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勇 谢少华

一、引 言

自工业社会以降,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技术文明的不断进步带来的却是人们日益迷失自我的严峻问题。因此,马克斯·韦伯把现代世界看成一个自相矛盾的世界。同样,安东尼·吉登斯基于现代社会发展的 “断裂论”得出,“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①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9页。为此,西方心理学大师罗洛·梅 (May,R.)在 《人的自我寻求》序言中提出这样的问题：“生活在一个对现在和将来所有一切都不确定的时代,人们又怎么可能进行长期的发展以达到自我实现呢?”②罗洛·梅：《人的自我寻求》,郭本禹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页。他指出关键在于重新发现自我,发展自我意识。这一答案给予我们重要启示。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对自身价值的肯定,需要在保持自我的核心基础上,参与到世界中去,与他人合作和分享,在个人与社会互动中创造自由和阐释生活意义。而孕育于现代社会的局内人行动研究,是重新发现自我和与人合作的重要方式之一。不同于传统实证主义和解释主义两大哲学传统,在批判实在论范式统揽下的局内人行动研究,包含机制和结构的客观实在,为人与人交流、合作、共享准备了本体基础;联结的认知方式,为人们认识对象提供了现实路径;个人、他人、组织的多重价值,为人们自我肯定做出了终极指引。应当说,从自我扩展到他人,从实践者延伸到研究者,反映了局内人行动研究所暗含自我超越的价值选择,是区别于以往传统研究只是 “对他人”或 “关于他人”、“个体独立行事”的探究方式。对局内人行动研究的现实合理性、理论逻辑性、方法可行性、内涵独特性以及应用可能性进行考察和梳理,将为我国行动研究的开发和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二、局内人行动研究的现实合理性

局内人行动研究 (insider action research,IAR)最先于2001年由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的大卫·科格伦 (Coghlan,D.)教授提出。①Coghlan,D., “Insider action research projects： Implications for practising managers”,London： Management Learning,2001,Mar.,Vol.32(1)： 49－60.他长期致力于局内人行动研究,并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约翰纳斯·罗斯 (Roth,J.)等从2001年开始发起、领导和指挥局内人行动研究项目。②Roth,J.,Shani,A.&Leary,M., “Insider action research：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new capability development within a biopharma company”,London： SAGE,2007,Volume 5(1)： 41－60.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许多学者和实践者加入局内人行动研究行列当中,从而推动了理论研究的持续深入和实践领域的不断拓展。局内人行动研究关注组织系统改进、组织学习、组织能力提升、管理变革等诸多方面,主张大量的组织实践者利用自身优势参与局内人行动研究学术项目当中,以兼职为基础与全职工作相结合作为主要方式,选择他们自己的组织作为研究场所③Coghlan,D., “Insider action researc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Management Research News,2007,Vol.30 No.5： 335－343.,与他人合作共同开展研究。局内人行动研究的产生具有现实合理性。

(一)研究者与实践者对立的现实状态

传统主客二分模式下研究者与实践者处于互相对立的现实状态。在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研究范式规范之下,主客二分模式导致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例如,针对教师做研究的问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麦克金 (Mcghee,G.)教授描述道：“在我们的观念里,那些远离课堂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学者、专门进行教学研究的科研人员才算专家”,而 “一般教师在理论水平、操作技术和研究策略等方面存在着诸多欠缺”。④阳利平：《对 “教师即研究者”命题的探析》,《教育发展研究》2007年第10期。显然,上述观点反映了把研究主体划分为 “研究者”和 “实践者”两类截然分明的群体。对此,莫斯 (Morse,J.M.)用一种非常清晰的术语,表述了类似的看法。他说：“对一项研究来说,在某种情景下开展一个质性研究是不明智的,即当研究者是被雇用工作人员角色时;此时,研究者和雇员的双重角色是不相容的,并且他们把研究者放在一个站不住脚的位置。”⑤Morse,J.M., “Designing funded qualitative research”,Denzin,N.&Y.Lincoln(Eds.),Strategies of qualitative inquiry,Thousand Oaks,CA：Sage,1998： 61.通常的行动研究亦是如此。

在教育领域,研究者和实践者存在着明显的紧张关系,两者互相指责：前者指责后者不按教育理论办事,后者指责教育理论的空洞、抽象、脱离实际。⑥石中英：《教育学的文化性格》,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21－340页。克里斯·阿基里斯 (Chris Argyris)等认为,实践者与研究者对立,常常产生两种结果①克里斯·阿基里斯,唐纳德·舍恩：《组织学习II》,姜文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2－35页,第32－35页。：一方面实践者接受研究者 (专家)的深奥知识,因此会过于强调理论的陈词滥调,但却与实际工作没有明显的联系;另一方面实践者怀疑研究者的理论不能很好地适合特定的实践情境,不能代替实践者自身持有的实践经验。以上普遍反映了在研究中实践者的经验常常被忽视的事实,或者是学术研究者往往无法深入组织内部。因为组织内部参与者不能充分信任一个外来者,也不能与外来者分享重要且敏感的资料。②Levin,D.Z.,Cross,R.,Abrams,L.C.,&Lesser,E.L.,Trust and knowledge sharing：A critical combination,IBM Institute for Knowledge－based Organizations,2002,http： //www－1.ibm.com/services/strategy/e_strategy/trust.html.

(二)研究者与实践者融合的持续探索

为解决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对立状态,不少学者都试图找到一条融合两者之路。在这一过程中,古莫森 (Gummesson,E.)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他期望在两者之间架起桥梁,试图将两个群体都看作“知识生产者”③Gummesson,E.,Qualitative Methods in Management Research,Thousand Oaks,CA：Sage,2000：57.,只是每个群体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各有侧重：一个偏重理论,并促进实践;另一个偏重实践,并促进理论。杰弗里·维克斯将前者称作 “旁观操纵者” (spectator－manipulator),而将后者称为 “体验代理人”(agent－experiment)。④克里斯·阿基里斯,唐纳德·舍恩：《组织学习II》,姜文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2－35页,第32－35页。将研究者和实践者统一于 “知识生产者”,看似解决了两者的分野模式,但实际上只是名称上的 “统一”,但从本质上来讲,其并未真正促进两者的融合。而阿基里斯则从实践者在组织环境中进行探究促进组织学习的角度,来看待实践者和学术研究者的关联。他认为,他们都是探究者,都关心错误的发现和纠正,都想弄清楚令人困惑、存在矛盾和疑难的情境。换言之,他们都是探究者并拥有共同的目的,即是什么促成有效的组织行动。可见,阿基里斯不仅从身份上,而且从目的方面,试图架起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的联系。李·S·舒尔曼 (Shulman,L.)指出,理论是关于 “必然性”的,实践是关于 “偶然性”的,而要实现由必然性到偶然性的过渡,唯一途径是运用 “判断”。⑤李·S·舒尔曼：《理论、实践与教育的专业化》,王幼真等编译,《比较教育研究》1999年第3期。

