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衡

“五一口号”出炉

1948年春，解放战争进入了生死拼杀的关键时期。

一方面，在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当局召开充斥尔虞我诈的所谓“行宪国大”，登上总统宝座（4月19日）的蒋介石在这次“国民大会”上仍旧宣称，“在最近六个月以内，国军有绝对把握消灭黄河以南匪军所有的兵力，决不让他有整个师或整个旅的存在”。

另一方面，也是在4月份，中共中央把大本营迁到河北平山县的小山村——西柏坡，而毛泽东则住在距离西柏坡七八十里的华北野战军司令部城南庄，忙于指挥全国战局。这时，经过两年交锋，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增至280万余人（其中正规军近160万）。3、4月间，西北野战军解放革命圣地延安，东北野战军解放重镇四平，中原战场的刘邓大军更是千里挺进大别山，将战线从黄河流域推进到长江北岸，对南京政府形成巨大威胁，这标志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而总兵力仍占优势的国民党军（365万人）则被迫转为战略防御。就连国民党的支持者美国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军已无力阻止“共产党战略所定的任何军事行动……似乎很少有有效的抵抗的希望”。

正是在这种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形势下，中国迎来了1948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依照惯例，在这一节日到来时，中共中央都会发表宣言、口号，刊发文章、社论。譬如在1927年5月1日，中共五大就分别发表了《告世界无产阶级书》与《告中共民众书》；在上一年（1947）的5月1日，毛泽东撰写的一篇评论亦庄严宣告蒋介石已陷入全民包围之中。

1948年的国际劳动节自然也不例外。當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负责新闻发布的新华社社长廖承志眼看“五一”快到了，当然要请示中央，是否有什么东西要发。于是，他向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当时的中共党内，既有像毛泽东、刘少奇式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不乏像胡乔木式的理论功底厚实的理论工作者。”历史性的“五一口号”初稿很快就起草完毕，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

这份初稿总计24条，内容主要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向各方面的致敬和问候。毛泽东对“五一口号”做了修改。初稿第5条原本写作“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毛泽东将其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修改意义深远——1939年，毛泽东曾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将“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而在革命将要走向胜利之际，五一口号”第5条的修改更是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诚意和决心。此外，毛泽东又将初稿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划掉，将第24条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以冀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就这样，修改后的“五一口号”一共23条，于1948年4月30日通过陕北的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同一时间，新华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广播。次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五一口号”，口号仍以“新华社陕北三十电”电头，共23条，竖行排列，口号上端印有毛泽东头像。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发表。可以说，“五一口号”首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确定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奋斗目标，并向全国人民表明，要为尽快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

“五一口号”公布之时，恰逢南京蒋介石当局“行宪国大”闭幕之日。这边厢，国民党一意追求独裁，围剿共产党、取缔民盟，迫使各民主党派领袖纷纷远避香港；那边厢，中国共产党却在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刻主动邀集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起组建民主联合政府。两相对照，恰如中国民主促进会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中所言，正在中国反动的“国大活剧演成之后，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五一口号，把实现中国新民主国家的具体任务，完全无缺地呈现在中国人面前”。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中国命运的两种前途面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毫不犹豫地做出了正确选择。“五一口号”发表后第二天，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集会讨论，一致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我国“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联合通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和全国同胞，公开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同日，他们通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和全国同胞，希望“共同策进”。

一石激起千层浪。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布告台湾同胞书；5月，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分别发布宣言；6月9日，中国致公党发布宣言，14日，中国民主同盟发布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2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声明……12位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名通电一经发出，各民主党派一呼百应，群起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可谓“众星拱北、四海归心”。

到了1949年1月22日，由李济深、沈钧儒等55位民主人士签署发表的《我们对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首次明确提出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此后，许多代表人物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参加1949年9月新政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五一口号”已成为70年前的历史，但其承载的多党合作的优良传统、风雨同舟的精神力量却能穿越时空，烛照当下。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重提“五一口号”，带领大家重温这段历史，就是希望各民主党派“弘扬优良传统，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与中国共产党一道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