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

我们来谈谈城市公园的历史，或许可以纠正你的一点偏见。晚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为预备立宪，派遣端方、戴鸿慈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相传戴鸿慈等人第一次见识西方城市的公园，感慨万端：“每至都会繁盛之区，必有优游休息之地，稍得闲暇即往游观，辄忘车马之劳，足益见闻之陋。初犹以为欧美风俗所趋，未必有关政俗，继乃知其专为导民而设，无不具有深心。”戴鸿慈笔下的“优游休息之地”，是指欧洲的城市公园，回国后，五大臣便奏请朝廷，在“京师首善之区”与“省会繁盛处所”兴建城市公园。让市民“共优游于文囿艺林之下，而得化民成俗之方”。

其实，如果我们像戴鸿慈等人考察西洋城市那样游历宋朝的城市，大概也会惊奇地发现，宋朝的“都会繁盛之区”，也是“必有优游休息之地”。换言之，早在11到13世纪，中国已经出现了城市公园的公共设施。

许多人可能会说，不对，因为世界上最早的公园，是1843年英国建造的伯肯海德公园；而中国的第一座公园，要么是1868年在上海租界内修建的“公家花园”就是后来有“狗与华人不得入内”传言的外滩公园），要么是1864年8月对民众公开的香港“兵头公园”。总而言之，在西方文明传入之前，中国传统社会是没有公园的，只有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人才知道原来还有公园这样的城市装置，而最早建成公园的地方，也只能是得风气之先的殖民地或租界。

事实上，即便我们对“公园”作严格的界定——首先，公园的修建、维护与管理都由官方主持，跟私家园林不同；其次，公园在空间意义上是封闭的，通常有围墙跟外界区隔开来；其三，公园之内有人工建造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竹木花草等景观与游乐设施，跟自然山水不一样；最后，也即最重要的一点，公园在准入意义上是开放的，敞开大门，供公众游玩、观赏、娱乐、休憩——我们仍然有充足的证据认为，宋朝的城市普遍都有这樣的公园。

【皇家林苑与郡圃】

宋朝的公园到底是哪些园子呢？在京师开封府，具有城市公园属性的建筑主要是一部分皇家园林。你可能会说，皇家林苑不是皇室的禁苑吗？怎么可能是任人游赏的公园？但宋朝是个例外，因为它有一部分皇家林苑是定期对公众开放的，具有城市公园的功能，如琼林苑、金明池、玉津园。每年的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琼林苑和金明池都要打开大门，纵民游览，这叫做“开园”“开池”。

“开池”前夕，朝廷会提前贴出公告，“预出榜申明：祖宗故事，许士庶游金明池一月”，欢迎大家前往游园。开放期间，宋政府照例还要在金明池组织、举行盛大的水上节目表演，包括“水战”（水师演习）、“百戏”（水上杂技）、“竞渡”（游泳比赛）、“水秋千”（跳水表演）、“龙舟争标”（赛龙舟）等等。

所以，每年从三月一日到四月八日，金明池内，游客如蚁，观者如堵，按《东京梦华录》的记述，“虽风雨亦有游人，略无虚日矣”。精明的宋朝商家抢先在金明池的岸边搭起彩棚，租给游客，“两边皆彩棚幕次，临水假赁，观看争标”。金明池边的宝津楼，是皇帝观赏百戏表演与赐宴君臣的所在，“寻常亦禁人出入，有官监之”，但在水戏表演时，天子与民同乐，宝津楼下也不禁游客，“皆高设彩棚，许士庶观赏”，每有御驾亲临，游人亦不须回避，争相观睹。

大型水戏表演结束后，市民还可以自由地赁船游赏金明池。也可以在宫殿中玩耍、购物、关扑（赌博）、看艺人杂耍，因为金明池上的宫殿亦“不禁游人”。

由于游园的市民太多，人潮中难免会发生一些小摩擦，宋政府又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出台了一条法律：“金明池、琼林苑先许士庶行乐，或小有纷竞，不至殴伤者，官司勿得擒捕。”

将一部分皇家园林辟为公共园林，定期对公众开放，并且作为一项国家制度固定下来，这是宋王朝特有的国家公园建制，宋后便不复闻，以至于清末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应邀参观奥地利皇室的离宫时，发现国王的离宫居然对市民开放，“工人士女来游者甚众”，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尽管琼林苑、金明池等皇家林苑每年都会对公众开放，但有机会入园游览者，恐怕多是居住在京城的市民。但京师之外的州人，也会有公园游赏——那些建造于地方州县的城市公园，宋人称之为“郡圃”“州园”“县圃”。郡圃、州园是州郡衙署的附属园林；县圃则是县衙的附属园林；有些公园选址远离衙署，又称“别圃”。

有时候，宋人也将郡圃叫成“公园”，如北宋诗人吕陶写过一组诗，题目叫《寄题洋川与可学士公园十七首》，这里的“公园”，指洋川郡圃；另一位叫李弥逊的南宋诗人写过一组《秋居杂咏》，其中一首写道：“公园十亩余，日陟亦成趣，浮阴未全收，晴沙已胜步。杖藜相与行，童稚离冠屦。枯鱼泳微漾，悴菊饮晞露。换物各有时，抚怀偶轩虑。安得三迳余，诛茅种瓜芋。”诗中的“公园”，便是郡圃，而从“杖藜相与行，童稚离冠屦”的诗句，还可以看出此处郡圃有老人与儿童在游玩。