但也有学者将研究者和实践者的两种角色集中于单一主体特别是个体实践者之中,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主客一体。如在教育活动中, “一些个体既是一位教育实践者,同时因其对教育实践有所思考,也可以成为教育研究者,这两个角色统一于个体身上,即教育实践者与教育研究者是一体的。”⑥孔祥渊：《略论教育学的类型与特征——基于教育研究者与教育实践者关系的视角》,《上海教育科研》2015年第1期。在此,个体的实践活动为教育实践者的思考提供了鲜活的材料,其它社会领域亦是如此。此种思考模式,有别于上述两种论述,并对两者的融合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研究者与实践者贯通的可行路径

基于研究者和实践者的两种角色集中于单一主体模式的局内人行动研究,成为贯通研究者与实践者的一条切实可行路径。作为一种新方法论,局内人行动研究因应了统合研究者和实践者双重角色的诉求。它将实践者兼研究者日常熟悉的情境、即时发生的事件或具体 “身边”(at hand)的知识转化为研究对象⑦Riemer,J., “Varieties of opportunistic research”,Urban Life,1977,5： 467–477.,实践者对其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批判反思,既提升了个人发展,也改进了组织行动,从而实现了促进实践和生成知识的多重目的。

在很多社会领域中,如在家庭、社区、学校、组织和协会等诸多系统,实践者就是系统的 “局内人”,并且实践者在这些系统的发展中扮演了积极的成员角色。⑧Coghlan,D., “Insider action research projects： Implications for practising managers”,London： Management Learning,2001,Mar.,Vol.32(1)： 49－60.实践者作为组织的 “完全成员”⑨Adler,A.&Adler,P.,Membership roles in field research,Thousand Oaks,CA：Sage,1987： 85.角色,进入研究项目的参与者当中,获得充分和重要的资料,接近事实或者对组织内部的情况了解更清楚。这一重要事实为局内人行动研究提供了发展舞台。同时,局内人行动研究符合模式2知识生产的诸多特征①迈克尔·吉本斯,等：《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陈洪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9页。：应用情境中的知识生产、跨学科、异质性与组织多样性、社会问责与社会反思、质量控制等,无疑都有助于知识的创生和发展。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局内人行动研究重新发掘了实践者的经验价值,促进了研究者和实践者的统一,对促进理论本身的发展和利用理论来影响实践都具有正面意义。

三、局内人行动研究的理论逻辑性

在行动研究统揽下,局内人行动研究一方面承袭行动研究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试图丰富行动研究的内涵,表现出独有的特征和内在要求。它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拥有充分的现实合理性,也具有较强的理论逻辑性。

(一)深层本体论基础

局内人行动研究被认为属于融合了实用主义的批判实在论研究范式,其区别于以实证主义和解释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研究范式。②Coghlan,D.&Brannick,T.,Doing Action Research in Your Own Organization(Third edition),London： Sage,2010： 40－43.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流行于欧洲的批判实在论,反对经验实在论的 “认识谬误”(epistemic fallacy),即 “我们能知道什么”的问题决定了我们关于 “存在什么”的概念③Johnson,P.&Duberley,J.,Understanding management research,CA：SAGE,2000：150－155.,而秉持一种客观性的本体论。局内人行动研究本体论与其一致,都认为实在乃是外在世界独立于人类知识经验而存在,相信有实在独立于我们的社会知识之外,独立于我们认识主体之外,而这就是包含机制和结构的实在世界。它是局内人行动研究重要的本体论基础。

批判实在论的代表人物巴斯卡 (Bhaskar,R.)提出深层本体论的哲学主张,将世界看作由经验领域 (domain of empirical)、实际领域 (domain of actual)、实在领域 (domain of real)三个由浅至深的重叠层面组成。它们的关系是：实在领域≥实际领域≥经验领域。④Bhaskar,R.,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1997： 4－23.此三个层面虽然彼此分离,但内容上却呈现出相互涵盖的关系,其中实在领域更受重视。

经验领域,它是实在世界的最上层、最浅的层面。对此,亚里士多德早有类似论述,“我们的经验世界是实在的世界,经验是人类知识的基础和出发点。”⑤梯利,伍德：《西方哲学史 (增补修订版)》,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79页。但实证主义否定认识经验以外的实在(物质或精神)的可能性,认为事实必须是透过观察或感官经验,去认识每个人身处的客观环境和外在事物。在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事件是在未被感知的情况下发生的,就像 “我们从未知晓在目前宇宙边界之外还存在着什么”⑥张军：《批判与超越——罗伊·巴斯卡批判实在论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47－53页。。对实际生活中一些独特的经验事件或没有规律性的经验事件的发生,或者没有感官经验到的事件的发生,我们做何解释?实证主义对此始终无法给予完美回答。巴斯卡认为经验领域只是世界的一个层面而非全部。

世界的第二个层面,即实际领域,事件出现的层面。与经验领域有所不同,发生于此的事件并不一定会被我们体验或感知到。实际领域主张具有独立于我们心灵之外的事物存在。但这一层面不认为有更深层的结构存在,当然也否认此种结构具有的潜在能力,仅将时间的因果关系定位于事件本身的层次,即用某种可观察的事件的发生来解释另一事件的发生。例如清晨我们推开房门后看到地面遍布泥泞,便可以推断出前一天晚上下了大雨。⑦赵华：《巴斯卡批判实在论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50－55页。经验主义认为经验领域与实际领域构成了其所谓的经验世界,也就是整个世界。但是巴斯卡声称如果人们忽视实在领域,仅仅以直接或间接经验来界定实在,不能较好地体现人类观察力是随科学进步而不断提升的历史事实。①殷杰,安篪：《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思想——兼议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之第三条进路》,《哲学研究》2007年第9期。

