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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五个发展理念”引领西部民族地区精准扶贫

2018-07-10张莹莹

智富时代 2018年4期
关键词:西部地区精准扶贫

张莹莹

【摘 要】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通过近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西部民族地区要在2020年完成脱贫并建成小康社会任务迫在眉睫,但是,长期以来传统扶贫工作中出现的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的问题较为突出,精准扶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西部民族地区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关系到全国小康社会建设的成败,“五个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以其为指导引领精准扶贫工作势必为西部民族地区脱贫奔小康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关键词】五个发展;西部地区;精准扶贫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人口达一亿多,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民族地区的全面脱贫成为扶贫攻坚战取得胜利的关键,而少数民族多聚居的西部民族地区成为扶贫工作的最前线。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就是包括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内的全面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贫困地区的脱贫成为最艰巨的任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重点和难点所在,短板若是补不齐就会影响到整体。实施精准扶贫,有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扶贫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帮助贫困地区人民脱离贫困奔小康,早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所在,从而实现共同富裕。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全体人民的富裕。

“五个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植根于中国国情的又一步的丰富,适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事业中。圆满完成十三五规划所制定的各项目标,就要求我们以这“五个发展理念”为思想旗帜。“五个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化,也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总结的集中体现,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系统性、引领性的特点。西部民族地区贫困属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下出现的一个问题,理应也由“五大发展理念”作总指导。而当前精准扶贫到了发展的攻坚期,2015年12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以“五个发展理念”引领西部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有着深刻重要的意义。

一、西部民族地区开展精准扶贫的内涵

西部民族地区作为我国政府为主导的反贫困历史进程中的主战场,随着我国反贫困总体战略的演变,也大致了三个发展阶段。建国初期,扶贫方式主要采取以实物救济为主的“输血式”救济扶贫,当时我国农村处于普遍贫困状态,国家针对的扶贫对象是整个农村社会和全体农村居民。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大多数农村地区摆脱了贫困,但仍有一些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等多种原因依然处于贫困状态。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为提高扶贫精准和减贫效果,国家扶贫战略开始向“造血式”方向转移,而且将扶贫对象瞄准到贫困县,通过发展县域经济支柱产业,逐步形成贫困区域和贫困家庭的自我发展能力,依靠自身力量解决温饱、脱贫致富。但是进入新世纪,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分布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尤其是向村级集中。[1] 2001年,国家颁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标志着我国扶贫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反贫困政策更加注重调动贫困者自身的反贫困积极性,重视贫困户在扶贫项目中决策、实施和监督整个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扶贫工作向精准化方向发展。

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展精准扶贫更是必要的。精准扶贫,是相对于粗放扶贫而言,对不同的贫困区域和不同的贫困户的真实状况,采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的有效扶贫方式。在西部民族地区实施精准扶贫,就是要结合西部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包括贫困户所处的自然环境、宗教信仰、文化背景、生活习俗等各方面统筹考虑,除了以经济指标作为扶贫的标准外,还要考虑到更为细致化、人性化的因素,要建立起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消除致贫的因素,防止再次贫困。

贫困的表现一样,但是致贫原因大都不同,技术、资金、经营能力、突发事件等都有可能导致贫困,这就要求扶贫措施要差异化、造血化、创新化。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资金投入只是“治标不治本”。扶贫过程的完成不仅仅是从制定到实施这一过程,而应该是制定—实施—评估—再实施—再评估循环往复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精准扶贫的效益。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我国具备了全面脱贫的物质基础。只有通过精准扶贫,才能阻止贫困现象的代际传递,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后亟需转变的社会扶贫方式。“精准扶贫”就是扶贫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后,实现从“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的转变,从“粗放式”向“精准化”转变,改变过往扶贫中不同程度存在的“扶贫方式单一”“扶贫对象缺乏识别”“扶贫工作缺乏连贯性”“等靠要思想严重”等问题。

二、“五个发展理念”对于西部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重要意义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2]精准扶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任务,同样需要以“五个发展理念”作为行动工作的先导。

“五个发展理念”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为解决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应运而生的,深化了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创新、协调、綠色、开放、共享”

这五个发展理念,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相适应,同实现“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相契合,同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在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的新期待相呼应,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7年来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我国发展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

我国一直对扶贫工作高度重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相继颁布和实施,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2012年国务院扶贫开发组发布的《国家扶贫开发发工作重点县名单》中显示,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分布在21个省、市、区,而西部少数民族八省区有232个,比重占全国的39.19%。其中,西藏整体区域进入国家扶贫序列。341个民族自治贫困县(西藏在内)分布在全国17个省级行政区内,西部少数民族八省区占了267个,占全国的78.3%。[3]

