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景宇

有一次，彭真同志对我说：“我爱读诗，但不写诗。诗为心声，是感情的宣泄；诗又是艺术，要写好，没有功底不行。不能说我没有心声、没有感情，只是没有下过功夫，写不好。”他说这话，是中肯的。我曾目睹他读毛泽东诗词和鲁迅诗时的专注与兴奋。他还与我共赏过瞿秋白的诗，并对我逐首讲解诗中的含意和秋白当时的心情，颇有独到见解，使我受益匪浅。至于他说不写诗词，并不确切。至少我见过两首：一首是词，写于1975年5月24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身陷囹圄9年后被“流放”秦岭商洛山区与妻子、儿女团聚时感情的抒发；再一首是诗，写于1981年2月5日，这首诗对我来说格外珍贵，一则它是特意写给我的，二则它是一首哲理诗，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可以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这些后来人的政治遗产。为了表达对老首长的深切怀念，我想把当年他写给我的那首诗的由来和含意如实记载下来。

一

1980年，彭真同志78岁，已逾古稀，工作却是异常繁忙，除了协助叶剑英委员长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以外，在他的工作日程上有三件大事：一是作为“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主持研究、指导“两案”（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审判工作；二是作为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修宪工作；三是作为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主持整顿社会治安工作。用彭真同志的话说，三件大事“都关系着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要对人民负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一点马虎不得”。……