那么,何谓实在领域?它是最下、最深的一个层面,在此层中也制造世界中的事件,只是在这里被看作机制,由结构、力量、趋势组成。所谓机制,是指事物起作用的方式。②Bhaskar,R.,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1997： 4－23.由此可见,它内含了实用主义要素。通常机制或者存在于事物本身的结构内,或者存在于事物与事物之间所组成的结构中。③赵华：《巴斯卡批判实在论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50－55页。回到上文的问题,即我们经验到或未经验到的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呢?世界不仅由 “表面现象”组成,而且也由这些现象背后控制着它们的结构和运作机制构成。而事件的发生与否取决于事物中的机制是否被启动。④Bhaskar,R.,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1997： 4－23.这一层面虽然也许无法观察到,但是它们统治着或创造出现实中的世界。简而言之,它们是实在的,即使它们在事实上很少显现、经验上很少被确认,且它们独立于思想者、行为主体和感知者。

局内人行动研究立足于此种深层本体论,不仅重视来自经验或感官的现实和事件,尤其强调实在领域的机制和结构。因为它不但独立于我们的认识和经验之外,也独立于获得它的条件,或者说,其超越了自然实在和社会实在,呈现出独立于社会知识和社会主体的共同本质。藉此,行动研究中的局内人才能与其他人进行交往、合作,并共同行动。

(二)联结认识论取向

自笛卡尔的理性认识论开始,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情感二分的严苛规定无疑对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也带来了不少弊端。而深层本体论的提出,为我们重新思考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局内人行动研究认识论区别于实证主义认识论,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认识论。它与诠释学的认识论相类似,但不是一味地强调主体认知的绝对作用。其认为,真正的主体性是与个人独一无二的视角有更深的接触,以便更好地理解其他人立场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因此,它强调将主体认知和选择行动与相应的对象联系起来,强调它们之间互相影响和相互关联。据此,我们将其称作联结认识论。

具体来说,我们在追求 “如何知道”的过程中,不应仅仅停留在主体外在的客观性 “经验部分”,还应重视主体属性的 “规范部分”,即为主体操作设定一套内在标准,以此来强调行动者与行动之间连接的意义。此外,更需着重看待研究中的 “绝对部分”,将调查研究拉回到具体现实本身。⑤Dunne,T., “Bernard Lonergan(1904—1984) ”,The Internet Encyclopaedia of Philosophy,Available,2005,http//： www.iep.utm.edu/l/lonergan.htm.绝对部分既独立于客体也区别于主体,而指涉两者之间的联系。它存在于,当主体的规范行为,在所给予的经验资料满足了所有条件后,能够准确地证实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时,X就是如此。⑥Lonergan,B.J., “Insight：An Essay in Human Understanding”,The Collected Works of Bernard Lonergan,Vol.3,Crowe,F.and Doran,R.(Eds),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2： 11－24.当客观资料和主观行为建立联系时,我们对现实进行了确认,从而获得真实性的知识。因此,我们不能把认识归结为 “判断”,并忽视前置条件却只通过经验和理解来做出大部分的判断,这会导致一种独断论,且与日常经验相脱节,从而丧失了吸引他人去判断和理解的魅力。因此,需要充分重视研究中的经验、规范部分,尤其是绝对部分。行动研究从认识对象的 “经验部分”到认识主体的 “规范部分”,再转向独立于主客体的 “绝对部分”,无疑表明了主客二分走向了主客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主客体的融合,促使研究主体不再把知识当成有待人去 “占有”或 “存储”的对象物,而是逐渐转向探寻知识的意义性、价值性与可理解性。⑦姜美玲：《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46页。

与此种认知方式相关联,局内人行动研究偏重实践知识类型。①Coghlan,D., “Action Research：Exploring Perspectives on a Philosophy of Practical Knowing”,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2011,June,Vol.5,No.1： 53－87.实践知识区别并已经超越了建立在抽象命题和狭隘的经验主义基础之上的传统实证主义取向的认知方式。亚里士多德很早以前就指出,为着行动而被追求的知识是 “实践知识”。约翰·黑荣 (John Heron)和皮特·里森 (Peter Reason)提出了知识的四种类型②Heron,J.&Reason,P., “Extending Epistemology within a Co－operative Inquiry”,Reason,P.&Bradbury,H.,Handbook of action research(2nd edn),London： Sage,2008： 366－379.：经验知识、表象知识、命题知识和实践知识。实践知识是对如何做某事的认知,它的结果是个人内在的、互相的、政治的、技术的、超越个人以及更多等被实践共同体所支持的技巧、本领和能力。局内人行动研究基于行动而获得知识和理论,主要寻求实践知识。它指引我们去关注人类生活和日常工作中的卓越表现,以及发现及时解决措施。③Lonergan,B.J.,Method in Theology,New York： Seabury,1972： 3－25;Tad Dunne,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Bernard Lonergan(1904－1984),http： //www.iep.utm.edu/lonergan/.因此,实践知识具有情境性特殊性。为了理解日常的行动,研究者需要对待和区别每一个即时具体情境。理解日常的行动需要对个体关于他们自身、他们的情境和世界的建构意义,以及他们的行动如何被假设、价值驱动等进行探究。因为研究者无论是在价值问题的选择上,还是技术问题的解决方面,都与其本身及参与者的经验和历史脉络联系在一起。④王添淼：《教育行动研究的认识论问题——由 “局内人”视角引出的讨论》,《教育研究与实验》2009年第5期。在相似情境下,组织成员和群体成员持有他们自身的共享的意义,并指引他们的行动。可见,研究者通过一套推理、反思和判断的时间模式来获取知识,以便从一种情境到另一种情境,聚焦需要改进的地方,并决定如何行动。⑤Coghlan,D., “Action Research：Exploring Perspectives on a Philosophy of Practical Knowing”,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总之,行动研究所创生的知识是一种情境化的、具体性的实践知识,赋予生活事件更多的联系和意义,而不是抽象的、普适性的理论知识。⑥苏鸿：《实践哲学视域中的行动研究》,《课程·教材·教法》2012年第6期。

(三)多重价值论诉求

人作为一种实践的存在,其实践本质决定了人永远都不会满足于现状和现存世界,而必然要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理想世界,由此才产生了价值及其价值追求和价值选择问题。⑦高清海：《价值选择的实质是对人的本质之选择》,《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作为组织或系统的实践者,对个人和组织及日常行动的反思和探究,积极提升自我,寻求解决之道和改进组织良方,反映了超越自我的价值追求,同时也是组织对超越自身的价值选择。因此,局内人行动研究为实践者及其所在组织实现超越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在研究目的、研究主体和研究过程中具有多重价值。