但是新时期下,西部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亟待解决,但是扶贫开发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贫困人口数量较大,返贫人口数量较多;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文化教育滞后,社会发育程度较低;产业结构比较单一;土地贫瘠,资源承载能力有限等等。精准扶贫犹如“方法论”为西部民族地区扶贫开创了新方式,而方法论离不开科学的“世界观”的指导,“五个发展理念”对西部民族地区来说就是这样的“世界观”。

“五个发展理念”是一种理论,而西部民族地区扶贫是实实在在的实践活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既是理论的需要,也是实践的需要。从理论方面来说,不和实践结合的理论是空洞而没有说服力的,任何理论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业,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从而获得丰富和发展。从实践方面来说,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而没有方向的。若是没有理论指导的盲目实践,那就是“盲人骑瞎马,夜班临深池”,即便勇气可嘉,确实鲁莽而不可取。因此,“五个发展理念”的生命力就在于指导和引导实践,在西部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上,就是指导我们科学地进行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要想最大程度地发挥“五个发展理念”的指导价值,就必须把这些理念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中去,才能尽快使“五个发展理念”落地生根。以“五个发展理念”作指导西部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还要清醒地认识到,“五个发展理念”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在实际的工作中,要作为一个整体统一地贯彻实施,而不能顾此失彼,更不能相互代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五个发展理念”作为指引西部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的指南针,要制定好整体方案和策略,坚持以问题为牵引,用“五个发展理念”审视精准扶贫的发展实践,衡量精准扶贫的各项措施,查找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作出调整和完善,着力解决精准扶贫中出现的问题。

西部民族地区的贫困形势仍很严峻。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重要的目标和内容就是要让十几亿的中国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基本消除农村极端贫困人口,人均每日生活支出不足1美元的人口由2005年的1.49亿人口左右减少到2020年不足500万人,相对贫困人口(人均每日生活支出不足2美元)比例减少一半以上。[4]而西部民族地区想要在2020年达到这样的目标时间紧迫任务繁重,精准扶贫为打赢扶贫攻坚战提供了创新性的新方法,而以科学的“五个发展理念”为引领犹如指明灯为精准扶贫确立思想旗帜,少走弯路,建成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美丽西部民族地区。

三、以“五个发展理念”引领西部民族地区精准扶贫

“五个发展理念”是2015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中提出,全会强调了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五个发展理念”的贯彻实施,关系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完全实现,而只有打赢扶贫攻坚战,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意味着“五个发展理念”作为思想总领和行动指南,必须深入到扶贫的每个阶段中去。

创新发展理念是五个发展理念中的总方向和总钥匙。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精准扶贫的提出本身就体现着创新精神,它是与传统上粗放扶贫所不同的一种新的扶贫思路和方法。长期以来,中国的农村扶贫的主要特点是区域瞄准,没有识别到户。[5]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主要扶贫对象是国家或省确定的贫困县,2001年开始将扶持的重点转向15万个贫困村,2011年,国家又确定了14个连片特困地区。[6]可以看出,传统上的扶贫方式主要是贫苦地区的整片区域为扶持对象,这是由当时的各种社会和自然条件所决定的。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最主要的陆上边疆区域,少数民族分布广泛,民族自治区域面积广阔,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丰富,但是也存在着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突出问题,而且受自然环境限制和社会历史条件影响,反贫困任务具有艰巨性。贫苦人口的区域集中性是传统上的粗放扶贫自有其合理性。一方面,扶贫初期,西部民族地区在整体上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贫困人口所占比重大,尽管当时扶贫开发主要是以贫困区域而不是家庭和个人为对象,也能使大量的贫困人口受益。另一方面,受信息收集的影响,对贫困区域的识别难度小,而且西部民族地区扶贫在当时的紧迫任务是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来提高当地的农业与非农业生产效率,从而使贫困人口能以高效率的创收活动来增加收入摆脱贫困。改革开放30年来,西部民族地区扶贫工作成效效果显著,据统计,全国五个自治区和三个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省(云南、贵州、青海),贫困人口由1995年的2086万人下降到1999年的1185万人,四年减少了90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995年的15.6%下降到999年的8.7%,到“十五”末下降到6.2%;2006年,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由2002年的1322万人减少到1211万人。[7]

但是新时期下,随着全国经济社会发展迈入新常态,社会扶贫方式也亟待改变,通过经济增长来推动西部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脱贫的效果将会减弱,不仅如此,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和具有更强减贫效益的农业GDP所占比重的减少进一步降低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而创新性地提出精准扶贫也应运而生。扶贫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后的新背景下,“精准扶贫”以“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以“粗放式”向“精准化”转变,从而改变过往扶贫中不同程度存在的“扶贫方式单一”“扶贫对象缺乏识别”“扶贫工作缺乏连贯性”“等靠要思想严重”等问题。这些变化中充分体现了创新发展思路对扶贫工作的重要作用。

