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勃

如今人们常将学区房、阶级固化挂在嘴边，高考俨然是寒门子弟实现阶层流动最有效的渠道了。考试永远艰难，连老舍也吐槽“考而不死是为神”。在古代，有许多企盼出人头地的学子，他们除了会考试，不掌握点“自我营销”的炒作技巧，制造一些被大人物赏识的机遇，恐怕漫漫科举路就更为艰难了。

怎样才能当官

古代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官僚社会。能够成为官僚队伍中的一员，在很多人看来就是成功的人生。

汉代选拔官吏采用察举制，地方官向中央推荐人才，理由可以是精通法律（明法），表现突出（尤异），善于处理棘手问题（治剧）……按照这些标准选出来的人，至少处理实际问题的经验，比后世只会吟诗作赋的举子丰富得多。

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看重人的阀阅，也就是家族出身。朝廷设立一个叫中正的部门，给你的人品打分，出身决定人品，人品决定你可以做什么官。这就是所谓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好出身就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

到了宋朝，科举制度已经很成熟了。因为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的发展，所以有条件读书的人比较多。从考试的标准来看，素质教育色彩淡化，应试教育比重增加，各种防作弊措施也越来越到位，总之是对穷人家的孩子比较有利。所以不妨相信书中自有everything，只要擅长读书考试，美好的前景总是有的。

唐朝刚好处于两者之间，一方面科举制度在发展，机会开始惠及更多的普通人;一方面望族大姓的特殊地位仍然很可观。

仗着现代的后知之明，可以说，科举这样的考试制度最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为统治阶级选拔官员;二是为被统治阶级提供出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的完善，逐渐让寒门子弟也有了改换门庭的机会。

靠“行卷”展现的综合素质

唐代的“高考”试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但不弥封，相反，考官们还会根据他们的推荐人递上来的“行卷”，与“高考”试卷相对照，来检验考生的“综合素质”，决定是不是录取该考生。

所谓“行卷”，就是考生们在考试之前，把平时写的一些最得意的诗赋文章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带到京师，呈送给朝廷权贵或者社会名流，请求他们向主考官推荐的一种考试方式，在唐朝的考生中非常盛行。

“相逢意气为君饮”的王维，20岁赴长安参加“高考”时，为了考中状元，拿着自己的“行卷”先投到唐玄宗的弟弟岐王门下。当得知太平公主已经将状元的头衔给了另一个文人张九皋时，王维知道自己没戏了，因为太平公主要比岐王的权势大得多。岐王就给王维出了一个主意，让他在太平公主举行的宴会上，装扮成伶人，给爱好音乐的太平公主弹奏琵琶，以此博取太平公主的赏识。

宴会那天，王维应手挥弦，意态潇洒，所弹的曲子动人心魄。太平公主听了，赞不绝口，又加上王维“妙年洁白，风姿郁美”，太平公主不知不觉就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岐王趁机把王维推荐给公主，说：“此生非只通音律，至于问学，无出左右。”公主问王维：“子有所为文乎？”王维即献上怀中诗卷，公主览诵未毕，就大惊道：“这些诗作都是我平素所喜爱的，以为是古人佳作，竟然都出于你之手！”于是急忙命王维换衣，待以上宾之礼。岐王便说王维希望此次“高考”能中状元，请公主多加关照。公主不假思索地答应了，立即派人召来主考官，告诉他必须以第一名录取王维。王维就这样中了进士第一名。

白居易也曾因“行卷”受益匪浅。唐代王谠《唐语林》记载：“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况。况睹姓名，熟视曰：‘米价方贵，居亦不易。及披卷，首篇曰：‘咸阳（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乃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也。因为之延誉，声名遂振。”

“行卷”当然要以精为要，一般是几首出色的诗，几篇优秀的赋，就可以达到目的了。但也有连篇累牍，录入大量诗文的行卷。如杜牧的行卷，就录了150首诗歌。

“行卷”打破了“一考定终身”的弊病，为唐诗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它也存在着不少弊端，由于行卷的优劣，直接关系到考生的命运，不少人在行卷上做起了手脚，偷窃抄袭、捉刀代笔之风一时盛行。武则天当政时期，曾下令用纸糊上考生姓名，但并没有形成制度。直到宋朝宋太宗采用监丞陈靖的建议，推行“糊名考校”法，糊住姓名、籍贯，决定所录取的试卷后，才拆开弥封，以“革考官窝私之弊”。

最牛“考红”的传奇

宋仁宗嘉祐二年，年仅二十一岁的苏轼进京参加科举考试。这场科考的主考官是欧阳修，他听闻副主考梅尧臣先生发现了一篇绝妙的文章，于是他也看了看，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真是好文章啊！于是便有意把这位考生定为第一名，可又疑是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若定为第一名，那岂不是要被人说徇私舞弊？于是，这个考生就被欧阳修定为第二名，瞬间由状元变成了榜眼。结果一揭开弥封，原来是一个名叫“苏轼”的举子。而欧阳修的门生曾巩在这次科考当中既不是第一名，也不是第二名，不过好歹也算是考上了。

作为被主考官欧阳修录取的考生之一，苏轼自然也就成了欧阳修门下的弟子，拜见恩师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于是，有一天，苏轼就带着自己的“拙作”去见欧阳修了。当时的欧阳修可是文坛泰斗，能够得到他的赞誉，那可是至高的荣耀，可以使被赞之人很快名满天下。欧杨修看过苏轼的文章之后，便摇头叹息，感慨：三十年之后，恐怕天下再也没有人记得老夫以及老夫的文章了。欧阳修还对他多年的文友梅尧臣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我呀！应该退出文坛了，以便让这个年轻人出人头地——这也就是“出人头地”这个成语的来历了。

——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啦！

苏轼自此名声大噪，而使他名满天下则还在于另一次科考：宋仁宗嘉祐六年，苏轼参加了朝廷举行的制科考试。有宋一代，北宋加南宋，大约共三百多年时间，一共只举行了二十二次制科考试，共录取人数四十一人，掐指一算，也就是平均每次录取二人。而两宋加起来共录取了进士四万多人，相比之下，中制科的概率就好比是中彩票大奖的概率了。不过，对于像苏轼这样五百年难得一遇的超级人才，这个制科考试也还是小菜一碟的。面对皇帝亲自出的题目，苏轼奋笔疾书，不一会就搞定了。仁宗皇帝一看，大加赞赏，破天荒地给了他一个第三等。

怎么才第三等？不是第一等、第二等呢？要知道，在中國的历史上，有些位置纯属摆设，而宋朝制科的第一等、第二等就是一个摆设，因此，这第三等就成了最高等级了。对于苏轼的这一绝无仅有的光辉战绩，就连《宋史》上都由衷地发出了感慨：“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就是说，宋朝自建立以来，只有两个人入了这第三等，就是吴育和苏轼。而且吴育还是个第三次等，比苏轼的第三等还差了一个层次。这样的牛人真是古今罕见，文章写得好也就罢了，没想到应试也这么牛。

对于这样特殊的优秀人才，仁宗皇帝自然也就要特殊对待了，苏轼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毛头小伙子，朝廷竟给他安排了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一职。可见最牛“考红”，自然与其他人是大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