出于叙述的方便，我们将别圃、郡圃、州园、县圃都统称为“郡圃”。

【郡圃姓“公”】

但我们凭什么认定宋朝的郡圃是城市公园呢？不妨按我们前面对“公园”的界定，对宋代郡圃略作考察。

郡圃一般依山傍水而建，有围墙跟外界相区隔，园内既有湖光山色等自然山水，也有亭台楼阁等人造景观，风光宜人，自不待言。

而郡圃的建造，通常由地方政府长官主持，使用的资金通常是公帑。来看看北宋元祐初年高邮军郡圃“众乐园”的修建过程：“高邮当东南冲会，名之为军，而邑居繁盛。加之鱼稻之富，人足于衣食，其情闲暇，则思有所适，以寓一日之乐焉。方岁时相与提携，乃无园榭之游，既又中废而为邑者十四年，民重思其所乐，而自谓终莫之得也。”高邮军乃鱼米之乡，人民丰衣足食，日子过得十分闲适，却找不到一个公园游乐。有鉴于此，朝廷于元祐初年“诏复旧额，且赐金以葺之”，下诏恢复“高邮军”的建制，并拨了一笔款子用于建设公园。

高邮军太守毛侯渐遂利用这笔拨款，于“牙墙之东获废地几百亩”，砌起围墙，作为公园的园址，并命名“众乐园”。但他很快就离任了，继任者杨蟠又于园址内“披榛斸莽，窥幽睨胜，抗高趋深，依偎附向，冲连贯续，基而建之”，建造了“时燕堂”“华胥台”“摇辉池”“四香亭”等景观，又“植四时之佳花”，“环以修竹，带以流水”。

显然，高邮军郡圃“众乐园”是由朝廷拨款建造的。不过更普遍的情况是地方政府出资修建郡圃，如滁州的郡圃“思贤堂”，是太守张商卿用地方财政结余修建的：“置搜铢积，得钱不满十万，厥材售之上江，厥役董之暇兵。叉负偃植，砖瓦竹庐，不以语民，悉营诸市，皆先优给其值。”

公园的设施需要修护，宋朝郡圃的维护经费通常也是来自政府拨款，如杭州西湖畔的公共园林，“州府自（元宵）收灯后，例于点检酒所开支关会二十万贯，委官属差吏雇唤工作，修葺西湖南北二山，堤上亭馆园圃桥道，油饰装画一新，栽种百花，映掩湖光景色”。

郡圃还有专人负责日常管理，日出开门、日落闭园、打扫落叶之类。这些官方委任的管理人员，没有固定的称呼，在宋人的“园记”中（宋朝士大夫建造郡圃，往往都会自己或请人撰写一篇园记，阐明造园的初衷），他们常常被叫成“园丁”“园之守”“圃之守”“守护之卒”。

但是，如果仅仅因为郡圃由官方建造与维护，我们还不能判断它是否具有城市公园的公共属性，因为，如果官府建了一座漂亮的园林，只供官员游赏，那么显然它不是公园，而只能说是“官园”。因此，我们需要确定一个问题：公众是否可以进入郡圃，分享郡圃的美景。

大量的材料证明，宋朝的郡圃是对公众开放的。高邮军建“众乐园”，初衷便是为了满足居民的“园榭之游”，“众乐园”的命名便表明这是一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公共园林；杭州政府每年拨款二十万贯会子修葺西湖园林，也是“以便都人游玩”。苏轼有一首描述郡圃的小诗写道：岁岁开园成故事，年年行乐不辜春。”正是宋朝郡圃开放传统的写照。

具体而言，宋代郡圃的开放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常年开放，一年四季均可入园游玩，如福州的郡圃“瓯冶池”：“亭阁其上，而浮以画舸，可宴可游。亭之北，跨濠而梁，以通新道。既而，州人士女，朝夕不绝，遂为胜概。”

另一种是定期开放，通常是在百花盛放的春季开园，一至数月后闭园，如成都的郡圃“西园”：“每岁寒食，辟园张乐，酒垆花市，茶房食肆，过于蚕市。士女从观，太守会宾僚凡浃旬，此最府庭游宴之盛。近岁自二月即开园，逾月而后罢，酒人利于酒息，或请于府展其日，府尹亦许之。”按慣例，西园于寒食节开园，大约一个月后闭园。由于开园期间，园内的酒肆茶坊生意非常好，商人申请延长开园的时间，政府也应允了。

