说：“永刚，你也是读书识字的，问你个问题，为什么你爸爸妈妈在吃饭的时候穿的衣服都很整齐？”这个问题还真的一下子把钱永刚教授问住了，他坦承自己不知道。炊事员告诉钱永刚，那是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表示尊重。

从这件事以后，钱永刚心中再也没有过去那种小小的优越感了。后来他明白了，父母之所以过年过节给工作人员送礼物，是从内心里尊重他们的劳动。后来钱永刚担任钱学森图书馆馆长，过年过节，也不会忘记给馆里的职工发礼物、发短信。

蒋英对于科学家丈夫的理解和支持无时不在，以致有人说蒋英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幕后功臣”。如果说钱学森是一座高山，那么蒋英就是潺潺的流水。高山流水，相知相伴，他们用一生演绎了一曲和谐的科学与艺术的二重奏。

“航天之父”的音乐之神

常人看来与科学完全不搭界的音乐、绘画、摄影、文学等，却与钱学森如影相随，成了他的终身爱好，且有较高造诣。

钱学森对文艺的热爱得益于他受到的早期教育。父亲钱均夫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教育学，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一面让钱学森学理工科，走技术强国的路，一面又送他去学音乐、绘画等。

钱学森年轻时就特别喜欢贝多芬的乐曲，学过钢琴和管弦乐，对我国古代诗词也有极大兴趣。在北师大附中读高中时，师从著名国画大师高希舜学画。钱学森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同时也是交大管弦乐队的重要成员，圆号吹得相当好。

1930年，钱学森在读大学的时候，就知道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音乐于培养人的联想与想象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而科学家如果缺乏联想与想象能力是难有成功的。”爱因斯坦钢琴弹得不错，小提琴拉得相当好。据说在他研究相对论的日子里，正是在弹奏了一番钢琴后激发了灵感而解决了難题。大学暑假，钱学森在家养病时，既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布哈林的《唯物论》等书，又看了一些西洋哲学史，还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交大毕业前夕，他在《浙江青年》杂志上发表《音乐和音乐的内容》一文，探讨如何欣赏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乐作品。

“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钱学森常说，他在科学上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就，得益于小时候不仅学习科学，也学习艺术，因而思路开阔。

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和工作期间，钱学森除了参加美国物理学会、美国航空学会和美国力学学会之外，还参加了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在这个协会里既有西装革履的科学家，又有留着长发、不修边幅的艺术家。数十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钱学森感慨万千：“我们当时搞火箭时萌生的一些想法，就是在和艺术家们交谈时产生的。”

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也很鼓励他“不务正业”，听说他爱好绘画、音乐、摄影等，还被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吸收为会员，非常高兴，卡门认为这些才华很重要，在这方面钱学森比他强。

共同的艺术情趣是蒋英和钱学森相互关怀、相互爱恋的沃土。钱学森和蒋英自幼都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和家庭教育。1947年，他们在上海喜结良缘，后来钱学森用一架黑色三角钢琴作为结婚礼物。

每当蒋英忆及往事，仍回味无穷：“那个时候，我们都喜欢哲理性强的音乐作品。我们常常一起去听音乐、看美展。我们的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 听音乐、看美展，两人的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

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遭受美国政府软禁的艰难岁月，夜里，当孩子们入睡以后，有时他们也悄悄地欣赏贝多芬、海顿、莫扎特的交响曲，感受那与命运顽强抗争呼唤。常常钱学森吹竖笛，蒋英弹吉他，两人共同演奏古典室内音乐，排遣孤独和烦闷。乐观地面对人生，这也许就是贝多芬所要证明的“音乐是比一切智慧和哲学更高的启示”。

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在论述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时说：“科学与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是真理的普遍性。” 然而，堪称科学和艺术完美联姻的典范则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和中国“欧洲古典艺术歌曲权威”蒋英的结合。蒋英和钱学森的结合正是这种理想境界的最佳注解。

回国后，钱学森立刻投入到研制中国“两弹一星”的工作中。那时，中国的航天事业刚刚起步，一切都是从零开始，钱学森既要到科学技术大学讲课，又要去沙漠基地，特别忙碌。然而，即使工作千头万绪，钱学森也会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做蒋英的忠实听众。每每蒋英在家中客厅的三角大钢琴前弹琴歌唱，钱学森常常驻足聆听。也许，就在这一刻，他的思维在歌声中展开了想象的翅膀。

