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苑婷 翁倩

很多人是从电影《滚蛋吧！肿瘤君》开始知道韩延的。最近，这个80后青年导演出现在镜头前时，总戴着一顶大红色的棒球帽——重点是红色。他喜欢红色带给他的感官冲击，但感受私人，难以描述、证明甚至是自我理解。韩延相信，基于生理区别也好，社会影响也罢，哪怕看到同一种红色，人们的视网膜、大脑成像都在做不同的运算。更幽深处的感受，藏着人与人或细微或本质的差异。

认知差异造成误解，千差万别的欲望集合，便有了他的新片《动物世界》。某种程度上，韩延自己也生活在被概念构筑的误解里。他的名字频繁地与电影工业化流程并提，他的第一反应却是解释：“我有点被大家误解成了……好像一说工业化，就是想跟好莱坞学，学那套特效，什么IP系列。”又或者，虽则他被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何可可高度赞誉为“20年后必将跻身主流商业导演的第一流导演行列”，有时也被媒体评价成“学生时期拍艺术片出身”，但不是享受标签带来的光环，他头一句也是类似的自我辩白：“我从来没觉得我是商业片导演或艺术片导演。”

他认真地想理清概念的内涵和分野，借助面对媒体的言说，试图打破一些标签的桎梏。这认真劲与他电影里的现实关怀一脉相承，无论是取材于真实故事、口碑票房双丰收的《滚蛋吧！肿瘤君》，或是爱情片《第一次》，还是讲述人性欲望赌博场的《动物世界》，甚至是作为新人导演的稚嫩之作《天那边》，故事或温情浪漫或现实残酷，基底其实是相似的对死与生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