“五个发展理念”中的“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协调发展要求西部民族地区精准扶贫要做到统筹兼顾各方面发展,才能奏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交响曲、民族伟大复兴进行曲。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是要增加人民收入和促进经济发展,文化发展、法制健全、生态保障以及社会和谐同样要协调兼顾、全面发展。西部民族地区人民多宗教信仰,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来说,新疆到2020年要实现脱贫人口260余万人口,南疆四地州、特困山区、边境地区是新疆脱贫攻坚的主戰场,而这些地区宗教氛围多浓厚。新疆是个多宗教、多民族并存的地区是由来已久的,在伊斯兰教未传入新疆以前以前,祆教、摩尼教、佛教、景教等都曾盛行过新疆地区,而目前来看,新疆主要流行的是伊斯兰教。对于维吾尔民族来说,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深刻影响着维吾尔族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尤其是伊斯兰教对于商业的推崇更是从其创立时起就强烈表现出来了。伊斯兰教作为穆斯林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对维吾尔的绝大多数成员的影响尤为的根深蒂固,对于各种重大社会变革,倾向于从伊斯兰教寻求“合法性”。要打赢新疆民族地区扶贫攻坚战,就必须注意扶贫工作中要与宗教、文化背景相协调,才能保证民族团结、共同富裕。西部民族地区扶贫工作以协调理念为引领,就要把各类社会问题与精准扶贫工作放在同一个大框架下,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各方面、各环节、各因素协调联动,以扶贫工作是一个整体协调的有机体为指导去精准扶贫,针对目标全面发力,又要绵绵发力久久为功,才能真正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实现西部民族地区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

绿色是生命的颜色,西部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只有以绿色发展为指导才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西部民族地区幅员辽阔、自然资源富集,大多地处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源头,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屏障;既是生态脆弱地区、生态敏感地区、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区,也是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贫困地区。[8]绿色发展理念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价值取向,以绿色低碳循环为主要原则,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本抓手。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脆弱,不合理的发展方式将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易陷入“环境脆弱——贫困——掠夺资源——环境退化——进一步贫困”的困境。要以绿色发展理念指导西部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就要更加注重“开发”与“保护”的统一,充分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是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探索“发展”与“保护”有机结合的新路子。解决贫困问题,就是要将生态环境优势,通过科学地、可持续性地产业开发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发展成果,带动贫困群众找到一条生态友好型的绿色脱贫之路。

西部民族地区脱贫与绿色发展具有一致性。这就要求西部民族地区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業、生态林业、生态旅游业,促进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注重贫困人口观念转变,发展生态文化,实事求是地实现贫困地区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走一条人口、资源与环境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建设美丽西部。

开放发展是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大势的先进理念。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新亚欧大陆桥、中巴、孟中印缅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建设,充分体现了开放式发展理念。而西部民族地区正处于“一带一路”走廊中。“一带一路”是提升我国经济和能源安全,构建合作共赢的世界经济新秩序的重大构想;是打破国内东中西部之间的区隔,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摆脱梯度发展格局,拓展对外开放战略空间的重大历史机遇。这一战略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又一次机遇,对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释放题量巨大、体量空前的潜能。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将有力地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尽管以国家力量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从未间断,但是,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的绝对差距的扩大,交通基础设施落后,自我发展能力不强等状况迄今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将使得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发生巨变,由原来的东部沿海绝对主导,向东西两翼展开逐步过渡。这样,西部民族地区将一跃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这就给其精准脱贫带来了巨大的新机遇。

同时,精准扶贫更需要开放思维。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一书中通过闽东畲族进行剖解麻雀式分析为例说明了扶贫与开放的辩证关系,认为发展要走一条“双向开放”和“双向开发”的道路。这里所说的“双向开发”,就是资源和市场同时开发;而“双向开放”则是对内、对外同步开放。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能只靠本民族的力量。只有处于开放交流之中,经常与外界保持经济文化的吐纳关系,才能得到发展,这是历史的规律。[9]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梦,还有更为实在的内容。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

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以共享为发展理念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精准扶贫,要使共享与社会公平正义相互依托,共享要求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体现统筹兼顾、追求普遍受益,这样的发展状态是以社会公平正义为前提的。推进扶贫脱贫,缩小收入差距。共享不是搞平均主义,共享承认差距,但要求把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防止贫富悬殊,尤其要努力消除贫困。共享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但也应认识到,从共享走向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过程,任重而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促进共享发展、精准扶贫,既要明确方向和目标,也要把握好阶段性特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走向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 王亚玲.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对策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1):88-91

[2]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5.11.04

[3]数据来源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名单和民族自治地方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名单

[4]胡鞍钢.2020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49-50

[5] Park A. Wang S. And Wu G. Regional poverty targeting in China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2,86(1):123-153

[6]数据来源《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

[7]魏武.李菲.各民族共同发展的辉煌篇章——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综述[N],人民日报2008.04.30(4)

[8]杜受祜.“绿色GDP”引领西部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C].四川:首届九寨天堂国际环境论坛论文集,2005:358-360

[9]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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