1982年，钱学森提出建立“文化学”的理论。他说：“精神财富的创造是一种事业与产业？？我们要研究创造精神财富的全部学问？？建议称这门学问为文化学。文化学是关于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基础理论。”

钱学森生前多次提到妻子蒋英对自己科学事业的帮助。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钱学森在与《文艺研究》编辑部同志座谈时就谈到他和蒋英就科学技术与文艺关系的共同探讨。他以与蒋英之间几十年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精神碰撞产生理论升华为例说：“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文艺的表达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工具，”而且“还有可能产生新的艺术部门。”“科学技术现代化一定要带动文学艺术现代化。”

在钱学森眼里，妻子的歌声犹如爱因斯坦的那把小提琴一样神奇。晚年的钱学森，站在世界高科技发展的前沿，总结了现代科学发展的成果，提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构想。他认为文学艺术在整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其内容、思维方式与科学技术是互相贯通、互相促进、融为一体的。“几十年来蒋英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正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使得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蒋英与钱学森一个献身科学，一个从事艺术，双方并没有因在各自不同领域而“隔江相望”，反而互相促进、共同启发。谈到文艺对科学思维的启示和开拓时，钱学森深有感触地说：“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

数十年后回忆往事时，钱学森曾感慨：“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他与歌唱家蒋英的结合，堪称“科学和艺术的完美联姻”。

蒋英与钱学森曾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对发展音乐事业的一些意见”。这篇文章谈的是怎样吸收西洋音乐的长处，怎样继承我国民族音乐遗产等问题。共同的爱好使钱学森与蒋英的感情生活更加温馨和谐，多姿多彩，也使他们各自的事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蒋英的影响下，钱学森对科学与艺术的思考结合得更紧了。钱学森写了许多关于美学、文艺学和社会主义文化学以及技术美学等方面的文章，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钱学森对文学艺术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写作了《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一书，书名正是蒋英拟定的。

在庆祝蒋英执教四十周年活动中，八十八岁的钱学森写来书面发言，他说：“我和蒋英结婚已五十二年了，这真是不平静的五十二年？？我在这里特别要向同志们说明：蒋英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和启示，这实际上是文艺对科学思维的启示和开拓，这就是艺术对科技的促进作用。”

蒋英说过：“其实回国以后，我们很少在一块儿。他常年不在家，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有时回家待不了一天又走了。我呢，一心一意搞教学。我们没有机会坐一块儿聊这些问题。我自己觉得，学他的科学方法比较少，很惭愧。我退休以后，回想自己当系副主任时，如果学会他的那种科学管理方法，可能会干得更好。”

钱永刚说过：“父亲一直告诉我们：科学家需要艺术修养，艺术家需要科学思维，科学与艺术相辅相成，可以综合创新。”晚年时的钱学森还不住地感慨：每当听到蒋英的歌声，就能感到一种美好的赐予。

温馨的晚年生活

有記者问蒋英：“钱老是科学家，您是音乐家，在事业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那在生活中会有什么矛盾吗？”

蒋英回答道：“钱老是科学家，我是音乐教授，不敢称‘家。他懂音乐、懂艺术，他学习理、工、文、艺，会绘画、摄影。我很尊敬他，很佩服他。他给我的影响很大，支持我的工作，也帮助我。我们两个人相互理解、互相支持，六十二年来几乎未吵过什么嘴。”

走下讲台的蒋英，同样是一位称职的好妻子、好母亲。她与钱学森先生相濡以沫数十载，在钱学森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忙碌、耕耘时，她在背后默默支持他。

这个艺术家与科学家结合的家庭，夫妻关系十分融洽。1957年春节期间，《新观察》杂志的记者两次到钱学森家里采访。1957年第3期《新观察》杂志刊登了《钱学森的一家》，文章说：“钱学森回国以后就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领导工作，蒋英是中央实验歌剧院的演员。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叫永刚，一个叫永真，因为蒋英的工作也很忙，所以两个孩子由保姆带着。我那天去看钱先生，他和夫人都不在家，便和他们的保姆聊了一会儿。据他们的保姆说：‘钱先生的作息时间掌握得很有规律，每天准时上班，有时候走得很早。下班回来吃晚饭，饭后和孩子们玩一会儿，然后，多半再回到研究所做事情，不然，就关在书房里看书、写东西。钱夫人每星期有两天在家里教学生，余下的时间到城里上班，有时候夜里很迟才回来。星期日，她经常和钱先生带着孩子进城看望钱先生的父亲和钱夫人的母亲。如果不进城，钱先生就在书房里工作，而钱夫人就在客厅里弹琴练唱。我觉得很奇怪，难道钱先生不怕吵吗？保姆说：‘呶，钱先生很喜欢音乐的，每逢钱夫人表演，钱先生一定要进城去听，实在抽不出时间来，钱夫人就用录音机录下来放给钱先生听，请钱先生提意见。有时候，钱先生还要求钱夫人把演出的节目预先唱给他听。他们在一起讨论问题，我虽然不懂，可是听得出他们讨论的都是音乐上的问题。我们恍然大悟，原来钱先生还是一位颇有修养的音乐欣赏家！”