成都西园不但定期开放，而且开园首日，政府还在公园中举办娱乐活动，以娱游人。请看宋人庄绰《鸡肋编》的记载：

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使宅后圃名‘西园，春时纵人行乐。初开园日，酒坊两户各求优人之善者，较艺于府会。以骰子置于合子中撼之，视数多者得先，谓之‘撼雷。自旦至暮，唯杂戏一色，坐于演武场，环庭皆府宅看棚。棚外始作高凳，庶民男左女右，立于其上如山。每浑一笑，须筵中哄堂众庶皆噱者，始以青红小旗各插于塾上为记。至晚，较旗多者为胜。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为数也。

看起来有点像说相声大赛，评委就是游园的观众，凡能将全场观众逗得哄堂大笑的艺人，可得一枚青红小旗。一天下来，哪位艺人得到的小旗最多，即为最佳艺人。

这种由政府建造，供公众游玩、观赏、娱乐的郡圃，如果不能说是“公园”，那还有什么可以称为“公园”呢？

现在的问题是，像成都西园这样的郡圃，是个别州郡才有，还是普遍建设于各个城市？宋人自己是这么说的“天下郡县无远迩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园池台榭观游之，所以通四时之乐”。换言之，当时的大城市（州郡）普遍建有郡圃，甚至一些小城市（县城）也跟风营造县圃。

今人的研究也可证明这一点。据园林建筑史学者毛华松先生的统计，《宋元地方志丛刊》缉录了14个府志与5个县志，明确记载的郡圃有11个、别圃1个、县圃13个；南宋《舆地纪胜》记录了宋朝200个州府军监，而收录的城市园圃多达217个，“几乎是每州都有代表性园圃记载”。

【与民同乐】

为什么宋王朝要将一部分皇家园林定期向公众开放、纵民游玩？为什么当时的地方长官热衷于兴建郡圃，岁岁开园”“年年行乐”？

我相信，最大的推动力来自宋朝君主与士大夫信奉的一项施政理念：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天子（官府）与民同乐。“众乐乐”“与民同乐”之说，均出自孟子。孟子拜见齐宣王，听说宣王喜欢音乐，便跟他大谈“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的道理；他拜见梁惠王，看到惠王修建了一座园林，又大谈“与民同乐”的道理：“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

大家都承认孟子说得有道理，但没人拿这话当回事。直至宋代，“与民同乐”才成为了落地的时代精神与施政理念。我们去看宋人修建郡圃的“园记”，便会发现，主持工程建设的地方长官总是一遍遍强调：造这个园圃，并非贪图享乐，而是为了让人民共享岁月之静好、太平之逸乐；而满足人民享乐的精神需求，则是地方长官的职责所在；若当地缺乏一个供民众游乐的公园，则是地方长官的过失了。

宋王朝将一部分皇家园林定期开放给都人游赏，并驾临金明池观赏水戏表演，自然也是为了向国民传达“天子与民同乐”的政治姿态，宋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便这么说，“宋朝便有个金明池，都有四时美景，倾城士女王孙，佳人才子，往来游玩。天子也不时驾临，与民同乐。”

但宋亡之后，“与民同乐”的施政理念便不再被强调了，明清时期的士大夫甚至对宋代盛行的“与民同乐”风气很不以为然，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夫之便认为，宋人广修郡圃，计其供张尊俎之费，取给于公帑者，一皆民力之所奉也；而狱讼征徭，且无暇以修职守；导吏民以相习于逸豫，不忧风俗之日偷，宜其为治道之蠹也滋甚”。

时代观念的转变，使得宋后的地方政府不再有兴趣与热情去营造郡圃，许多宋朝留下来的公园也都荒废了，如元朝重修镇江府的衙署，“混一崇朴汰奢，凡偃息游宴之所，壹皆撤去”。所谓“偃息游宴之所”，便是指旧宋镇江府的郡圃。

有些郡圃虽然保存了下来，却失去了纵民游乐的公共性，如宋时，潮州的西湖山是一个开放性的公园，但在明初洪武年间，潮州重筑城墙，将西湖山与市区隔离开来，致使西湖山的公园功能迅速衰退，沦为官员公余憩息的封闭空间。

不过，开放式的郡圃并未完全消失，明初福建的提刑按察司，就建有园圃，“有池亭楼阁花木之胜，总名曰‘乐圃，纵民游观”。这个“乐圃”应该是宋时福建路提刑司郡圃的遗存。

清末光绪五年（1879年），甘陕总督左宗棠驻节肃州（今甘肃酒泉），捐出俸银200两，疏浚肃州泉湖，并环湖筑堤，种植杨柳花树，建造台榭楼阁，将泉湖建成酒泉公园，“近城士女及远近数十里间扶老幼稚，挈伴载酒往来堤上，姿其游览，连日络绎”。许多园林史研究者据此认为，酒泉公园是中国人自建的第一个公园。其实，左宗棠建酒泉公园，不过是接上了宋人修郡圃的余绪而已。

如果说明清时期的公园如同“雪泥鸿爪”，那么，两宋时期的公园可谓是“雨后春笋”。清末出洋考察五大臣称西洋的“都会繁盛之区，必有优游休息之地”，他们却不知道，此话如果用来描述宋朝的郡圃，也是非常恰切。只不过宋人兴建公园的传统差不多中断于后世，近代文人无见识，只好将一切归咎于传统，而专取法于西洋。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