一是达成多元的研究目的。首先,对实践者个人来说,局内人行动研究促使实践者超越现实,追求理想的发展状态,包括提升个人品质、个人能力的发展及维护现时角色和促进未来职业生涯发展。实践者兼研究者进行反思、学习,特别是对经验、理解以及日常行为选择背后的内容、过程进行反思,超越 “即时情境”。通过行动研究,能够巩固实践者日常重要的经验和成就,并赋予其一种结构形式,还将先前无组织的理论和观点进行整合。⑧Coghlan,D., “Managers as learners and researchers”,Coghlan,D.,Dromgoole,T.,Joynt,P.and Sorensen,P.(Eds),Managers Learning in Action： Management Learning,Research and Education,Routledge,London,2004： 183－189.而研究项目中的参与者同样如此。因为实践者兼研究者与组织其他人一起进行对话和行动,研究者与单独个体在面对面的情境中参与行动和反思,从而有助于提升个人品质和促进能力发展,对实践者专业实践有长期的影响。在促进职业生涯发展方面,它使实践者的职业生涯 “迈入一个重要的阶段,或者准备进入另一个阶段”⑨Doncaster,K.&Lester,S., “Capability and its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from a work－basedDoctorate”,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2002,27(1)： 91－101.,影响了实践者在组织中的去留选择或未来规划。其次,对组织来讲,局内人行动研究有益于解决现实的问题、实现组织的提升和变革。局内人行动研究不仅仅观察和分析,而且是干预主义者①Alvesson,M., “Methodology for close up studies－Struggling with closeness and closure”,Higher Education,2003,46： 193.。它从问题出发,部门、跨部门乃至组织群体之间进行对话和协商,进而整个组织进行反思、学习,从而解决即时问题、促进系统改进、管理变革等。因此,实践者在组织中开展行动研究可以实现多元研究目的。

二是促进主体的共同发展。局内人行动研究有助于研究主体的发展,包括研究者个人、部门内部群体、跨部门群体、组织群体等参与者以及学术研究者等共同构成的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局内人行动研究主张大量实践者利用自身优势参与到行动研究学术项目当中,其目的在于生成行动知识或实践知识,它被定义为有益于学术和实践者共同体的发展。②Adler,N.and Shani(Rami),A.B., “In search of an alternative framework for the creation of actionable knowledge： Table－tennis research at Ericsson”,Pasmore,W.and Woodman,R.W.(eds.),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2001,Vol.13 Greenwich,CT： JAI： 43－79.实践者兼研究者和参与者在自己所在的组织中开展研究项目,通过行动学习和行动研究等行动取向的途径来创生行动知识。这些知识蕴含于实践者的日常行动以及引导正在进行的探究和行动的组织学习发展之中。③Reason,P.&Bradbury H.,Handbook of Action Research,London： Sage,2001： 1－5.无形之中,行动研究对形成良好的学习系统 (learning system)和包含知识、态度和价值观的组织文化等具有重要的作用,有助于组织内部形成学习共同体。与此同时,生成的行动知识或实践知识可以进一步充实理论,为学术研究者提供丰富的养分。藉此,实践群体和学术群体之间互动、合作,共同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发展。

三是实现实践和理论统一。局内人行动研究通过行动实现实践和理论的过程统一。众所周知,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聚讼不已的重要话题。但是,我们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两者之间存在分立状态,或者两者的结合还不够。通常,传统的 “理论优位”观念,主张知识应该摒除日常实践的特殊性和复杂性④苏鸿：《实践哲学视域中的行动研究》,《课程·教材·教法》2012年第6期。,通过 “我思”引导人们凭借理性,通过认知的路径,不断追求本质,追求真理,达到终极的境地。换言之,理论存有一种优越感,它总是将超感觉的存在 (世界)看作高于、优于感觉的存在 (世界)。结果,理论以一种俯视的姿态来看待实践,实践也将不切合实际的理论束之高阁。局内人行动研究不同于以往学术研究者的视角,不 “以静观、以理论为目的”,而是基于实践者的视角,在探讨 “行动或应该怎样去行动”的过程中进行反思、学习来检验理论,在动态的实践活动过程中来重新理解科学发现、科学理论与科学辩护⑤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盛晓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8－97页。,促进理论形成与实践发展的互动相通。

四、局内人行动研究的方法可行性

局内人行动研究是一种从 “局内人”视角出发,充分发挥实践者作为 “完全成员”的优势,来开展研究的新方法论,是一种由内而外,从个体到组织,以期提升实践和生成知识的新途径。当然,它也需要通过具体的行动和实践来予以实现。局内人行动研究在实施四个核心循环 (建构、计划行动、采取行动和评估行动)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可行的研究方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借鉴加拿大哲学和神学理论家伯纳德·朗尼根 (Lonergan,B.J.)创立的 “一般经验方法”(General Empirical Method,GEM)。结合朗尼根的理论,科格伦和布兰尼可提出,对经验、理解和判断的关注,将促成行动,共同构成局内人行动研究的 “一般经验方法”,以此种严谨的方式,来应对 “前理解”、“二元角色”和 “组织政治”三大核心挑战⑥Coghlan,D., “Insider action research projects： Implications for practising managers”,London： Management Learning,2001,Mar.,Vol.32(1)： 49－60.。

(一)“一般经验方法”的内涵要求

对于 “一般经验方法”的内涵,朗尼根进行了详细论述。自然科学经验方法的成功在于确认了人类通过资料来提升、通过假设去证实来获得知识。而为了阐明与人类有关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是如何产生意义和价值的,朗尼根泛化了资料 (data)的概念,资料应包括意识的资料和感官的资料。从这种复合资料之中,一个人通过行动,即人类处理什么是有意义和什么是有价值的事情,来检验假设获得提升。因此,这就是不同于传统自然科学经验方法的 “一般经验方法”,以此试图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连接起来。

那么,如何连接?朗尼根提出支撑第一、第二、第三类人探究的人类认知结构三个过程：经验、理解和判断①Lonergan,B.J., “Insight： An Essay in Human Understanding”,The Collected Works of Bernard Lonergan,Vol.3,Crowe,F.and Doran,R.(Eds),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2： 11－24.。首先,我们关注自身内部或外部的经验。然后,我们对这些经验提出问题,正在发生什么?为什么会发生?从而获得某种见解 (理解)以及我们对此进行反思和权衡证据 (evidence),来决定我们的观点是否符合这些证据 (判断)。这三种固定操作模式,适用于一系列认知活动,是“一般经验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具有普遍意义的 “一般经验方法”的基本要求是②Coghlan,D., “Action Research：Exploring Perspectives on a Philosophy of Practical Knowing”,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2011,June,Vol.5,No.1： 53－87.：

