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丽 张倩

【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中美之间的贸易逐步出现更深入的合作与发展，同时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频繁的贸易摩擦严重影响两国进一步的合作发展。但传统贸易数据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虽顺差在中国，利益却更多的流向美方市场。本文站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角度上，从增值贸易，环境逆差两个方面客观分析两国在双边贸易中的所得利益，结果显示，巨大的贸易顺差为我国带来巨额外汇，增加就业机会，拉动经济增长，但同时也承受环境逆差带来的压力；美方在贸易格局中享受着高附加值产品的超额利润及环境的保护与资源的节约。

【关键词】贸易失衡；全球价值链；增值贸易；环境逆差

一、中美贸易失衡现状

近年来，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在持续扩大，美国对中国贸易依存度不断上升。而美方不断以中美贸易失衡为由限制两国正常贸易导致贸易摩擦频繁发生。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全年，美国对中国出口总额为2824.7亿美元，自中国进口总额为5056.0亿美元，逆差额高达3752.3亿美元，进而使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地。巨大的贸易顺差所引发的贸易失衡相关问题都逐渐浮出水面。

今年四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美贸易失衡给美国带去不公平，不合理损失，先后对中国近1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意图削弱中国对美国出口竞争力，减少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时扩大中国国内市场，以平衡两国贸易差额。从而达到封杀中国2025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空间并维持其在国际分工中的主导地位与超额垄断地位的目的。中国商务部也立即针对美国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对来自美进口的部分农产品加征关税。

中美巨大的贸易差额引起的贸易摩擦严重影响双边贸易进一步和平发展，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发生的贸易争端对世界经济稳定发展也造成不利影响。

二、中美贸易顺差背后利益格局

（一）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美角色扮演

在传统贸易中，各国间经济往来多为产业间贸易，一国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贸易双方之间的顺差和逆差分别表示双方在贸易中的利得利失；随着经济全球化热潮的不断前进，各国间经济联系愈发紧密，日益细化的生产分工使一国的角色由从事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生产逐渐演变为从事具有比较优势的环节生产，各国的产品中包含了世界各国的中间产品，形成全球价值链。

改革开放初期，庞大的中国市场与丰富的劳动生产要素吸引来国际产业的转移，增加本土就业机会，拉动经济增长。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决定了中国以加工贸易方式承接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了加工装配进口中间品再出口给最终需求所在国的分工格局；相反，具有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的美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承担了上游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生产，并通过跨国公司将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生产，形成出口高附加值的中间品，最终进口加工组装后的产品的贸易格局。中美两国分别作为最大的发达经济体与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贸易上也互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分工格局中，中国也扮演着美国高新企业的下游加工工厂的角色，国际分工的格局为两国带来巨大贸易互惠，但也形成中美贸易巨大顺差的贸易局面。

（二）增值贸易视角下中美贸易利益流向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追求贸易利益增长的核心在于提升分工所带来的增值效益。与传统贸易相比，增加值贸易是以分工环节所带来的增加值为统计口径，剔除掉出口中的他国中间投入产品的价值部分，纠正传统贸易中以最终出口价值为核算标准的错误算法，以参与全球生产获得的增加值来探究实际贸易规模可以更加准确的体现中美贸易额数据的真实性，反映中美双边贸易中获得的真实利益。

3月份由美方挑起的中美贸易争端的导火索即为中美巨大的贸易顺差额使得特朗普认为我国在双边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对美方造成不公平损失。然而传统贸易数据所反映的仅仅是一个表象，并没有将价值创造与出口规模形成实际匹配。事实在中国所进行的加工贸易创造的价值数额远远小于实际出口的总额。以美国本土品牌iPhoneX，为例，iPhoneX智能手机的部件总成本大约为370.25美元。其中，110美元流向提供显示屏的韩国三星，44.45美元流向了提供存储芯片的日本东芝和韩国海力士。此外，还有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供应商均取得部分价值，中国富士康承包组装环节所创造的利润只相当于总体制造成本3到6个百分点。然而，传统贸易计算方法则将他国转移价值的绝大部分都计入了中国出口总额中。这样就导致了数字的扭曲和不真实性。

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中美贸易顺差多为“互补性的顺差”，从包括货物，服务，和跨国公司海外销售在内的总贸易规模来观察，以增加值贸易为核算方法，则反映出中美贸易利益多为总体均衡。

（三）从中美贸易顺差看环境逆差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中美双边贸易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额的同时，作为担任加工贸易角色的中国在较大程度上承担了环境逆差的损失。美国通过对华直接投资，将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具有廉价劳动力生产要素的中国，虽给中国带去巨大的就业机会却也在牺牲着其生态环境，转移其污染排放，能源消耗，增加中国国内的财政负担；相反，美国在此贸易格局中，享受着国际分工带来的对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能源的节约，有效地维持其可持续发展。从长远角度来看，美国在中美双边贸易中所享受的环境逆差带去的利益对其国内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三、结论与启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两国国情与发展程度决定两国在产业链分工中担任不同角色，新型国际分工增加双方的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为两国带去互补性利益。同理，传统的贸易核算方式已不再适用于日趋紧密的世界经济合作格局中，增加值贸易核算才能更准确地反应各国在国际分工中创造的价值；在中美双边贸易中，巨大的顺差额中隐藏着大部分他国转移价值，数字的表象引起的摩擦影响两国进一步合作。同时国际分工带来的环境恶化增加我国各方面压力，不利于未来可持续发展。作为价值链下游的中国，理应提升自身的科技硬實力，逐步进行经济转型，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提升我国在高新技术行业的分工地位，转变“世界工厂”的身份，才是我国在中美双边贸易中获取更高利益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