几十年来，他们夫妇不仅事业成就辉煌，而且堪称做人的楷模，夫妻相敬相爱的楷模。钱学森不止一次对蒋英说：“你们搞艺术的人需要灵感，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因此，尽管钱学森那么忙，他还不时抽时间参加文艺界的一些会议，谈谈一己之见，并经常为文艺刊物撰稿。钱学森晚年在《文艺研究》上发表的文章《灵感是潜思维》，观点颇为新鲜，无论对文艺领域或科学领域的学者来说，都是很有启发性的。

在蒋英和钱学森退休之后，蒋英常常听到丈夫在轻声哼唱勃拉姆斯的一组套曲。勃拉姆斯花费了十六七年的时间完成套曲写作，包含“悲怆”“田园”“英雄”和“帕萨卡利亚”四个主题。这组套曲包含着人类对于生与死的认识和理解。所以，我们不难理解钱学森为什么做人那么坦诚、洒脱、质朴、幽默，治学如此勤奋，热爱祖国、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又对名利极为淡泊。

钱学森还喜爱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在钱学森看来，贝多芬不仅是作曲家，还是音乐诗人、音乐哲学家。他说：“贝多芬的最大成就就是让音符述说哲学、解释哲学，使音乐成为最富于哲学性质的艺术。贝多芬总是用音符讲述情感，启迪人类的灵性，感发人类的道德和良心。”

在歌剧《钱学森》中，钱、蒋二人六十二年的爱情生活被一一浮现。

“你好啊。”他下班回来，第一件事情是向在琴房的妻子说“我回来了”。“好啊。”蒋英停止弹奏，微笑着向丈夫“回礼”，道一声“辛苦”，再继续教学。

在歌剧中扮演蒋英的祝爱兰记忆里，钱老和蒋老师说话温柔、和蔼，让人觉得亲近。钱学森说，“祝爱兰，你先唱着”，就转身去了书房。 “钱老给我的印象就是特别和蔼，一直笑眯眯的，但是他真的也特别忙”，祝爱兰说，“老师两口子都是南方人，吃的是普通的四菜一汤，但碗碟看着都很‘秀气。”祝爱兰时常被蒋英留在家中吃饭，蒋老师还会提前打招呼，“今天祝爱兰来，加个菜”。

“蒋英家吃饭时间都是按时按点的：早饭7点开，午饭12点开，晚饭晚上6点半开。”吃饭时，钱学森有时会问起祝爱兰的学习情况。

有一次，钱学森问祝爱兰是如何安排自己日程的。祝爱兰回答，会提前把下一个星期的事情做出计划来。“对！就应该这样提前做准备，有计划、有条理，很好。”钱学森相当满意这个答案。祝爱兰回忆，钱老本身就是一个工作和生活都相当严谨的人。她能感受到，钱老对来家中学音乐的学生有着一种“爱屋及乌”的情感，没有拿孩子们当外人。

在祝爱兰面前，蒋英和钱学森似乎言语不多，但细心的祝爱兰总能发现，两人总是经常对视，微微一笑，眼中包含着夫妻之间不用言语就能体会到的甜蜜。两位“大家”的情感表达，并非轰轰烈烈或者缠绵悱恻，两人简单的一颦一笑就能让身边的人感受到属于夫妻间的别样表达。

晚年的钱学森在病床上躺了很长的时间。每天，工作人员给钱学森读报纸时，蒋英总是默默地陪在旁边。这一场景，祝爱兰时常得见。“房间里很安静，只有读报纸的声音。老师望着床上的钱老，嘴角漾起浅浅的笑容。”静静看着这一幕的祝爱兰觉得： “很静谧甚至有种很圣洁的感觉 ，谁能不动容？”