第一,关注感觉和意识到的资料 (经验);

第二,理智地探索对资料充分的解释 (理解);

第三,准确地判断,为资料选择最好的、充分的说明及肯定的解释 (判断)。

(二)“一般经验方法”的实施步骤

该方法主要是一组个人对认知活动资料的见解,并因证实这些见解而赞同的方法。“一般经验方法”有意图地收集数据、理智地理解、合理地判断,以及负责任地采取行动,是一种标准化、相关联和周期性的操作探索模式,超越了独体自我,并在与世界交往过程中超越了我们自身,因此,其可视为自我超越发展的四个层面。结合局内人行动研究的四个核心循环,包括建构、计划行动、采取行动和评估行动等,“一般经验方法”在实施过程中：首先,我们需要关注我们的意图和那些引起我们注意的事情。我们的关注是已经预置的,并且经常转移我们的关注点,可见,关注点通常是杂乱无章的。其次,需要述及我们理智还没有理解的事情,如对目前解释的不满意、对理解探索中的困惑,及如何表达我们接受新见解以及我们努力去表达他们已经理解的事情。在此层面上,我们努力追求为什么、怎么样和为了什么等问题的答案,排除无关的资料和不成熟的观点。再次,我们需要关注研究的合理性,是否某些事物会产生作用,也就是说,我们理性地检验我们对经验的理解。最后,我们需要关注我们行动的责任。我们的意识做出有价值的判断,并提醒我们,直到我们让行动符合这些判断。可以以表1来直观显示整个过程。

表1 局内人行动研究中的 “一般经验方法”③Coghlan,D.&Brannick,T.,Doing Action Research in Your Own Organization(Third edition),London： Sage,2013： 22－24.

这些规范程序的操作构成了研究者的真实性 (authenticity)。朗尼根具体阐释了以真实性为核心特征的四个操作规程①Lonergan,B.J.,Method in Theology,New York： Seabury,1972： 3－25;Tad Dunne,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Bernard Lonergan(1904－1984),http： //www.iep.utm.edu/lonergan/.：意图性 (be attentive)、理解性 (be intelligent)、合理性 (be reasonable)和责任性 (be responsible)等组成实践研究者操作的一个循环反复的完整整体。真实性是人类的核心,对经历、理解、判断和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三)“一般经验方法”的现实意义

世界充满了人类建构的生活意义。我们通过赋予资料以意义来学习、建构我们尊重的世界,因为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资料会对我们产生持续影响。意义超越经验,因为它不仅仅意味着经验,还包括我们努力去理解和证实的东西。我们通过语言、符号和行动去努力理解许多有意义的工作,构成了组织和社会结构。据此,我们探究价值、行为和假设如何被社会建构和如何嵌入意义,以及通过探究目标和设计来寻求我们的知识。因此,朗尼根认为,“一般经验方法”追溯意识中意义和价值的来源。它同样探索了意义和价值被扭曲的多种方式,并试图澄清有助于纠正扭曲的各种因素,提出在学科之间构建一种合作框架去克服扭曲和推进更好的共同生活。②Lonergan,B.J.,Method in Theology,New York： Seabury,1972： 3－25;Tad Dunne,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Bernard Lonergan(1904－1984),http： //www.iep.utm.edu/lonergan/.因而,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些探索主要被个人经验的方式引导。朗尼根指引我们去发现：当我们获得知识、评估选择及做出决定时会发生什么?他让我们注意到在发现自身的过程中去获得一种显性知识,即人们是如何获得知识和价值、探究者如何被内在标准引导以及任何探究如何被称为 “客观的”。这种 “客观性”隐含了探究的两种结构,即探究的过程和探究者的认知和评价。这些结构,以可辨识的人类探究和行动操作为基础,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一种个体化的可证实阐释的具体方法。

五、局内人行动研究的内涵独特性

局内人行动研究的内涵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从其自身来看,它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以及方法论等方面具有独特的理论特征;另一方面从其与外在关系来看,它区别于其它研究方式,特别是与行动研究、局内人研究和自我民族志相比,具有特殊的内涵和研究方式,这些无疑凸显它作为新方法论的独特性和价值性。

(一)局内人行动研究与行动研究的比较

在社会科学领域,着重科学与实践结合的研究,通常被称为行动研究 (action research,AR)。这一研究范式区别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主流派,它在实用主义和批判理论的影响下,认为实践和理论知识生产的方式是互相依存的。行动研究是研究的一种方式、途径或看待研究的一种视角。按照行动研究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库尔特·勒温 (Kurt Lewin)的看法,行动研究指的是 “研究课题来自实际工作者的需要,研究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研究由实际工作者和研究者共同参与完成,研究成果为实际工作者理解、掌握和实施,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改善社会行动为目的”③李小云,齐顾波,徐秀丽：《行动研究：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中国农村观察》2008年第1期。。后来,随着行动研究发展,行动研究不仅在于解决实际问题,还在于在研究过程中为建立理论提供丰富、完全的基础和创造知识,即生成行动知识。也就是说,行动研究一方面能够解决当时情境下人们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能够实现社会科学研究的原本目的,如理论贡献等。但在目前的行动研究中研究者通常被概念化为“友好的局外人”。众多的行动研究站在一种局外人的立场来进行研究,且研究成果也是通过实践者来改进实践,故研究的感受和成果与研究对象的主体感官和事实存在不少偏差。而局内人行动研究虽然基本延续了行动研究的传统,也强调改善行动质量和生成理论知识,但它从属于行动研究,是行动研究的一种类型,是对行动研究内涵的丰富和发展,也大为拓展了行动研究的群体和领域。如系统、组织和单位内大量的工作者、管理者和实践者都可被看作局内人,也可以开展行动研究。另外,局内人行动研究不仅受到实用主义和批判理论的影响,还受到批判实在论等哲学的指导。因此,局内人行动研究具有独特的属性①Coghlan,D.and Shani(Rami),A.B., “Insider Action Research： The Dynamics of Developing New Capabilities”,Reason,P.and Bradbury,H.,The SAGE Hand book of Action Research(2ed),London： SAGE,2008： 653.：它既具有积极性,也具有反思性;它既具有批判性,也秉持坚定的信心;它既具有独立性,也要求与他人合作共事;它既具有强烈的抱负,也对局限性有现实的看法。概括如表2所示。

表2 局内人行动研究与行动研究的比较差异

(二)局内人行动研究与局内人研究的比较

局内人行动研究与局内人研究 (insider research,IR)的区别,如果从名称来看,区别仅在于“行动”二字,但实际上,两者的差别远不止于此。首先,两者分属不同的研究范式。局内人研究属于质性研究范式,而局内人行动研究是行动研究中的一种。行动研究如果被理解为一种研究范式的话,它的目标在于在一种协作、探究地关注组织变革的过程中进行行动和研究,发展组织成员自助的能力和共生的行动知识,那么,局内人行动研究亦是如此,它主要集中于行动研究中被组织系统内的全体成员自身所引导和管理的过程。②Coghlan,D., “Action Research：Exploring Perspectives on a Philosophy of Practical Knowing”,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2011,June,Vol.5,No.1： 53－87.从研究者的身份来看,行动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局内人和局外人两大类。马丁·霍利斯 (Martin Hollis)为两者的划分提供了理论视角：“有两个故事可以讲述社会世界及它如何工作。一个以作为局内人和代理人的故事讲述关于社会生活的意义,另外一个作为局外人和旁观者的故事,讲述社会行为和行动的原因。”③Hollis,M.,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Cambridge,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55.显然,局内人行动研究属于前者。其次,两者在角色公开方面不同。局内人研究中的 “局内人”又可以分为 “公开的”和 “隐蔽的”两种类型④Alvesson,M., “Methodology for close up studies－Struggling with closeness and closure”,Higher Education,2003,46： 193.。而局内人行动研究的 “局内人”明显属于 “公开的”。因为行动研究是开放的,作为研究者的实践者,需要把自己的反思、研究和结果与同事、与群体进行沟通、交流和分享,最终促进个人和集体的共同提升,那么,“局内人”必然要公开,开展研究也被大家所共知。再次,两者以干预主义进行划分。局内人研究属于非干预主义,因为局内人研究中的 “局内人”都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进行观察和分析,不干预研究过程,并不致力于改变任何事情。⑤陈向明：《质的研究中的 “局内人”与 “局外人”》,《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6期。而局内人行动研究可被看作干预主义,因为此处 “局内人”指组织系统实践者,既是行动者也是研究者,在行动中解决问题,从而生成新的理论知识。其研究者同时兼具组织的管理者或实践者角色,既可以是组织系统的经理人 (领导者)和员工、其他成员或者是外在组织的利益相关者,也可以是商业、健康和教育或其它领域涉及同行、客户、病人、学生等。简要概括如表3所示。

表3 局内人行动研究与局内人研究的比较差异

(三)局内人行动研究与自我民族志的比较

与局内人行动研究相似度最高的应该是自我民族志 (autoethnography),因为自我民族志最初被视为 “局内人民族志”①Hayano,D.M., “Auto－ethnography： Paradigms,problems,and prospects”,Human Organization,1979,38： 113－120.。随着自我民族志的发展,“局内人民族志”并不完全切合自我民族志的内涵,但自我民族志应属局内人研究中的一种。自人类学家卡尔·海德 (Karl Heider)首先在1975年运用 “自我民族志”体裁来记录丹尼 (Dani)学校儿童的所作所为②诺 曼·K·邓津,伊冯娜·S·林肯：《定性研究：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风笑天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84－789页。后,自我民族志历经几十年的发展,至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运用领域十分广泛。自我民族志属于质性研究范式中的一种形式,它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文学写作形式。它指作者用自我反思和写作来探索他们的个人经验,并把这种自传式故事与广泛的文化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意义和理解结合起来③E llis,C.and Bochner,A., “Autoethnography,Personal Narrative,Reflexivity： Researcher as Subject”,N.Denzin and Y.Lincoln(Eds.),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2nd edition,Thousand Oaks： Sage,2000： 733－768.。局内人行动研究也非常注重研究中的个人经验和自我意识,比较接近收集资料来源,在这方面,两种方式存在共同性。但它们之间也有诸多不同点：一是哲学基础不同。自我民族志属于质性研究,其哲学背景是历史—诠释学传统,且受后现代主义影响,属于主观主义的本体论范畴;而局内人行动研究的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和批判实在论,属于客观主义的本体论范畴。二是研究目的不一样。自我民族志试图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和自我意识来表达文化、讨论文化、深化对文化的解读,以期回答 “亲身体验是如何可能的”④蒋逸民：《自我民族志：质性研究方法的新探索》,《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而局内人行动研究,一方面在于生成行动知识,另一方面旨在解决实践问题、提升行动质量。三是研究内容有侧重。自我民族志主要关注自我主体性、自我意识和亲身体验,侧重于从自我层面上来描述研究者自身的看法和实践,把个人思想、感觉、故事和观察视为理解社会背景的一种方式,通过自我情感和思想的展现来探究自我与文化背景的互动;而局内人行动研究从局内人视角出发,对个人、群体、群际、组织四个层面的学习、理解、反思、合作、行动进行研究。四是研究角色有区别。自我民族志以 “局内人”和 “局外人”的双重身份来进行研究⑤许怡,刘亚：《母职初体验：基于自我民族志与网络民族志的城市女性哺乳实践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通过描述自我的亲身体验来表现自我主体性,表达自我意识,重在对 “自我”进行研究;而局内人行动研究的角色属 “局内人”,是组织或系统中的实践者或管理者做研究,通过第一 (for me)、第二 (for us)、第三 (for them)类人的探究和实践来进行。五是资料收集形式有差异。自我民族志通过收集个人叙事、自我叙事、自传故事等资料进行研究;而局内人行动研究的资料来源于个人笔记、日志、备忘录、会议记录、访谈记录、组织文件等。当然,即使局内人行动研究和自我民族志存在以上主要差异,也并非意味着两者在研究过程中不能融合使用。两者差异如表4所示。

表4 局内人行动研究与自我民族志的比较差异

六、局内人行动研究的应用可能性

局内人行动研究在国外发展的时间较长,并获得诸多研究成果,且已被应用在多个领域,如组织研究、企业管理、社区治理、政府管理、社会工作、学校管理以及健康护理等方面,但是它目前在国内的应用还非常少见。组织或系统内数量庞大的实践者和个人丰富的实践经验,绝不应被我们轻视,而是需要重视,并为其提供合适的方法论。可以说,局内人行动研究在国内将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可能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应用于专业教育和专业学位研究