蒋英活到了九十三岁高龄，钱学森年长蒋英八岁，活到了九十八岁高龄。这对传奇伉俪，何以能够同享高寿？细究之，或许用音乐陶冶心灵，功不可没。古语有云：“致乐以治心。”音乐，作为美妙的心灵语言，可以帮助人调整心理活动，恢复平衡，从而用乐观开朗的情绪去战胜疾病。

钱学森和蒋英能够携手人生百年，爱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便到了腿脚不便的晚年，夫妻俩仍然每天坚持手牵手散步，生活中处处透着恩爱。钱永刚十分感慨：“父母的爱是一种无言的陪伴。”

2001年10月，香港霍英东奖评奖委员会授予钱学森“霍英东杰出奖”，奖金港币一百万。

2001年12月7日，恰在钱学森九十大寿前夕举行颁奖仪式。钱学森因行动不便不能亲自去领奖，委托蒋英和儿子钱永刚前去领奖。临行前，蒋英、钱永刚向钱学森辞行，钱学森十分高兴，看着穿戴得体的老伴儿，笑眯眯地说：“你去领钱？”

蒋英说：“是的，我把支票领回来。”

钱学森又对儿子说：“你去领奖状。”

钱永刚说：“是的。”

钱学森幽默地说：“那好，你要钱，我要蒋。”

家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钱学森自己乐了。原来，他说的钱可不是金钱的“钱”，而是他这个姓“钱”的人；而他要的是姓“蒋”的蒋英，并不是奖状的“奖”。回过神来，大家都乐了。

没过多久，蒋英领回的一百万港币被她捐了出去。蒋英曾说，“一个科研人员如果满脑子都是金钱、荣誉、地位这些东西，即使他很聪明，也成不了大器”。

作为和钱学森相伴六十二年的妻子，蒋英的内心也有一份愧疚。蒋英说：“他很懂美食，可惜他没这个条件，一辈子没吃过美食，至少是很少。我很可怜他，因为我不会做美食。” 但是自回国后钱学森对妻子蒋英更感到惭愧和抱歉，他觉得自己从未有时间好好陪伴她。

中国航天“功臣”的离去

如果说钱学森像一颗科学的巨星在闪耀，那这光环背后承载的便是夫人蒋英的支持与坚守。作为中国航天“功臣”钱学森的妻子，蒋英一直默默站在丈夫的背后，这也就保证了丈夫能全身心地投入他的事业，为国家、为民族建立了丰功伟绩，可谓是中国航天科学事业发展的“幕后功臣”。“你的决定是正确的，我永远伴随在你的身边！”蒋英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一直陪伴钱学森身边。

生活中，对丈夫的事业，蒋英是理解和支持的，她除了自己的工作，还要管好家。钱学森一心扑在工作上，对家庭琐事一概不闻不问，他把工资交给蒋英，一切由她打理。蒋英对钱学森可以说百依百顺，钱学森在家里也是一个“绝对权威”，说一不二。大笔的稿费、百万的奖金，钱学森说捐出去，蒋英坚决支持。生活中钱学森若有考虑不到之处，蒋英都悄悄地弥补了。

当时，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幸好两个孩子学习都比较好，无须蒋英花太多心思，但两位老人——公公钱均夫和妈妈蒋左梅都年过古稀，时常生病住院，需要人照顾。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晚年生病卧床，全靠钱学森的妹妹钱月华陪伴照料。那时蒋英要天天上班，钱学森科研担子很重，连抽空去看望父亲的次数都不多。老先生病重时曾对儿媳蒋英说，他走后要好好感谢月华。1969年钱均夫去世，老先生所在单位中央文史馆给他补发了三千多元工资。蒋英想按照公公遗愿，把这三千多元钱给钱月华，但钱学森不同意。钱学森觉得父亲已多年不上班，补发工资完全是組织上的照顾，这个钱做儿女的不能要，应退回文史馆。于是钱学森给文史馆写信退款，但文史馆拒收，最后他把钱以个人党费的名义交给了自己所在的党小组。蒋英知道拗不过丈夫，一切按他的意思办，但内心一直觉得对不住妹妹月华。钱月华的女儿结婚时，蒋英赶忙取出三千元钱送去，并对她说：“你哥哥的为人你是知道的，他总是一心想着国家，从不考虑个人和家庭。在爸爸去世这件事情上，哥哥嫂子对不起你，这三千元请你收下，给女儿置办点东西。”

后来，钱学森时常生病住院。一次，他在病床上和蒋英说起父亲当年生病住院的事，愧疚自己没有时间陪伴爸爸，也对不起妹妹月华。蒋英这时才对丈夫说：“月华的事我已经代你弥补了，她女儿结婚时，我送去三千元，并向她赔了不是。”钱学森点点头说：“你办得好。”