首先,促进专业教育的长足发展。局内人行动可以应用在专业教育领域,有助于促进专业教育与专业实践的融合。众所周知,专业教育通常被认为 “传授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知识,知识能马上转化为行动”①周光礼：《论高等教育的适切性——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分歧与融合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5年第2期。,但事实并非如此。主要是专业教育自身的发展无法适应实践的需要,具体反映在五个方面②克里斯·阿基里斯,唐纳德·A.舍恩：《实践理论——提高专业效能》,邢清清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34－139页,第134－139页。：专业为谁服务?专业人士具有能力吗?累积的学习会影响参与者吗?改革是可能的吗?自我实现能够发生吗?对专业教育的质疑,不仅仅体现在大量的大学生群体之中,而且在广大实务工作实践者身上,甚至反映在从事专业教育的专门机构和实践者中间,包括传统的医学、法律、管理等职业及工程学、商业管理、教育管理、城市规划等新专业。对此,阿基里斯和唐纳德·A.舍恩 (Donald A.Schon)分析了对专业质疑的宗教历史起源,“每个专业似乎都起源于一个公开的信仰,起源于通过专业活动获得的价值”③克里斯·阿基里斯,唐纳德·A.舍恩：《实践理论——提高专业效能》,邢清清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34－139页,第134－139页。。但是现代社会日益对专业的不满,也恰恰与此有关：“专业人员不将自己视为一个信念的承载者或一种自信的代言人,而只是技术的实践者——纯粹的、经验的、实效的、适合销售的技术——可以不需要信念。”④Palmer,P.,Professions in the Seventies,Church Society for College Work,1973,3： 2－3.换句话说,技术主导着现代专业的发展。特别是对人文社会科学来讲,技术主导的专业发展,导致专业教育与专业实践的鸿沟不断扩大。而社会行动则有助于在专业教育和专业实践之间架起沟通桥梁。因为社会行动的核心是它理解意义,社会行动者在生活中、行动中,如何对自己的经验、行动进行主观诠释,如何达成共同理解。勒温发展行动研究的目的正是基于此。而局内人行动研究,融合研究者与实践者双重角色,促进双方对意义的共同理解,实现理论知识与实践的互动,提高专业教育应对实践的有效性和及时性。此专业教育领域除了本科阶段开设的专业教育之外,还包括国内研究生阶段开展的应用型研究生教育。

其次,拓展专业学位的学术研究。局内人行动研究不仅可以运用于专业教育领域,而且特别适用于相关的行业从业人员或实践者开展兼职专业学位研究学术项目。比如说,国内应用型专业学位教育研究都可以采用局内人行动研究,如在金融、法律、教育、管理、应用统计、税务、保险、资产评估、法律、社会工作、警务、体育、汉语国际教育、应用心理、艺术、翻译、新闻与传播、出版、文物与博物馆、建筑学、工程、农业推广等领域进行专业学位教育研究。①黄福涛：《高等学校专业教育：历史与比较的视角》,《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年第2期。不像以前学位教育对知识的单一要求,除了生产理论知识外,专业学位教育还被要求 “发展对实践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的能力”②Bourner,T.and Simpson,P., “Practitioner－centered research and research and the PhD”,Action learn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2005,Vol.2： 133－152.。对组织或系统中全职的管理者、顾问和成员作为兼职研究生去进修更高学位的群体来说,以真实世界为本的研究不仅与他们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对他们非常重要。③Holian,R.&Coghlan,D., “Ethical Issues and Role Duality in Insider Action Research： Challenges for Action Research Degree Programmes”,Systemic Practice and Action Research,2013,26： 399－415.特别是在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计划中,如商业学校、教育、公共行政、健康护理、社会工作等领域,局内人行动研究在组织中选择一些重要的和令人感兴趣的项目开展研究,研究者是组织中的全职工作者,他们利用工作角色,并在组织中建立了内在和外在关系,这些都便于开展研究计划。这些研究的目的在于生成行动知识。行动知识是因为实践者的积极参与而生成于组织实践,而非由社会科学家创造并证明它的有效性,然后作为一种技术交给实践者的知识。这一行动知识既对学术共同体有利,也对实践者共同体有益。从行动知识发展的角度来讲,该研究的作用在于拓宽了知识创造在实践者和学术界之间转换的渠道。④Coghlan,D., “Insider action researc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Management Research News,2007,Vol.30 No.5： 335－343.

(二)应用于组织变革和组织系统学习

组织发展包括系统改进、组织学习和变革管理等方面,都适合开展局内人行动研究。因为这些方面符合进行研究的三个方面要求⑤Coghlan,D., “Insider action research projects： Implications for practising managers”,London： Management Learning,2001,Mar.,Vol.32(1)： 49－60.：一是它们是真实事件需要及时处理;二是它们为有效行动和学习提供了机会;三是它们促进了真正有关组织理论的发展。其实,可以归纳为两点：组织变革和组织学习。

首先,解决实际问题,聚焦组织变革。局内人行动研究逻辑起点在于要解决实际问题,促进组织变革。“局内人”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范围和边界,反映了存在相对固定或稳定的领域,例如组织、系统、机构、单位或社区。“局内人”与 “行动研究”的结合突出了作为组织系统内的实践者角色的成员或员工开展研究。由此可见,局内人行动研究聚焦组织发展,解决组织系统存在的实际问题。众所周知,组织系统通常存在几个主要问题：一是组织官僚化;二是组织冲突;三是组织防卫。局内人行动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尝试回应这些问题。第一,创始人杜威及勒温试图表明,行动研究期待通过民主价值向传统的科学权威挑战,旨在去除组织的官僚化和权威化日益严重,发展科学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模式。⑥克里斯·阿吉里斯,罗伯特·帕特南,戴安娜·麦克莱恩·史密斯：《行动科学——探究与介入的概念方法与技能》,夏林清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5页。局内人行动研究以民主的价值理念来融合组织不同群体的实践者,包括普通员工、中层管理人员和高等领导者,并凸显实践者的实际价值。第二,组织中的冲突被人们所共知,人们往往回避或掩盖冲突,或者对冲突司空见惯,但是这些冲突时常困扰组织的发展。即使有部分人试图解决冲突,但是大多数人无可奈何地忍受着冲突,因而,局内人行动研究试图通过个人反思和与他人合作共同行动来直面组织冲突,化解组织冲突。第三,所谓组织防卫 (organizational defense),就是当面对困难或威胁时所产生的一种自我保护反应。组织防卫一旦出现,就会阻断对困难或威胁的深层探究,使得参与者无法发现困难或者威胁产生的根本原因。局内人行动研究在整个过程融合第一、第二和第三类人来共同反思、交流和共享,共同行动促进组织发展,首要前提在于消除认知偏见和克服组织防卫。

其次,实施组织学习,提升行动质量。局内人行动研究除了解决现实问题、促进组织变革之外,还在于有助于组织学习,而学习也是为了行动和改变。阿吉里斯和舍恩在 《组织学习：行动理论之观点》中认为,组织学习的意义为 “组织学习是为了促进长期效能和生存发展”。组织学习的概念虽然是从 “个体学习”(personal learning)发展而来的,但组织学习绝不是个体学习的简单加合。组织学习的重要特征是组织成员和组织之间的交互行为、组织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组织文化的构建。建立在组织学习机制基础上的管理机制是组织提升行动质量的重要动力。学习机制也是局内人行动研究的核心特征,主要是有意识的、有计划的积极行动特征,旨在促进和鼓励组织学习。它旨在形成一种动态的学习能力,包括发展一种特定的新的组织能力而进行学习的要求。乔纳斯·罗斯 (Jonas Roth)等①Roth,J.,Shani,A.&Leary,M., “Insider action research：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new capability development within a biopharma company”,London： SAGE,2007,Volume 5(1)： 41－60.和米歇尔·斯德宾斯 (Michael W.Stebbins)等②Michael W.Stebbins,Judy L.Valenzuela,and Jean－Francois Coget, “Long－Term Insider Action Research： Three Decades of Work at Kaiser Permanente”,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2009： 37－75.阐述了三种学习机制,包括认知机制、建构机制和程序机制。认知机制主要在局内人行动研究中以某种方式达成一种共识,包括对成员或组织的现状的认识以及需要学习和实现改变的目的,这些认知驱动组织成员去进行有意义的操作和行动;建构机制鼓励以工作为本的学习,包括创造新的交流渠道、建立横向结构,通过各种核心组织单元、变革角色和团队、正式和非正式论坛,形成互动学习网络,来促进有关新实践的学习;程序机制关注规则、日常事务、方法和工具,这些在组织中以制度化形式来推进和支持学习。通过一种有计划的、前瞻性的集体学习,旨在促进和鼓励组织行动,提升行动有效性,实现组织的持续发展。

(三)应用于个人能力和职业生涯发展

首先,提高个人的研究能力。上文已有提及,朗尼根提出支撑第一、第二、第三类人探究的知识结构有三个步骤过程：经验、理解和判断。如我们关注自身内部或外部的经验,然后,我们对我们的经验提出质疑。正在发生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对这些观点进行反思和考察其证据,来追问这种洞察力 (判断力)正确与否。局内人行动研究采取类似的研究过程。局内人行动研究,要求作为实践者的管理者或组织成员重视身边的知识或经验,将熟悉情境、及时事件和特殊知识带到学习项目中去。研究者兼实践者,不再只是积累新知识和应用新技能,而是凭借更接近事实或了解更多系统内情况的优势,通过反思过程,能够清楚地将在组织系统中被社会化分割的缄默知识表达出来,并将一些新方式进行内化,在个人和专业的演化过程中重构自我感知和世界观,构建一种新理论知识。③Humphrey,C., “Dilemmas in doing insider research in professional education”,Qualitative Social Work,2012(5)： 572－586.此外,研究者个人的学习,是通过行动研究来促进他们自身的行动学习来进行的。当然,如果研究者的目标是在更大和更复杂系统中进行有效变革,个体的学习和变革是不够的,它需要与团体或组织学习和变革进行结合,实现整体的学习和变革。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实践者个人学会关注自身经验、学会批判、学会反思、学会判断以及学会学习等相关能力,对实践者个人进一步开展研究,或进一步修读学位都有重要的作用。无疑局内人行动研究有助于提高个人的研究能力。

其次,促进个人的职业发展。科格伦认为,局内人行动研究需要处理三个核心问题：前理解、二元角色 (组织者和研究者)、管理组织政治。它们是区别于局外人研究的重要特征④Coghlan,D., “Insider action researc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Management Research News,2007,Vol.30 No.5： 335－343.。在局内人行动研究中应对这三个问题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对个人行动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包括自我反思、理解他人、与他人沟通、与他人合作的能力,同时也要求学会应对组织政治。局内人研究者在行动研究过程中应将自身看作 “政治企业家”⑤Bjorkman,H.and Sundgren,M., “Political entrepreneurship in action research： learning from two cases”,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Management,2005,Vol.18,No.5： 399－415.,需要政治灵活性。这种个人角色和能力,对作为一个组织成员和局内人行动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个人在组织或系统中的职业生涯发展也非常重要。作为实践者在组织中开展行动研究,不同于局外人研究者或专家、顾问,因为局外人始终是旁观者,并不能完全地涉入组织,组织发展也无法影响他们的根本利益。可以说,局外人始终不能真正对组织发展给予特别的 “关心”,或者说无法达致局内人所具有的忠诚度和责任感,但局内人不同,他个人的发展与组织发展息息相关。局内人开展行动研究旨在促进组织发展,同时也为充分实现个人的价值创造良好的机会,个人的职业生涯也可以得到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局内人行动研究有助于促进实践者个人能力的提升,也有益于个人在组织或系统的职业生涯发展。

七、结 语

综上所述,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对立状态催生了局内人行动研究的产生,反映其现实合理性。同时,局内人行动研究的发展符合理论逻辑性。局内人的实践经验之所以能够进行探究,并且能够与其他人分享,在于其所依据的客观本体,即包含机制和结构的客观实在;实践者的经验之所以可以被研究,在于局内人行动研究主张主体认知、行动选择要与相应对象进行现实联系的认知方式;局内人行动研究不仅对个人、组织、学术共同体发展,而且对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等都有重要的价值。同时,运用 “一般经验方法”,把三类人的知识和经验进行连通,并付诸行动,从而深刻理解人类生活的诸多意义。另外,局内人行动研究与其他研究方法不同,它具有独特的内涵特征。这一研究未来在国内可以应用在专业教育和专业学位研究、组织变革和组织学习以及个人研究能力和职业生涯发展等诸多方面。总之,局内人行动研究为 “实践者”作为 “研究者”提供了可行的路径。藉此,数量庞大的实践者群体在追求 “实践者与研究者合一”的身份认同过程中超越自我,与他人一起行动,共同改善实践和生成知识,对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预见,局内人行动研究因其具有厚实的实践基础,必将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