蒋英十分识大体。有人给钱学森写信，想走蒋英的“后门”，蒋英一看是工作问题，便把信转给钱学森的秘书。她说：“老伴儿给我交代过，他不让我干预他工作上的事，这些信我不能直接交给他，还是由你处理吧！”

蒋英还把家里的工作人员团结得非常好，使每个人都高高兴兴在钱家工作。逢年过节，她都会想到给他们送点礼物。20世纪80年代初期，物资供应还比较匮乏，市场上什么鸡呀鱼呀都不好买到，蒋英会给他们家中送去一条鱼或一只鸡，这在当时也算是稀罕物品了。蒋英听说钱学森的秘书抽烟，便送给他一条“大中华”，让秘书很感动。

蒋英对家里的工作人员都很好，对小战士们也十分爱惜，即使有什么缺点或不周之处，她的批评也很温和。一个新来的炊事员天天给钱学森炒西红柿鸡蛋，蒋英也只是轻轻说一句：“你是不是只会炒西红柿鸡蛋呀？”逢年过节，蒋英总要和家里的工作人员热闹一番，自掏腰包请全体人员“大撮一顿”。吃饭时她和战士们碰杯、说笑，气氛相当活跃。

2009年10月31日8时6分，钱学森安静地离开了人世，享年九十八岁。就这样，在平淡又多彩的生活中，蒋英与钱学森相互依靠走了六十二年。

涂元季回忆：“我清楚记得，2009年10月31日钱老去世。当301医院的医护人员停止抢救，整理好遗容以后，蒋英第一个进来和老伴儿告别。只见她摸摸钱老的脸，拉拉钱老的手，嘴里喊着：‘学森，学森！她没有落泪，在众人面前一直保持着高雅的风度，其实内心已十分悲痛。因中央首长们即将来告别，我们请她到隔壁房间休息。中央和部队领导向钱学森告别后，都要来安慰蒋英。她也显得十分镇静、得体，对大家一一点头道谢。当所有领导告别结束以后，我才走近钱老，向他老人家深深地躹躬，然后去看望蒋英。她依然那么镇定自若地坐着，拉着我的手说：‘涂秘书，这二十多年辛苦你了，老伴儿对你很满意，时常在我面前夸你。你对他工作生活照顾得那么好，我要谢谢你。这么多年来我从没把你当外人，你就是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听到此，我忍不住热泪盈眶，哽咽着说：‘钱老不仅是我的首长，更是我恩师，他就是我的亲人。当大家劝蒋英回家休息时，她站起身说：‘我想再看看老伴儿。于是我们扶她再进病房，她拉着钱老的手，贴着老伴的脸，在钱老耳边轻声说：‘学森，学森，你好好休息吧！在场的人无不动容甚至哭出了声，但蒋英还是忍住了眼泪。”

涂元季回忆，一次在蒋英病重住院期间，他前往探望，蒋英执意要穿好衣服，坐上轮椅，到病房的阳台上和他谈话。“一坐好，她便亲切地对我说：‘你今天来看我，我要跟你说几句心里话。我觉得老伴儿晚年遇到你这个好秘书、好助手，那是他的福气。我想插话，但她摆摆手，不让我插话，继续说：‘你不要客气，我还不糊涂，心里很明白。你编了那么多他的书，又写了那么多文章，还花了那么大力气参与上海交通大学纪念馆的建立，又到全国各地去做报告，介绍他的事。要不是你做了這么多工作，谁了解他？别的著名科学家去世好几年了，不也无声无息，没谁再记住和提起吗？我心里很明白，这都是你的功劳。这几年你为他的事累得生病，我看着也心痛呀！说到这里，我感动得几乎又要流出泪来，赶忙说：‘应该说遇到钱老是我的福气。我从钱老那里不仅学到许多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做人的道理，使我终身受益。”

蒋英不仅支持丈夫钱学森的科技事业，而且对科学工作者的艰辛十分关心和理解，她曾以巨大的热情，不顾连续几个月的劳累，参与组织、指导一台大型音乐会——《星光灿烂》，歌唱航天人，献给航天人。蒋英将钱学森生前两万余册藏书，大量珍贵的证书、奖章、手稿等无偿捐赠给钱学森图书馆。蒋英深明大义，她觉得钱学森不仅属于她的家庭，更是属于祖国、人民和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